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以钢　林栋

摘要：旧家族中“新青年”的诞生离不开时空意识的嬗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实践。巴金的小说《家》通过对觉民、觉慧和琴等人与家族关系的讲述，就此做出了深细的反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高老太爷为核心的大家族的时空裂隙为青年一代的伦理觉悟提供了契机;社会思潮的影响、家族统治的衰颓，促进了部分青年人时空意识的更新。他们由家族本位转向个体本位，冲击曾经稳固的家族秩序，挑战维系家族制度的伦理纲常，最终在“舍家取义”的抉择中建立起“新青年”主体。作品从特定的角度昭示了文化传统和人伦情感的复杂性以及青年人格成长的艰难。

关键词：《家》;“新青年”;时空意识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6.016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涌现出不少以青年冲出家庭为题材的创作，其中巴金的小说《家》在体现“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方面颇具代表性。这部作品描写了特定时代负载着陈腐的传统文化、集合了“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的旧家族以及身处其间的年轻一代的蜕变。小说将“新青年”与“旧家族”并置，建构了新胜于旧、子辈胜过父辈、进步战胜落后的叙事框架。然而，“新青年”不可能从天而降，在推动他们走上新途的诸多因素中，时空意识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在特定的意义上，传统社会的旧家族可说是相对凝固的时空体，“家内/家外”之时空的区别和对立是青年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础，而作品中“新青年”的诞生则是发生在具体时空中的社会过程，并非抗婚、出走等孤立悬空的单一事件。以往研究者就《家》的思想意蕴、文化意识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做出了许多深入的分析，但较少结合时空意识的嬗变对小说中“新青年”的诞生进行讨论。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切人，探讨在巴金笔下的传统大家庭中新的时空意识如何在觉民、觉慧和琴等青年人身上生长，并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基于个体本位而非家族本位寻求建立自己的主体身份，成为与大时代、新文化同步的“新青年”。

一、家族时空的裂隙与青年的伦理觉悟

如果把一个大家族的生命周期简略地分为创业、守成、衰败、离散等几个阶段，那么《家》中的高公馆正处在从守成转向衰败的时期——传统的积弊逐步显露，家族的凝聚力持续下滑，旧家族时空的完整性及其再生产机制已然难以维持。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青年一代新的时空意识以及伦理觉悟得以萌生。

《家》对高公馆最初的介绍是：“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家内/家外”的区隔使高公馆的时空自成一统。福柯曾描述道：“或许我们的生活仍被一些特定的、无法破除的对立所统治，它们仍然未被我们的制度与实践摧毁……例如，私密空间对公共空间;家庭空间对社会空间……都仍被隐然存在的神圣化（sacred）所滋养。”《家》中旧家族时空的再生产原本正是建立在“特定的、无法破除的对立”和“隐然存在的神圣化”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一旦动摇，家族时空也就不再整一，呈现出布满裂隙的颓败状态。

原有的家族秩序趋于瓦解之时，代表最高权威的高老太爷成了被子孙愚弄蒙蔽的对象，眼见得对子孙辈的种种禁制、规训遭遇失败——他让儿孙们待在家里读书作诗、修身养性，小辈儿们却没有一个人真正践行。高老太爷的第五子克定在外组织小公馆，四子克安也纵情声色，瞒着老太爷行一时之乐，就连实行“作揖主义”的觉新对祖父的话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好像没有听见他说过什么一样。而小姐淑贞之所以缠足，是担心像大嫂那样因为天足被嘲笑，但她努力的结果却成了哥哥姐姐的笑料。

家庭的政治斗争揭示了大家族亲情的淡漠和礼教的虚伪。在高家这个绅士家庭和平、爱的表面下，觉新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觉慧则看穿了家庭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争点家产，觉新和梅的爱情也是家庭政治的牺牲品——梅的母亲钱姨妈打牌时与觉新的继母闹了意见，为了报复而拒婚……家庭成员之间的合纵连横、暗度陈仓，渗透于家族空间的各个角落。青年的目光戳破了缙绅之家纸糊的光鲜外表，看到了揖让雍容、父慈子孝之下的另一重面目。这已是对家庭亲密关系“隐然存在的神圣化”的祛魅。

旧家族的道德规训也因重利害、轻是非的内斗而失效。家庭政治的权力游戏往往将是非之别转译为利害之争，最突出的表现是觉民、觉慧等人与陈腐价值观的冲突被看作长房的小家庭与大家族的冲突。最终，大哥觉新一家充当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大嫂瑞珏被迫到城外生产，因难产死去。瑞珏的贤良淑德一向受到高公馆上下的交口称赞，她的死意味着这个家族表面奉行的道德准则的破产。维系家族伦理纲常的努力在家庭秩序、亲密关系、道德规训等各方面遭遇了溃败。家庭政治的卑琐、无聊，传统道德的虚伪、失效，家族内部的混乱、无序，都让“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高公馆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

实际上，豪门大族由盛转衰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孟子·離娄下》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盛极必衰、乐极生悲等带有循环论色彩的判断常常在“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的冷眼旁观里得到确证。直到1948年林耀华发表的小说体人类学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所呈现的“金翼之家”中，人们的观念依然是“家庭的历史恐怕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然而，《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循环论的时间观念，古来有之的盛衰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家的衰败成为开启青年一代“伦理的觉悟”的契机。

新的时空意识的萌生，首先透过家庭记忆的断裂和破碎体现出来。长兄觉新记忆里有一部分觉民、觉慧未曾亲历的家族史：早年父亲曾被派做大足县典史，每夜都要出去守城;父亲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而横遭波折，消息传来反被祖父和家人揶揄。父亲宦海浮沉的痛苦、母亲家族生活的愁闷，觉新都曾目见耳闻，他还经历了五妹、大姐、父亲等亲人的亡故，“从此以后，我每想到爹病中的话，我就忍不住要流泪，同时我也觉得我除了牺牲外，再没有别的路”。然而，觉慧对这一段家史的态度则有不同：“过去的事就让它埋葬了罢！为什么还要挖开过去的坟墓？”觉慧为自己不是大哥而感到庆幸，这当与相对于长子可以较少家庭责任和家庭羁绊直接相关。可以看到，家族的创业史和家庭生活的艰辛历程在觉民、觉慧的记忆中被略过、被回避。与这样有所选择/断裂的记忆相伴随，觉慧采取了与长兄不同的姿态，他自觉地拒绝绅士身份的代际传递，发出这样明确的质询：“我们底祖父是绅士，我们底父亲是绅士，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绅士吗？”

社会思潮对家族时空的渗透把原本“黑洞”一样的高公馆拖入了时代的风潮，在家族内部凸显了“新”与“旧”的对立。当时，《新青年》《新潮》等新书报是知识阶层感知和呼应时代风向的重要渠道。觉慧和同学们创办的《黎明周报》，材料和论点大半来自北京、上海的新书报。他们建立了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同步的“新时间”，并基于此建构了“跟着时代走”的自觉和方向感。与自认赶不上时代、总爱“拿过去的事情苦自己”的觉新不同，觉慧的时间意识是未来本位的：“过去的事情，应该深深埋葬起来，我们只应该看现在，想将来。”热情拥抱明天的青年和苦苦陷溺于昨天的家人尽管在年龄上未必足以构成两代人，但却无疑分属于两种人。

随着时空意识的更新和嬗变，“我们”（觉民、觉慧等）与“你们”（囿于传统的家人）之间的边界进一步明晰，同时开始在家族空间内建构新型的话语权力和道德资本。觉慧批判坐轿子“不人道”，批评大哥觉新懦弱无能，嘲笑鸣凤是“做奴隶的人”。既然空间“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有效的空间实践必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通过在家族空间内引入新话语、新理念，觉民、觉慧和琴尝试建立新的伦理秩序，在“敬宗收族”的传统家庭伦理之外激荡着一种新的“正义感”。觉慧不止一次感觉到“自己的道德力量超过了这个快要崩溃的大家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通向光明的路口”。觉慧的感受可视为一个象征——在新人面前，个体本位取代了家族本位，通向光明的路口只容许个体通行。

大家族的行将就木和非正义在青年心中产生了连锁的情感反应。家庭政治、新旧对立触发了寂寞、烦躁等情绪，觉慧把高公馆比作沙漠、坟墓、狭的笼，在阅读《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新书报时感到痛快，而一旦走出房间，“他立刻感到寂寞，便又无聊地走回房里”。在元宵节的花园，这个拥有独特文化韵味的时空中，觉慧“已经感到烦躁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总觉得他跟哥哥、妹妹们多少有点不同”。鸣凤自尽、梅表姐病亡、大嫂难产等一系列家庭悲剧，积累了觉民、觉慧和琴对旧家族的负面情感，更进一步，“家”也参与了对“人”的定义，成了一个反向的价值标尺。高克定的荒唐东窗事发，引来高老太爷的震怒。在旁观克定受罚的时候，觉慧将五叔克定和哥哥觉民放在一起对比——自尊和耻辱，站立和下跪，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出虚伪的表演，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姿态在觉民与克定“离家/在家”的对比中展开。

与此同时，社会空间之于青年一代身份生产及青年文化建构而言愈发重要。正是在办公室里，觉新才能超越“作揖主义”;在《黎明周报》的编辑部和阅报处，觉慧才能和同学们研究和传播新文化，说些在家里不便说的话。淡漠的亲情、虚伪的礼教、破碎的记忆、家庭的悲剧——旧家族时空的裂痕推动着追求进步的青年离开非正义的“你们/他们”去寻找正义的“我们”。处于上升期的青年空间与正在衰落的家族空间形成了对抗，“离家”成为青年主体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必会启动的社会行为，他们的伦理觉悟从中得到突出的体现。

二、时空实践与“舍家取义”的人生抉择

高公馆家族内部裂隙日益扩大，其价值共识、共同利益、共通情感难以维持。随着新的时空意识的逐步发育，觉民、觉慧和琴在“家”中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实践，最终导向“舍家取义”的人生抉择。

高公馆里的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处于静止、重复、循环的状态。深宅大院的家族空间定义了时间被感知、被赋值的方式和边界。琴的母亲张太太在高公馆搓了十二圈麻将后疲惫不堪地叹道：“你不晓得，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婢女鸣凤以进入高公馆第几年来感知时间，只要熟悉高公馆这一特定空间内运行的规则，就可以根据先例推定未来，因而鸣凤信奉命中注定，觉得自己总有一天免不了走喜儿的路，她会在一定时候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再回到公馆继续伺候旧主人。

与拘囿于深宅大院里的家族成员相比，觉慧们的时间意识则脱离了对家族空间的依赖，具有更鲜明的主体性和自由度。“现代性首先是一種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人生意义围绕新的价值标准建构，日常平庸的家庭生活被视为“浪费青春”，时间成了需要设计、规划的“资源”，也是重新界定身份、划定人与人之间界限的重要变量。鸣凤被安排去做姨太太，投湖自尽前几次去找觉慧，都因觉慧忙于《黎明周报》的编辑工作而未能如愿。觉慧弟兄每天早晨绝早就出去上学，下午很晚才回来，饭毕马上又出去，往往到九十点钟才回家，回来就关在房里写文章、读书。鸣凤知道“再要找像从前那样的跟他一起谈笑的机会，是不可能的了”。而觉慧明明听到过鸣凤要嫁的消息，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当他读到北京《奋斗》半月刊上教训青年“不可轻惹情丝”的文章，“在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具体化的美丽的社会的面目”，就忘记了家中的鸣凤。他们二人相互错过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爷和婢女的身份之别，同时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受制于进步学生与旧式女性之间的时空差异。编辑刊物的觉慧正处于开创青年空间的社会行动之中，而鸣凤以有限的、具体的、与封闭的家族时空绑定的生命，根本无缘进入这一面向未来的过程。鸣凤意识到，觉慧“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鸣凤是为了成全觉慧的未来而“牺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得知鸣凤自尽前觉慧已经决定，为了更广阔的时空——未来和社会，放弃鸣凤。

随着新的时空意识的形成，觉慧等人与祖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高老太爷本是兴家创业的领头人，为高公馆的繁荣兴盛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因而他不仅是最高家族权力的化身，同时也支撑了权威的家族正史。在以高老太爷为核心的家族史的叙述中，扬名显亲的创业历程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从前怎样苦学出身，得到功名，做了多年的官，造就了这样一份大家业，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又生了这些儿女和这许多孙儿、孙女和重孙。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像这样兴盛、发达下去，再过一两代他们高家不知道会变成一个怎样繁盛的大家庭。”祖父创业的功劳曾经得到觉慧们的推崇。在觉慧的记忆中，祖父“相貌庄严”，“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犯的神气”。对高老太爷及其创业史的认同成为建构家族认同的基础。然而，在受到新思想影响后，觉慧对祖父的感受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一天，参加了学生请愿运动之后的觉慧被祖父叫去训话，看着躺在藤椅上的祖父，“起初他觉得非常不安，似乎满屋子的空气都在压迫他，他静静地立在这里，希望祖父早些醒来，他也可以早些出去。后来他的惶恐渐渐地减少了，他便注意地观察祖父的暗黄的脸和光秃的头顶”。觉慧感受的前后变化，透露出在家族秩序中处于弱势位置的子孙辈心理的变迁，大家长“相貌庄严”背后的疲惫和庸常使此时的祖父“显得非常衰弱”，他已不再是那个被仰视的人物。

空间姿态的俯视与家族时间意识的断裂相联系，由昔日的仰视到而今的俯视，祖父连同以之为核心的家族史成为觉慧审视的对象。对祖父的“再发现”让觉慧得以触碰被家族正史所忽略和遮蔽的侧面，不由得“觉得更不了解祖父了”。此时，家族第一代创业者失去了后代的认同，创业的艰难、当家的不易无法再获得晚辈的仰望和崇拜，祖父的威严不再是天然生成、不可动摇的，而是面临着觉慧从情感（由惶恐拘束到哑然失笑）到价值（由敬畏崇拜到迷惑不解）两方面的质疑。这一转变促使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觉慧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两代永远不能够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祖父所代表的家长权威在不断流失，家族本位趋于瓦解，个体生命故事开始成为家族史建构的中心。有论者注意到，巴金《家》中的觉慧、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等人物都有过沦为“弃儿”或近乎“弃儿”的遭际，都曾想“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方式再造文化生命，实现精神自救，“身世恨”促使他们发现和回归“真我”。的确，小说中的觉民把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解释为家里的人联合起来要宰割自己这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个体身世的不幸激发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当觉民、觉慧讲述一系列发生在大家族年轻一代成员身上的悲剧时，凸显的是个体生命的苦难。

安东尼·吉登斯把“时间性”细化为三个方面：日常体验的绵延、个体的生命周期和制度的长时段。日常生活、制度性时间的长时段的重复性、持续性可归于“可逆时间”，而“个体的生活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不具有可逆性”，“无论时间‘本身是否可逆，日常生活的事件和例行活动在时间中的流动都不是单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家族制度和旧礼教既是千百年来一直发挥规训、惩罚、建构作用的实践过程，又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和重复，是可逆的制度性时间。家族成员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如觉新和梅因家长反对而未成眷属），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这一可逆时间的结果。而在觉民、觉慧、琴等人的“新青年”实践中，从礼教制度到个体生命、从可逆时间到不可逆时间的单向流动被逆转。觉民和琴明确了恋爱关系，听到觉新怀旧的箫声时，他担忧自己将来会走大哥的路;许倩如动员琴“跟着时代走”，如不摆脱旧家族、旧习惯，将来会做第二个梅姐。这里，“不做第二个大哥/梅姐”成了觉民和琴在阻碍重重的境地中坚持自由恋爱的精神动力。觉民抗婚的时候质问觉新：“你是不是要我把你的悲剧重演一次？”个体的悲剧被追根溯源，成了制度之罪的论据，个体生命史的不可逆时间演化为“革家族制度之命”的可逆时间。从这个角度看，“新青年”之“新”在于他们在特定的意义上完成了对时间流动方向的抉择。

在进行生活实践的同时，青年的情感进一步丰富和结构化。与家中的孤寂、烦闷相比，在家族外群体中的觉慧是热诚的。类似的对比在《家》中有很多。比如，利群阅报处开幕的一天，觉慧参加了十几个青年的茶会。“这一天的生活给了觉慧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谈笑，友谊，热诚，信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在回家路上，觉慧的心里还热烘烘的，而一回到高公馆，“孤寂便意外地袭来了”，“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些影子，都是旧时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可以跟他说话的人”。一方面，家族内外的不同空间各有其不同的情感召唤和动员机制，与强调等级和区隔的家族空间相比，洋学堂、街头、编辑部等场所无疑更便于情感的唤起和流动。另一方面，同学、同志带来的情感补偿填补了因脱离家庭生活而形成的情感缺口。青年主体的丰沛情感沿着家内烦闷、家外热诚的轨道流动和震荡，为“舍家取义”的实践灌注了很强的情感能量和动员力量。

三、“围城效应”与青年主体的“反”与“返”

小说《家》中试图呈现的乃是巴金本人所言“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的人生图景。看起来，觉民、觉慧的批判旧家庭（“反家”乃至“离家”）是在家庭与社会、邪恶与正义之间做出非黑即白的抉择，且其后就与旧家族一刀两断，奔向光明，而实际上，即便作者采用了特殊的形式策略和編码规则，有意突出了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小说叙事依然于有意无意之间表现出青年主体与“家”之联系的复杂性。

在作品展开的故事里，不同的青年对“士绅之家”的态度并不相同，既有基于新型时空意识和正义观的否弃，也有建立在情爱和贫富差距之上的向往。有些时候，士绅之家、名门望族也如同“围城”，身居其中者想“出来”，寒门出身的青年想“进去”。《家》中前者的代表是觉民、觉慧，后者的代表是剑云。剑云是觉民兄弟同辈的远亲，无父无母，寄人篱下，时常感叹命运飘零。虽然剑云常去觉新的办公室阅读新书报，与觉慧们时有接触，可他始终忧愁孱弱，畏缩自卑，远不如觉民兄弟慷慨阳光。觉民、觉慧要冲决家之网罗，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剑云的意愿却恰好相反，他甚至宁肯用十年寿命来换取觉民的家境和地位。剑云没有家且自食其力，无须忍受大家族的束缚，按说更有条件成为敢爱敢恨的“新青年”，然而他缺乏对旧家庭本质的清醒认识和反抗传统的内在力量。表面看剑云的形象与全书基调不甚协调，但这个人物恰恰真实折映出社会文化心理的多样性，揭示了青年主体本身的复杂性。

如若深入到高公馆家族时间的细部和褶皱，这种复杂性就会愈加显明。可以看到，在那些家人团圆的时刻（比如旧历新年、避难、高老太爷病中），一直诅咒家族制度、乐见旧家族灭亡的觉民、觉慧，同样流露出对旧家族的微妙情感。他们在批判旧家庭也即“反家”之时，心理上并非那么决绝，念家/“返家”的种子埋在心灵深处。

《家》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叙写高公馆的旧历新年。从准备过年到元宵节，一共用了（十二至十九）八个章节，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旧历新年是高公馆里极为隆重的节庆时间，供奉有历代先祖朝服像的堂屋是具有家族宗法色彩的场所，过年时的重要仪式和聚会都在堂屋举行，而觉民、觉慧、琴无不积极参与其中。团年饭同样在堂屋举行，不仅高老太爷不复往日的严肃，有着“不同寻常的高兴”，各房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也凑在一处，行酒令，做游戏。以旧体诗词为主要内容的“飞花令”、以旧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急口令，唤醒了诗礼之家的审美情趣，取代了传播新文化的新书报。“他们这些青年男女痛快地笑着，忘记一切地笑着，一直到散席的时候。”堂屋里举行的敬神和祭祖的仪式同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高老太爷笑容满面地接受了儿孙们的拜贺。过年之际的老太爷不再严肃，他和晚辈一起赏鉴花炮的好坏，一起打牌，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代际冲突隐而不彰。初八晚上，经过两三天的布置以后，长辈们被请到花园里观赏烟火。花园上空的烟火和四周的乐声让人们“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这一幅天伦之乐的图景与小说开篇高公馆黑洞洞的空间设定形成了张力，其色调之明快在整部作品中十分醒目。显然，旧历新年高公馆里的欢乐气氛不仅来自种种节庆习俗，更在于家族时空的整一和全家老少的团圆。

不过，对于五四新青年而言，大家族过年的快乐似乎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1919年《新青年》载有陈大齐（百年）的《“恭贺新禧”》。陈大齐认为，“地球在太阳的周围，一刻不停的，尊了那个椭圆的轨道，在那里走，并不是有一个起点非拿他当作一年的元日不可的，也并没有一个终点非拿他当作一年的除夕不可的”，进而主张“废了那无意义的恭贺，去找一桩有意义的恭贺来代”。与陈大齐追问“恭贺”的意义相似，陈独秀发表有《丁巳除夕歌》一诗，为过年的节庆之乐添加了革命之思——“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喜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膀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同样，或许是为了中和过年团圆给高公馆带来的喜悦祥和，维护批判旧家族的力度，巴金采用了与陈独秀除夕歌相类似的书写策略，在高家团年饭的终了安排了“一阵低微的哭声”，用一个讨饭的孩子来与高家暖意融融的年饭形成对比，通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揭示“社会的面目”。然而即便作品加上了一层贫富对比的滤镜，阖家团聚带来的欢欣依然是高公馆旧历年的主调——“到处都是快乐的声音，而且只有快乐的声音”，“人人都在笑，都在说祝福的话”，觉慧甚至忘记了那个提醒他社会真面目的讨饭小孩。总之，在这样的特定时刻，“新青年”不仅在旧家族中保持“在场”，而且积极参与了特定时刻家族空间的生产，团圆之喜和节庆之乐压倒了革命之思，唤起了“烦闷”之外的正面家庭情感。

除了过年时，其他的团圆时间同样隐隐流淌着对“家”的依恋和温情。此时旧家族不再以“制度”的冰冷面孔出现，而是展现出家庭生活的柔软和弹性。高老太爷病中全家人相聚让觉民、觉慧实现了与祖父的和解，避难时的聚合让觉慧体会到了亲情的温馨，兵荒马乱时来自继母周氏的照顾使觉慧感到欣慰——他又有一个母亲了。

不难看出，觉慧并没有彻底切断与“家”的精神联系，而是还有“一只脚”留在家门之内。这也便意味着觉慧们“走异路，逃异地”的行为，此时还局限于“寻找别样的人们”，而尚未成为革命所要求的新人。日本学者坂井洋史指出，“现代”这个给社会带来巨变的庞大工程里面，原来设置有与现代相称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关于人的想象”，它就会要求人的存在证明即身份的重新定位。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青年们，无不面临如何融入新群体的问题。与觉慧在鸣凤和社会之间的选择相似，琴也曾面对“为母亲而牺牲”还是“为无数将来的姐妹而牺牲”的困境。而在同学许倩如看来，“为无数的将来的姐妹们牺牲”才是有意义的。许倩如剪发之后，琴“忽然觉得在倩如的面前自己显得委琐起来……她觉得跟倩如做朋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在利群阅报处开幕的一天里，觉慧参加的青年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庭的聚会”。与旧家族因血缘和家产而联系在一起不同，这个友爱的家庭是靠“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结合的”。在某种意义上，“新青年”诞生的过程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离开旧家、投入新“家”的过程。他们尚未意识到，带有理想的玫瑰色的新“家”同样有可能产生专制的家长、琐碎的生活、内部的矛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0年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及其失败。而一旦发现了新“家”内部的种种问题，原本“舍家取义”的合法性难免发生动摇，从来都不曾真正消失的对亲情的依恋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心中。如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半部中，“叛逆过的儿子”蒋少祖在经历一系列风浪后不由得想起家来：“我爱我底父亲，我爱我往昔的爱人，我爱我底风雪中的苏州底故园，我心里知道这爱情是如何强烈……”对成长中的“新青年”们来说，如何面对旧家庭是一个并未完成的课题。

综上，旧家族中“新青年”的诞生离不开时空意识的嬗变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实践。旧家族时空本就存在的诸多裂痕，在新思想的催化下成了旧家族非正义的直接证据，进而推动了觉民、觉慧等青年一代“舍家取义”的人生抉择。其间，成长中的“新青年”既有“反”家的进步追求，又有“返”家的心理愿望。受五四思潮影响的青年人在建构同一屋檐下的对立面时，未曾展开面向自我和人性的深度思考。作为没有真正成熟、独立的主体，他们看似坚定的抉择其实并未开启具有全新内涵的生命时空，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内在冲突。这也便决定了一心拥抱未来的“新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势必經历痛苦的磨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金小说《家》中的深细描写从特定的角度昭示了文化传统和人伦情感的复杂性以及青年人格成长的艰难。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