张习涛，何 新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520）

当代美国文坛，尤其是新千年以来，刮起一股新鲜而靓丽的少数族裔风，亚裔美国文学作家声名日隆，不少作品甚至进入经典美国文学之列，尤其是亚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新作品的不断涌现，年轻的亚裔美国作家也成为出版界文学界的新星。与之相关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学术研究也迅速升温，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亚裔美国人这个曾经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群体，逐渐为美国主流所接受，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其中，越南裔作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黎氏艳岁（Le Thi Diem Thuy）则是这批越南裔作家中出类拔萃的新锐。黎氏艳岁生在战火纷飞的越美战争中，年仅6 岁就目睹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纷纷逃离满目疮痍的家乡逃难美国。母女离散两年才再相聚。正是因为这些少有的悲伤经历的注入，使得《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一经面世就获得古根海姆奖，黎氏艳岁也因之一跃成为美国文坛的后起之秀。

《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是本半自传体的越战回忆录，在面对着必然出现的暴力和创伤的话题，从语言认同到身份认同，黎氏艳岁的作品饱含诗情画意的叙事，在越美回忆与现实中穿梭，呈现出越裔美国民族主义特质。

1 文化翻译：语言塑造身份

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言，今日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1]。他还认为人们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过程,正因为文化翻译的混杂性策略则开辟出一块协商的空间，这种协商既非同化,也亦非合谋。 通过这种混杂化的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利益群体或社会运动的文化。黎氏艳岁的文化翻译身份的确立也是经过一番探寻和适应的。黎氏艳岁熟稔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文学，她在大学期间就对此深有研究，曾在美国和法国游学研究法国殖民时期的文化，并选择用英语写作，进而更加确立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曾经的越南小女孩在经过二十多年在美国学习生活，在选择用英语写作并获得诸多赞誉时，她的认同才真正建立。这种认同是个痛苦的过程，6 岁的她正值语言开发的机遇期，从越南到美国，语言的急速转换，她必须在很大的压力下快速学习英语，以便为父亲翻译，同时代表父亲回答某些提问。她说她从未决定成为一名作家，当她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学会阅读以来，只是想要的获得英语能力。阅读对这个小移民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安慰。英语世界的故事给她打开了新的天窗，让她很小就明白这些语词会以某种方式召唤世界。后来，当文字让她意识到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时，她就成为了一名作家，而文字是她打开这些世界的钥匙，释放人、地方、时刻、问题和欲望。同时，在这个新国家，她找到了游弋于现代越南和当代美国之间的第三空间，并与其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声音。当她被问及会如何定位自己，是一个越南裔美国作家？一个越南裔美国作家？还是一个美国作家?她简洁地回答，只是一个作家，和文字打交道。文学是她渴望融入世界的标记，通过文字和句子的张力，唤起新世界。她从小就是父亲的贴身翻译，这让她意识到如果她只能够代表父亲回答某些问题（如姓名、住址、出生日期等），但却无法传达父亲的喜悦或悲伤，那么父亲所失去的、被历史的刀锋所逼着跨越的世界，就无从表达了。这里语言沟通了她与世界的全部。

在美国，共同价值观主导着公众话语，族裔民族主义更多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一种武器，因而民族主义更多被标签为爱国主义、美国人等共同价值议题。民族主义既影响着社会政治，又与日常息息相关。对移民族裔而言，“我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背后往往隐现民族主义的魅影。因而，我们更多时候只能通过这些亚裔美国作家如何想象、感知和书写各自的母国来辨识亚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接受和偏好。

黎氏艳岁是这个家族与美国发生关系的重要文化翻译，虽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够为父亲回答简单的英文问答。但我们仍然注意到小说中出现的对美国认知的隔阂和打破隔阂的努力。同小说中出现的围栏意象一样，小说叙述者无法真正接触到美国人的生活，只能像盲人摸象从外部来认识美国，体验到美国人对待她和家人等难民的态度，以及叙述者心理创伤。

2 族裔身份与文化冲突

在亚裔作家因其移民身份的特殊经历，以及在陌生的环境中多少存在的现实受挫和文化冲突，他们笔下的角色总是散发出对环境的违和，或者局外人的尴尬，这种失去身份的无根漂泊感在亚裔其他作家作品中表现非常强烈。在《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比较柔化，这种丧失身份的移民体验在几个细节中可以窥见其端倪。如小女孩在办公室发现玻璃盘内的蝴蝶的情节中，她写道：“当我拿起瓷盘时，我看到蝴蝶被困在一个黄色果冻壳中。虽然我把玻璃盘转过来，我找不到蝴蝶飞到的地方或者它可以再次向外推的地方。”当叙述者第一次遇到它时，玻璃盘内的蝴蝶可能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但她相信她可以听到它的翅膀跳动，并认为她可以理解它是一种求助的呼声。感觉与蝴蝶有关，她相信蝴蝶想要从玻璃盘中走出来并向她的叔叔寻求帮助，叔叔们当然拒绝帮助，告诉她蝴蝶没有灵魂。她继续追问如果蝴蝶没有灵魂，它会如何寻求帮助。对此，她的一位叔叔说：“这个国家哭的意思是什么？你的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花园里哭泣而没有任何结果。”这种说法的含义是，在越南哭泣意味着别的东西。尽管在越南可能存在很多意义，但在美国，至少对越南的叔叔来说，哭泣似乎毫无用处。在哭泣这么小的事情中，这部小说中的越南移民感到他们的本土文化与他们被抛出的新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3 温情叙事与美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通常分为四个维度，对美国国家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对英语语言的认同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尊重，国家自豪感、国民优越感的认同。

《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中有个情节，小女孩随父母四处迁居，住在琳达维斯塔路上时，有个崭新的海军住宅社区，当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不同的亚裔美国人在此读书时，由于许多老挝儿童姓杨，海军的小孩开始称所有难民孩子为“杨”。这个例子与所有亚洲人看起来都一样的虚假设定直接相关。由于所有这些移民被称为同名，他们都被制作为亚洲人的通用品牌。在这样做时，海军的孩子们正在剥夺亚裔美国儿童的个人亚洲身份，并没有承他们独特的文化，即使它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个人生活必然经历这挫折与不满，甚至是剧烈的冲突，但是整部小说摆脱了亚裔离散文学中这种常见的处理民族种族歧见羞辱与悲愤描写的方式，摆脱了寻找身份和融入主流社会这个常见主题。正如她所说世界各地有6500 万人因各种各样的世界冲突而流离失所，重要的是要理解战争是我们相互联系的一部分，不管它有多么困难和令人不快。

又如，在家这个概念的处理上，她认为家从来都是一个人创造的东西。“我站在那个小房间里，哭到手心的沙漠里。”她对家有种神秘而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和她写作时的灵光一样，感动、紧迫感和对苦恼的摆脱。正是这种信念，她把故事局限在一个家庭内，讲述着家庭中亲情和温暖，去缓解来自外界的压力。

4 结束语

黎氏艳岁的《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构造了一个充满向上与力量的爱与美好的世界，虽然背后的历史可能不堪重负和腥风血雨，但作者在语言的独立世界里净化、移植、构建了自由、多民族融合的第三空间，从而弥合了旧越南移民身份和纯正美国身份之间裂缝，勾勒出越裔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