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暑临

世人赏会吴玉如先生书法，首重行草书，因其风格凸显，造化神妙，因而知他是“二王”书学之正传，得历代“帖学”之法乳，而又综合源流，能自树立者。他也曾说：“行书当然以晋人擅场，而二王称极则。”此语虽针对行书而言，却实可代表他整体书学的主导思想。他少年时书法以“白折子”书和苏轼、赵孟頫等人的风格作基础，但青年时期即因“二王极则”的思想而探源归宗，不但勤奋研习《圣教》《兰亭》等“二王”名帖，对“二王”一脉历代书家皆染翰临池，对“二王”书法的体系构成、发展线索有他独到的看法。但是，世人对吴玉如先生的“碑学”观似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大概是因为他的大部分书法作品给人以强烈的“帖学”印象，让人无法过多地思考其书法与“碑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大概在于他的“碑学”思想其实是建立在“帖学”思想基础之上，并且最后也主动地归结到“帖学”范畴之内。

他对《元略墓志》的接受是上述论断的最好例证。他曾说：“初过弱冠，得魏《元略》，嗜临不间，而后知东晋脉传。”可见《元略墓志》对他捋清东晋书学脉络何等重要。而他能够通过此一石刻之书而参悟书法史脉络，其视角、思路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在传统的书学观念里，书学脉络之主流，尤其是东晋以来，与“碑学”不甚相关，而石刻与墨迹相比，对于书法的真相，又总是“隔”了一层，要么是多了一些凿迹刀痕，要么是少了一些笔肉墨情。在此之前的大部分书论家，都是把碑和帖看作截然殊途甚至水火不容，反而是像吴玉如这样的“二王”推崇者，在“二王”与《元略》之间，看出了碑帖二者的“木石前盟”，并大为鼓吹，又能于实践中发扬斯美，这是书学史上不得不引起思考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