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骁秦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喀左县境内多次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其中多有与西周燕国贵族有关的重器，造型华丽、庄重，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燕国与辽西地区的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青铜器;青铜文化;燕国

1 出土铜器与西周初年的燕国

《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国是两周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武王灭商之后，召公奭作为“三公”之一，被分封于东北幽州，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目的。《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幽州是古九州之一，其地包括今河北省北部至辽宁省部分地区。

文献典籍中有关燕国的记载较少，尤其是西周初年，《史记》中仅载“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厉王奔彘已在西周晚期，其间燕国世系失传，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燕国封地及第一代燕侯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

20世纪70年代，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被发现，此地墓葬中出土的铜器多铸有与燕国相关的铭文，尤其是琉璃河1193号墓葬中出土的克盉、克罍，记录了周天子册命太保召公奭元子克“侯于匽”的事迹，这些器物显示出西周早期燕国的中心在今北京地区，印证了传世文献中燕国被封于北方的记载，也解开了燕国始封于何人的谜团。此外，在山西翼城大河口等地发现的燕国器物，则揭示出燕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往来联系。这些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器用上都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相近，它们的大量出土，在燕国国史、地望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0年以来，辽宁省喀左县境内频频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其中多有燕器，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遥相呼应，有学者认为这是燕国势力已达此地的证据。本文从中选取4件铭文明确相关、有代表性者进行讨论。①

2 器物介绍

匽侯盂（图1） 通高24厘米，口径34厘米，底径23.5厘米，形体在青铜盂中较小。敞口外侈，方唇，双附耳上部有横柱与器颈相连。圈足高直，下部外撇，底呈高阶梯状。腹较深，腹壁较直，近底部圆曲内收。该器腹部的主纹饰为西周早期流行的顾首垂冠夔凤纹，两两呈轴对称分布，云雷纹衬地，圈足饰夔纹。夔凤纹亦见于周原博物馆藏折尊、旅顺博物馆藏父丁角盖、郑州博物馆藏“”铭凤纹提梁铜卣等器，是一种综合龙纹与鸟纹的特殊纹饰。装饰于匽侯盂上的这幅夔凤纹为鸟身龙头，顾首，上唇外卷，齿尖长，羽冠前垂至地，尾羽宽粗上翘，造型华美肃穆。器内壁铸有铭文五字—“匽（燕）侯乍（作）盂”。此器1955年出土于喀左县海岛营子村马厂沟铜器窖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属西周早期。

鱼父癸簋（图2） 通高16.8厘米，口径24.8厘米，底径17厘米。侈口，高圈足，无耳，腹壁近直。口沿下饰弦纹夹兽首及涡纹带，腹部为90个乳钉呈斜方格状分布。内底铭“鱼父癸”三字。此器与匽侯盂同出，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年代在西周早期。

伯矩甗（图3） 通耳高40.8厘米，口径25.5厘米，腹深17.5厘米。甑鬲联体，侈口，绹索状立耳，下腹微收，束腰，腰内有箅，箅上有五个十字孔，分裆，三柱足。口沿下饰一周雷纹带间兽面纹，鬲腹饰浮雕式牛首形兽面纹。内壁铸“白（伯）矩乍（作）宝（尊）彝”六字铭文。其形制、花纹同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所出戈父甲甗、圉甗相似①，器形相似者还发现于甘肃白草坡西周墓和湖北羊子山4号墓。该器1974年出土于喀左县山湾子铜器窖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年代在西周早期。

圉簋（图4） 通高29.2厘米，宽27.8厘米。圆体方座簋，鼓腹，腹两侧有以兽首、虎等三层立体浮雕组成的半环状鋬耳，下垂长方形珥，圈足下接方座。腹部前后各有一扉棱，以前后扉棱为中轴，构成两组大兽面纹。圈足上对称分布四个小扉棱，扉棱间满饰夔龙纹。方座四面各饰一组兽面纹。腹内有“王于成周王易圉贝用作寶（尊）彝”十四字铭文。其形制、纹饰与湖北羊子山4号墓双耳方座簋十分相似。该器于1978年出土于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铜器窖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年代在西周早期。

四件器物均为食器。盂一般作盥器，亦有作盛饭用者。甗，上甑下鬲，以箅相隔，专门用于蒸炊。簋，《说文》云“黍稷方器也”，《仪礼·公食大夫礼》言“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为盛放黍稷等粮食之用。在喀左发现的几处出土过燕器的铜器窖藏中都出现了比较多的食器，山湾子窖藏出土铜簋多达10件。而被认为可能属于商孤竹国的北洞1号窖藏中出土了5件罍。器以藏礼，周人摒弃商的重酒习俗而转向重食风尚已初见端倪。

从铭文来看，这几件器物的主人身份相当显赫，除匽侯外还有燕国官员。匽侯盂铭文中自名“匽侯”自作食器，在金文中，“匽”即“燕”，有时也作“”②，匽侯就是燕侯。目前发现的西周匽侯器较多，如前文提到的北京琉璃河克罍、克盉③，山西大河口墓地旨卣④，此三器分别属于“克”“旨”两位匽侯，匽侯盂或许属于其中一位。鱼父癸簋铭文简短，类似者见于琉璃河M1043所出铜爵，该爵一立柱外侧铭有“鱼鱼”，鋬内则有铭文“父癸”⑤，琉璃河圉簋内底铭有“伯鱼作宝彝”，可能也与之有关。伯矩器传世13件，伯矩鼎铭：“伯矩作宝彝，用言王出内吏人。”已故唐兰先生据此认为伯矩当是燕国的行人之官，负责迎接周王使者。⑥琉璃河M251还出土伯矩鬲、伯矩盘。伯矩鬲铭：“才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彝。”圉簋的铭文与圉簋相关器出于琉璃河M253，琉璃河圉簋、圉甗、圉卣与小波汰沟圉簋铭文相同，都记叙了周天子在成周赏赐器主圉贝的事情，可能是同批制作。琉璃河圉方鼎器盖内和器底铭：“休朕公君，匽侯易圉贝，用作宝彝。”从这些器物的铭文来看，器主“圉”曾受匽侯嘉奖，又曾往来于成周朝见周天子，应是当时燕国的一位高官。

3 喀左铜器窖藏的产生

喀左铜器窖藏的发现始于1941年，以20世纪70年代最多，在小城子、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5个地点6个窖藏坑内共发现60余件商周铜器①，所出器物年代至迟在西周中期前后。

喀左铜器窖藏的面貌颇为特殊，其铭文显示的来源颇为复杂，除燕器外，还有器物上有“史伐”“孤竹”“叔尹”“倗”“白”等不同的器主名或族徽，且无论从铭文还是器物组合来看，窖藏中所出器物均不成套。观察诸窖藏的埋藏情况，它们的发现地点相距不远，都浅埋在大凌河两岸台地或缓坡处。小波汰沟窖藏的发掘资料未刊，暂无法分析;北洞两处窖藏的窖穴经过了精心挖掘，刻意保持出土器物上口平齐，在填埋时也采取了保护手段;马厂沟与山湾子窖藏的窖穴则呈不规则形状，器物堆放凌乱，上下叠压、卧立不一，甚至有倒置和套装现象，呈现出紧张、草率的埋藏状态。这些情况与商周时期青铜器所蕴含的“礼治”属性格格不入。西周时期，青铜容器除实用外，也常被用于贵族之间各种礼仪、祭祀活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国族之象征，一个诸侯国遭到覆灭，往往伴随着“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匽侯盂、圉簋这样重要的礼器，本应作为器主的随葬品安眠在琉璃河墓地，或作为家族传承品，留给器主的后世子孙“永宝用”，而非流落在草草掩埋的窖藏中。尤其是在喀左铜器群出土地点附近，没有发现与琉璃河遗址面貌相似的遗存，这代表以琉璃河为代表的燕国势力在当时可能没有取得此地的实际控制权，可能也不是铜器的埋藏者，这些器物可能是在某种特殊背景下被运送至此并埋藏。

针对这一情况，学术界提出了“威信财”“劫掠”“战乱掩埋”等不同的设想。宫本一夫提出：这些铜器可能是殷人或燕人政权赠送给当地权力者的信物②;林永昌认为窖藏中出现的器物可能是当地某人群对以琉璃河为首的诸侯国（或方国）进行洗劫后获得的战利品③;韩嘉谷则认为，这些器物原本是姬燕政权的军事力量进驻辽西地区时，燕国不同将领所使用的日用器，由于燕国腹地受到来自山戎等土著部落的打击，军队回撤时将器物就地掩埋，暂作保存④。

虽然研究者们对于埋藏者的看法不一，但这几种设想实际上都出于对当时辽西地区不同政治势力冲突的考量。作为周王朝设立在东北地区的一道藩篱，燕国面临着来自殷遗和北方民族的双重挑战。喀左北洞2号窖藏及北京顺义牛栏山等地出土的“亞?侯”器所代表的?族，即周初封燕后臣服于燕国的殷遗，从铭文来看燕国对于此类顺从于己的殷遗族采取怀柔安抚政策，时常进行赏赐。与?族不同，东北地区常见于文献记载的孤竹国也是商代方国之一，文王时，“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武王灭商后，“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子，其对周人政权态度的转变可能也暗示孤竹国并不认可周人统治，故而有了“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史记·齐世家》），可以看出孤竹国与北方山戎，直到战国时期都给燕国带来了较大的威胁。而喀左铜器窖藏，可能正是辽西地区这些惊心动魄的冲突之缩影。

4 结语

西周初期，位于周王朝东北方边境的燕国基本保持着对周王畿的青铜文化和礼器制度的认同，然而在殷遗民和北方民族的压力下，燕国在辽西地区的政治危机也初现端倪。巍巍松岭之下，潺潺凌河岸边，或许还有更多历史的碎片等待考古工作者们拂去绿锈，解开燕国八百年往事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