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金萍

光阴如梭，一晃五春，文慧离开我已五周年了。我和文慧从相知、相恋到共同生活，文慧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我和文慧相识于1959年。那年9月5日，我们一起考入西安市儿童剧团（后更名为西安歌舞剧院），我学歌舞表演，文慧学大提琴演奏。那些年我独唱，文慧在乐队里拉大提琴。他常常给我讲歌曲的处理方法，在艺术上常有过人的见解。

1967年，文慧通过一位同学向我表达了交朋友的意愿。

1969年8月，我俩牵手。没有贵重的嫁衣，没有奢华的婚宴，在歌舞剧院的餐厅，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随后便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文慧在事业上一直很勤奋，很用功，专业一直保持优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歌舞剧院先后向中国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学习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在西安公演后，十分轰动，受到各方好评。文慧在乐队里担任大提琴首席，是剧院的业务骨干。

文慧还随团为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演奏过乐曲。一次是朱德委员长来西安与群众欢度“五一”劳动节，我当时还有幸唱了独唱；一次是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范文同到西安，在丈八宾馆做了专场演出。那时候演出任务很重，我俩经常同台演出，一起探讨艺术，生活非常舒心。我们的女儿也伴随着我们快乐地成长。

《天鹅》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经典作品，由文慧担任大提琴独奏，由一个舞蹈演员独舞表演，音乐与舞蹈联袂，堪称完美。文慧的老同学、歌舞剧院前任副院长、管弦乐队小提琴首席陈立群曾回忆说：“我和文慧一同考进剧院，从儿童剧《红色少先队》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再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几十年合作非常默契，我们的合作是眼神与心灵的交流，时常一个眼神就都‘心领神会’。”高三强副院长和文慧是事业上的朋友，和文慧很要好，他曾回忆说，“杨文慧老师当时在陕西乃至西安音乐圈子里，是公认的大提琴演奏家，拉琴有激情，渲染力非常强。我们愉快合作了十多年，弦乐四重奏共演出了几百场，在西安音乐界也引起了极大地反响”。由于在音乐上业绩突出，文慧先后被录入《中国回族大辞典》和《中国专家大辞典》。

上世纪80年代初，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都给剧院发了函，要调文慧到部队文工团任乐队首席，可剧院不放人，因为他是骨干。后来文慧得了眼病（色素膜炎），想要调动工作，时任市文化局局长的刘法鲁找文慧谈话，说可在文化系统内部调整，后来就安排他到市艺校任教。此后，从1985年直到退休，文慧一直在市艺校工作，带出了许多优秀学员，使他们后来都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文慧教学认真负责，待人热情大方。在艺校任教时，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求十分严格，生活上也十分体贴爱护。文慧一个学生现在四川音院教大提琴，他曾对我说：“杨老师是我今生遇到的一位好老师，我要以杨老师为榜样，刻苦练琴，并好好地教学生们成材。”

1987年，西安歌舞剧院民族舞剧《秦俑魂》赴英国爱丁堡参加第四十一届国际艺术节演出，文慧被邀请回歌舞剧院，在管弦乐队担任大提琴首席和独奏，为该剧的成功演出尽到了一份责任。

文慧为人热情厚道，人缘很好，退休后和小区的邻里相处得十分融洽，常常约朋友到家聊天、玩牌，为他们泡好茶，把苹果、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用牙签插好。朋友们说：“到杨老师这儿，喝茶吃水果，还能娱乐，杨老师做的可是赔本买卖。”文慧总是爽朗地笑着说：“弟兄姊妹们在一块，就是图个高兴，大家高兴，我也开心呀！”

文慧在家里也是一把好手，他人很勤快，很有担当，工作不忙时，就主动做饭、洗衣、管孙子，毫无怨言。对我们家的人也非常好。1971年我父亲突然病倒，文慧拉架子车把我父亲送到医学院、纺织城医院看病，还骑车去高陵买药，里外操心，百般照料。父亲去世后，文慧借来大卡车拉着家人和亲朋好友去给父亲送行，所有亲戚朋友没有不夸他好的。

有一年，我生病做了个小手术，他给我一天送几顿饭，又上班，又带孩子，连急带累，牙疼脸都肿了，也没有一句怨言，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我妈老年时住在我家养病，我做的饭不可口，文慧从艺校回来，吃了老人的剩饭，又重新给老人做了有滋有味的酸汤面……

2007年，文慧做了个小手术，术后基本平稳正常。2013年后半年，文慧又感觉身体不适，又做了手术。2015年6月病情开始加重。7月12日，文慧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太痛苦了，我不想治了。”我边哭边说：“你说你不治了，我怎么办？你要是走了，咱这个家怎么办？”这是我们在病房里的一次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7月17日中午11时36分，文慧合上了眼睛，走完了他73岁的人生路。

文慧，大提琴是你一生的伴侣，也是我一生的最爱。在你逝去的这五年里，我时常会播放大提琴的名曲，以寄托我的哀思。大提琴的声音，就像一位老人在讲故事，用低沉委婉的琴声诉说着人间冷暖。电视剧《庄稼汉》中那首插曲《天上星亮晶晶》，是咱们都喜爱的歌曲。记得你多次给我自拉自唱这首歌，这歌声至今依然在我心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