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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札观乐》看儒家文艺观

2020-03-09孙毓泽 原文杰

人物画报 2020年34期
关键词:儒家

孙毓泽 原文杰

摘 要:《季札观乐》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叙了一次重要的赏乐活动。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完整的批评文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呈现的儒家文艺观值得探讨研究,包括儒家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思想追求。

关键词:《季札观乐》儒家;文艺观

春秋时期,《诗经》常常被引用于外交活动当中。使臣们对《诗经》熟记于心,以引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在当时,文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孔子以“诗教”为中心的思想,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教化百姓最好的手段,二者观点相一致。他的文学批评也围绕着《诗经》展开。《季札观乐》一文,春秋后期的吴国公子季札奉命出使中原诸国,在鲁国聆听周乐的演奏,演奏得是《诗经》中不同的诗。季札针对每首乐曲都作出了评论,从中体现了诸多儒家文艺观念。

季礼评价《周南》和《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意为教化开始打下根基了,但还未完成,百姓辛苦劳动却不感到怨恨了。这是以诗乐反映对百姓道德教化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使得百姓的观念产生变化。而百姓意志的改变产生于诗乐的感化,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說中的“兴”,激发人的情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感发意志”。诗乐在潜移默化中感发人,促进修身。因此,文艺对社会具有积极影响,塑造与提升了人的道德修养,从而体现为整个民风的转变。季札评《唐风》时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通过《唐风》诗生发出的深思远虑,反映百姓的美德高尚。《礼记·经解》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说,进入一个国家,可感受到表现于外在的礼教。如果人民温柔敦厚,说明礼制规范,这是《诗经》教化的结果。“温柔敦厚”的诗教显现在人的性情柔顺、和颜悦色上,即季札所言“不怨”二字。如此,“温柔敦厚”不偏不倚,既不过激也不软弱,做到“适度”,便可达到“中和之美”,这是诗教的核心。通过诗乐,统治者得以教化百姓,随着百姓道德修养的提升,整个社会也会进步发展,对国家政治大有裨益。季札评论诗乐是从反映政治的角度,辨别政治和民风优劣,如评价《齐风》:“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因而可以看出,文艺为政治服务。

“中和之美”是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音乐曲调中正平和。季札评价《颂》时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曲调具有正直而不傲慢、忧伤而不哀愁、欢乐而不沉溺过度等特点,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孔子所言“思无邪”。在内容和语言表现方面都要做到委婉曲折,含蓄典雅,不过分直接坦露与激烈表达。

此外,在孔子看来,他最理想的社会乃西周社会。《论语·阳货》有云:“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希望恢复周礼。春秋时期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同时神的地位受到动摇、遭到怀疑。昭公十八年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当时的思想逐渐从“天”主宰过渡到“人”主宰,重视人的问题。成为圆满的人,便是季札欣赏《颂》后评价的“至矣哉”,即达到顶峰。每个人具备德行圆满的良好品质、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正是统治者所追求的政治上的圆满。然而,这样的圆满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顶点。《季札观乐》结尾处回归夏商周的音乐,唱跳兼具。季札看到《大武》的乐舞时,不禁感叹道:“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从音乐和舞蹈中看出当年周朝兴盛繁荣的景象。而看到跳《陬箫》时,则评论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赞叹德性已到了极致,其伟大覆盖天地,大概是最圆满的了。从音乐中感受到圣人的伟大且感叹圣人不易。最终季札听到《韶箾》时感受到天地对音乐的承载,这是最高的德行,是圆满的极致。从春秋时期回到夏商周时期,回环往复,仿佛追本溯源,吸收前人的智慧结晶,提升境界,形成了循环。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生命力旺盛,生生不息,同时具有传承性。此外,演出《诗经》时采用唱的形式,但到了夏商周音乐时,进而舞蹈起来,这打破了时空的距离与界限,与先人、历史合为一体,贯通现实与过去。汉代《毛诗大序》中曾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产生于情志。当不满足于心中深藏的情感时,便会渴望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便产生了诗;若语言无法完全体现情感,则运用长吁短叹;长吁短叹若仍然不足以表达情感,则用唱的形式,再不足,则手舞足蹈,体现诗乐舞三重层次。而《季札观乐》同理,唱出诗经,最后跳起夏商周的乐曲。诗乐舞合一,也显现出人与自然、社会、天地合一。若国家政治能至此,君主的统治便可称“圆满”了。从文艺中显示出如此政治观念,超脱现实,承载着思想,言志,以至精神、哲学境界。这便是从感性的艺术抽象出理性的思想观念,最后又回归、升华到感性的精神层面。乐曲以感性的直观叙述与评论更易于人对政治教化的理解与认识,潜移默化影响着百姓,从而知晓如何成为大德之人,进而引导社会、国家的进步。

《季札观乐》从音乐本身的曲调旋律到思想内容无不渗透着儒家文艺观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儒家文学批评的标准、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的紧密关系。同时,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刘成纪.《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J].中国文艺评论.2015(02):   48-55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金景芝.《对季札观乐的审美思考》.[J].唐山学院学报.2011(05):81-83

从《季札观乐》看儒家文艺观

孙毓泽 原文杰

(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144)

摘 要:《季札观乐》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叙了一次重要的赏乐活动。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完整的批评文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呈现的儒家文艺观值得探讨研究,包括儒家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思想追求。

关键词:《季札观乐》儒家;文艺观

春秋时期,《诗经》常常被引用于外交活动当中。使臣们对《诗经》熟记于心,以引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在当时,文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孔子以“诗教”为中心的思想,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教化百姓最好的手段,二者观点相一致。他的文学批评也围绕着《诗经》展开。《季札观乐》一文,春秋后期的吴国公子季札奉命出使中原诸国,在鲁国聆听周乐的演奏,演奏得是《诗经》中不同的诗。季札针对每首乐曲都作出了评论,从中体现了诸多儒家文艺观念。

季礼评价《周南》和《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意为教化开始打下根基了,但还未完成,百姓辛苦劳动却不感到怨恨了。这是以诗乐反映对百姓道德教化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使得百姓的观念产生变化。而百姓意志的改变产生于诗乐的感化,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说中的“兴”,激发人的情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感发意志”。诗乐在潜移默化中感发人,促进修身。因此,文艺对社会具有积极影响,塑造与提升了人的道德修养,从而体现为整个民风的转变。季札评《唐风》时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通过《唐风》诗生发出的深思远虑,反映百姓的美德高尚。《礼记·经解》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说,进入一个国家,可感受到表现于外在的礼教。如果人民温柔敦厚,说明礼制规范,这是《诗经》教化的结果。“温柔敦厚”的诗教显现在人的性情柔顺、和颜悦色上,即季札所言“不怨”二字。如此,“温柔敦厚”不偏不倚,既不过激也不软弱,做到“适度”,便可达到“中和之美”,这是诗教的核心。通过诗乐,统治者得以教化百姓,随着百姓道德修养的提升,整个社会也会进步发展,对国家政治大有裨益。季札评论诗乐是从反映政治的角度,辨别政治和民风优劣,如评价《齐风》:“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因而可以看出,文艺为政治服务。

“中和之美”是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音乐曲调中正平和。季札评价《颂》时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曲调具有正直而不傲慢、忧伤而不哀愁、欢乐而不沉溺过度等特点,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孔子所言“思无邪”。在内容和语言表现方面都要做到委婉曲折,含蓄典雅,不过分直接坦露与激烈表达。

此外,在孔子看来,他最理想的社会乃西周社会。《论语·阳货》有云:“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希望恢复周礼。春秋时期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同时神的地位受到动摇、遭到怀疑。昭公十八年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当时的思想逐渐从“天”主宰过渡到“人”主宰,重视人的问题。成为圆满的人,便是季札欣赏《颂》后评价的“至矣哉”,即达到顶峰。每个人具备德行圆满的良好品质、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正是统治者所追求的政治上的圆满。然而,这样的圆满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顶点。《季札观乐》结尾处回归夏商周的音乐,唱跳兼具。季札看到《大武》的乐舞时,不禁感叹道:“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从音乐和舞蹈中看出当年周朝兴盛繁荣的景象。而看到跳《陬箫》时,则评论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赞叹德性已到了极致,其伟大覆盖天地,大概是最圆满的了。从音乐中感受到圣人的伟大且感叹圣人不易。最终季札听到《韶箾》时感受到天地对音乐的承载,这是最高的德行,是圆满的极致。从春秋时期回到夏商周时期,回环往复,仿佛追本溯源,吸收前人的智慧结晶,提升境界,形成了循环。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生命力旺盛,生生不息,同时具有传承性。此外,演出《诗经》时采用唱的形式,但到了夏商周音乐时,进而舞蹈起来,这打破了时空的距离与界限,与先人、历史合为一体,贯通现实与过去。汉代《毛诗大序》中曾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產生于情志。当不满足于心中深藏的情感时,便会渴望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便产生了诗;若语言无法完全体现情感,则运用长吁短叹;长吁短叹若仍然不足以表达情感,则用唱的形式,再不足,则手舞足蹈,体现诗乐舞三重层次。而《季札观乐》同理,唱出诗经,最后跳起夏商周的乐曲。诗乐舞合一,也显现出人与自然、社会、天地合一。若国家政治能至此,君主的统治便可称“圆满”了。从文艺中显示出如此政治观念,超脱现实,承载着思想,言志,以至精神、哲学境界。这便是从感性的艺术抽象出理性的思想观念,最后又回归、升华到感性的精神层面。乐曲以感性的直观叙述与评论更易于人对政治教化的理解与认识,潜移默化影响着百姓,从而知晓如何成为大德之人,进而引导社会、国家的进步。

《季札观乐》从音乐本身的曲调旋律到思想内容无不渗透着儒家文艺观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儒家文学批评的标准、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的紧密关系。同时,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刘成纪.《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J].中国文艺评论.2015(02):   48-55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金景芝.《对季札观乐的审美思考》.[J].唐山学院学报.2011(0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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