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恺

摘 要：山西在北朝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时代，平城一时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六镇丧乱，权臣高欢以晋阳为“霸府”遥控邺都，之后更是作为东魏、北齐的“别都”，繁盛有逾邺京。在此背景下，山西北朝釉陶工艺上承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风，获得空前发展。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出土的北朝瓷器越来越多，向我们展示了北朝至隋时期釉陶的新发展。

关键词：北朝;釉陶;山西地区

最早出现施釉工艺的陶器是商周时期出现的原始瓷器，它们的表面有与陶胎结合很牢的一层玻璃釉质，与陶器相比，烧成温度更高，吸水率更低，更适合作为容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釉陶在西汉时大量出现，此时烧制的釉陶在釉料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的助溶剂—铅，由于铅的加入，釉陶一般只需要700～900摄氏度就可以烧制成，所以又被称为低温铅釉陶。汉代釉陶的着色剂主要是铜和铁，因此主要呈现绿、褐和黄色。东汉政权灭亡后，社会长期动荡导致釉陶的生产发展陷入停滞。北朝时期，各个胡族先后入主中原，掀起中国历史上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的高潮，中原地区传统的低温铅釉陶生产工艺与草原民族独特的文化信仰相结合，更由于中外交流的通畅，此时的釉陶生产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山西在北朝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里重要的北朝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所出土的釉陶遗物向我们展示了极具特色的地域风格以及时代风貌。

1 承继汉魏

北朝釉陶的器物类别除了常見的生活用具之外，陪葬明器更是考古发现中的另一大类，而且因为陪葬陶俑造型各异，其陶胎制作、施釉及烧制环节比寻常生活用器更加复杂，从造型更可见其对先代工艺的继承。

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漆画屏风引人注目，但墓中发现的300余件陶俑组成的俑阵更让人震撼（图1）。司马金龙父亲司马楚之本为东晋皇族，因国内政变而叛逃北魏，司马金龙承袭父爵，封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墓葬共出土陪葬陶俑300余件，均分布于墓葬前室与耳室，大部分为釉陶，少数灰陶，根据陶俑出土位置，文吏、侍从、武士、车马俑依次配置，共同组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的车马仪仗队伍，另有伎乐俑分布于耳室内，仿佛是为墓主人单独营造的伎舞享乐的空间。①出土铠马武士俑，其造型左手下垂似牵缰抚按战马，右手伸手平举，原似执武器，人、马边缘均饰红彩，通体施青釉，战马戴面帘，周身铠甲，威风凛凛，武士立在车马之前，当是墓主人的贴身侍卫。另一种骑马武士俑，坐骑未披铠甲，武士头戴鸡冠形风帽，姿势与铠马武士相似，处于仪仗队伍的前排，应为导路的轻骑仪卫。两种骑马武士俑通高均约30厘米。从这些骑马武士的造型可以明显看出其与先代骑马武士俑的承继关系。

陕西省咸阳市锡家湾出土大批西汉时期的陪葬彩绘陶俑，其中骑马俑共有580多件，包括大、小两种形制，大骑马俑通高68厘米，小骑马俑通高50厘米。②这些骑马俑通体彩绘，姿态生动，有的肃穆静立，有的昂首嘶鸣，有的还身披黑色铠甲。马尾和马背上的士兵都是另做放置的，可以取下来，可见其工艺之精巧。骑马武士或握有缰绳，或举有兵械，马匹造型与武士形态一直影响后世。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葬中出土一具褐釉陶铠甲马，通高46厘米。①战马通体施褐色釉，马首戴山字形冠，全身披鱼鳞状铠甲，形体高大，威武雄健。其形态与司马金龙墓出土铠甲马相比虽略显消瘦，但严肃端立，仿佛在等待出征。西安咸阳机场十六国墓出土马俑，通高28厘米，挺颈抬头、两耳上竖，马上络、辔、衔、镳一应俱全，马体肥壮。马背上鞍鞯，搭两面障泥，鞍鞯上垂三角形马镫，通体原有彩绘，可惜已脱落。②相对于秦汉时期的陶俑，北朝的陶俑制作在体量上要稍逊一筹，但由秦汉至魏晋再到南北朝时期，兵马陶俑的造型艺术确为一脉相承。北魏时期人俑造型的比例关系更加写实，而且大规模施釉陶俑的出现毫无疑问代表此时加工工艺的进步。司马金龙墓中成组成套釉陶俑的出现对考察当时舆服装扮、卤簿仪卫、军阵列队乃至中外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2 风气之先

北魏拓跋部在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习俗不断融合，拓跋鲜卑在丧葬习俗上受到中原文化制度的影响，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用以镇恶辟邪、护佑墓主人魂灵的镇墓兽即在这种影响下的表现之一。③北朝时期更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面镇墓兽这一新类型。太原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两件釉陶镇墓兽（图2），分别为人面与兽面④，在墓中位于墓门两侧紧挨蹲兽。两镇墓兽都呈蹲卧状，人面镇墓兽的脸部可见彩绘，白面红唇，浓眉圆眼，深目高鼻，头顶黑色战盔，盔顶竖立短戟，兽身蹄足，前腿两侧似有毛发状卷饰，背脊上竖立剑锋状鬃毛，兽尾，通体可见黑、红、白色彩绘。兽面镇墓兽首部高昂，兽面可见青色彩绘，獠牙如狮，其余造型与人面镇墓兽相似。两件镇墓兽造型雄浑质朴，线条流畅，其艺术造型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节呈现，但是尽显神秘狞厉的风格和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样的特征也一直延续至初唐。

3 孕育唐风

隋唐陶俑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卓著，长年战乱后难得的社会稳定、繁荣发展的生产经济和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共同造就了隋唐时期釉陶俑的艺术高峰。而隋唐时期釉陶俑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的，是在北朝时期的文化交融及生产发展的大环境中逐渐孕育产生的。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图3），双峰驼俑通体施黄褐色釉，体壮而丰腴，前腿挺直，后腿似在蹬地借力，脖颈弯曲，昂首望前。前面牵驼胡人昂首正回望骆驼，左手叉腰，右手似在用力牵拽缰绳。胡人俑头戴胡帽，高鼻深目，表情刻画细腻，人俑通体施釉，面部及腿部绘彩。工匠捕捉胡人牵驼瞬间的表情与动作，将人训练骆驼瞬间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另出土一件深褐色釉陶马，马匹左前足抬起，似遇险而急停，工匠将马匹神态惊慌的神情借助釉陶这一载体生动地表达出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出土的唐代洛阳胡人驯马俑精品（图4），胡人头戴幞头，身着胡服，作呵斥驯马状，马颔首嘶鸣。史载唐玄宗时，曾引进外来良马在宫廷中加以训练，在宴乐时令其随音乐而舞以助兴。此胡人驯马俑表现的或正是训练舞马的场景。两组文物相较，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人牵驼俑在造型艺术表达上丝毫不落下风，甚至犹有过之。

隋唐三彩是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技术的高峰，此时的彩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被称为隋唐社会的“百科全书”。其更以色彩鲜明、造型大气雄浑而著名，这是工匠们对含有有色金属元素的各种原材料已经有了全面而成熟的认识才会创烧出来的时代精品。而在北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對各色釉陶的探索。司马金龙墓出土一件彩釉陶马，马首低颔似在休憩，通体施白绿釉。墓中出土马俑还有深绿、浅灰、乳白等诸多色彩。这种对色彩的探索并不局限于马俑，在人俑中更加精彩。司马金龙墓出土一件侍卫男俑（图5），头戴风帽，上身披着厚重的披风，通体施深褐色釉，但脸部施粉彩，炭黑勾描出眉、眼及胡须，朱砂勾描出嘴，甚至以石膏绘出眼白。另一件骑马武士俑同样如此，武士及铠甲马施条纹彩釉，武士与战马的面部以石膏、炭黑、朱砂描绘其细节，用工之细，不禁令人拍案。虽说此时工匠们对颜色釉的掌握尚处于初级阶段，色彩较单调，工艺也显得十分粗拙，但是此时工匠们已经开始尝试以不用颜色使釉陶作品能够各具特色，甚至有理由相信，这些探索是工匠们为了使这些陪葬明器更具写实而做出的努力。正是由于此时出现的“釉中挂彩”的工艺积淀，才有了未来绚丽多姿、名震中外的唐三彩。

4 中外融汇

西汉武帝时期经由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之路的开通逐步打开了由华夏大地通往中西亚乃至欧洲的通道。人们言及丝绸之路，往往会想到长安及洛阳，作为自汉至唐时期两京所在，长安和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重要的核心地区。但南北朝时期300余年，都城屡有变迁，北魏定都平城后，平城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末年，尔朱氏尽诛鲜卑贵族，迁都邺城，高欢又以晋阳为别都，遥控邺都，平城与晋阳逐渐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中外往来的重要节点。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M6出土一件褐釉陶尊（图6）①，整个陶尊由两部分组成，器身直口微侈，方唇圆肩，鼓腹下敛，底部似倒扣弦纹碗。肩部塑有短鋬，另堆塑菱形、月牙形和桃形宝珠花图案。器盖形为直壁侈口三足樽，表面饰弦纹和水波纹，内穿五孔，器盖底座与尊口相扣合，通体施黄褐釉。造型雄浑大气，口盖部设计独特，这种另以器物造型作容器盖口在同时期萨珊波斯出土金器中可见，而器型又作以中原传统容器盖罐与樽，域外文化与华夏传统融会尽显无遗。

太原市玉门沟出土的黄釉双狮纹扁壶（图7），扁椭圆口，口沿饰以两排联珠纹，中以腹部微鼓。正背面均模印有胡人驯狮浅浮雕纹，腹壁正中站立一胡人，胡人右手执一莲蕾，身前两侧各蹲坐一只硕大的狮子，狮子卷曲毛发，尾向上微卷，右狮咧嘴吐舌，动态尽显，而左狮呈静坐状。壶壁两侧模印象首长鼻下垂，连接联珠纹以作整个画面的边框。左右象前各有一胡人驯象者，左侧胡人抚摸象牙，右侧胡人正在喂食。狮子本不见于中原，汉唐之际每每由经西域进贡而来，扁壶本为草原民族独特用具，两侧“胡人驯狮”图案彰显其独具匠心，充满异域风情，是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发现的该时期窑址也比较少，但是在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釉陶珍品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色。在文化融汇的北朝，制陶工匠们锐意进取、勇于革新，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形成了北朝釉陶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