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明

一

去年高考工作结束后，我特意回了趟老家，目的是想和父母告个别。因为要去外地做手术，检查、治疗和休养需要一段时间，我怕他们知道了急上加急，于是就撒谎说最近很忙，下次回来可能要晚一些。然而，过了大半月，父亲的来电还是让我措手不及。当时已是术后几天，我虽然能够下床走动，但气息极其虚弱。我尽力让说话的声音大些，可电话里的父亲早已泣不成声。他和母亲已经知道了真相，他不敢相信我的病会如此严重，更不能接受刚步入中年的我从此多了一道抹不去的疤痕。

在我意识里，父亲一直是倔强的化身，即使在堪称苦难的日子里，也没有轻易掉过眼泪。上世纪50年代末，祖父长年在外养病，大姑刚刚嫁到城里，二伯去外省挖煤做工，大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却突然提出要分家，弱小无助的父亲不得不与祖母相依为命。高小毕业前夕，父亲已经做好了辍学的准备，可还是参加了县一中的招生考试，目的是想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水平。没想到居然考过了，当然，没去报到。几天后，学校派人来家访，了解完情况后，答应可以免除一些费用。那一刻，他动心了。

为了节省花销，父亲没有住宿。从家到学校7公里，每天徒步一个来回，他硬是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脚掌疼得厉害，实在走不下去了，才硬着头皮找大姑借车骑。有了这辆自行车，他的生活如鱼得水，从此以后，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雨交加，一个求知少年，把信念挥洒在了“山水”之间。然而，几年以后，父亲还是输给了生计，一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终于负担不起，找大伯借，大伯竟然两眼一瞪，怒斥其不务正业，让他赶紧退学回家种地。多年以后，每当忆起这段往事，饭桌旁的父亲都会脸色通红、情绪激动，遗憾、惆怅、怨恨、无助，和着一杯浓烈的白酒，咽进了苦涩的岁月。

当生活真的回到了土地上，父亲显得格外不快，干起活来也无精打采。正当他郁郁寡欢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得知邻村小学在找代课教师，他甩掉手中的锄头去“应聘”。没有精美的简历，没有证书和荣誉，单凭县一中的学习经历，他就是不二人选。就这样，同样是十八岁，当我用仪式宣告自己步入成年的时候，父亲已“光荣”地成了一名乡村代课教师。虽然挣着比妇女们还要少的工分，可相比于下地干活，他更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特殊年代，在那个累得要死却从未填饱肚子的艰难时期，父亲宁可每天用一两块冰凉的红薯充饥，也从未放弃对教育的坚守和信念。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不仅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且成了乡中心小学的校长，他自行筹款建校舍，想方设法解难题，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为他，更多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拥有了更完整的童年和更有希望的未来;因为他，更多的教师找到了工作的支点，实现了更专业的成长和更有价值的人生。提起王校长，大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也成为乡里教育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一切都让当初那个中途辍学的失落少年无法想象，更让那个弃农从教的代课青年不敢想象。多年以后，每当说起这段往事，饭桌旁的父亲都会喜上眉梢、抑扬顿挫，坚强、无悔、欣慰、感恩，和着一杯浓烈的白酒，驱走了曾经的苦涩。

二

2004年7月底的一天，父親亲自送我来现在的学校上班。平心而论，选择当一名教师并不是我的“初心”，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认知越来越理性，我不忍心看着年近花甲的父母还在因为我的不稳定而心神不安。从当年报考师范大学到毕业自主从教，父亲一直是我成长的规划师，也是我努力做好教师工作的动力之源。

我的缺点是不善言辞、随意性强、易情绪化，优点是乐于钻研、勤于反思、待人真诚，这些矛盾的存在既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也尝到了一些甜头。由于工作成绩不突出，我用5年时间才走完别人3年走的路，直到2009年高考结束，我才算带出了第一届毕业班;在以语言表达为主的说课比赛、教师技能大赛等活动中，我从没有得过一等奖，只是因为教学设计出众、课堂实践创新而让自己在讲课比赛中有所斩获。

2012年9月，我被学校正式任命为政治教研组组长，也是学校当时最年轻的教研组长，这既是对我既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个人成长的鞭策。我深知，要承担好这份责任，首先自己要更出色，然后要把大家团结到教研上来，继承和发展政治组的优良传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科的统考成绩一直位居同类学校前列，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情况也很乐观，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名教师的比重处在各学科组前列，我组先后被评为区、市级优秀教研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从哪一刻起，我的内心竟然开始有了惶恐感。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工作十余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站在人生的角度看，实在微不足道;二是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越来越让我对身边的教育提高警惕，老师们辛辛苦苦换来的分数和荣誉，到底给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多少切实的影响，这些都促使我去不断反思;三是职业倦怠的病毒开始入侵，课前准备越来越粗糙、解答疑问越来越敷衍、看待事情越来越主观，失去了曾经的温度和活力。

直到2017年，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本命年，这种惶恐感变得愈加强烈。“余生真的就这样了吗？如果这样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我对教育的信念和坚守又在哪里？如果心有不甘，不愿止步于此，前进的突破口又是什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在脑海中盘桓，父亲的形象也在眼前不断闪现……与其整天心事重重，不如着手做点什么，这是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唯一确定的“答案”。

叶澜教授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但写三年教学反思则极有可能成为名师。这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却给教师成长指出了不同的路径。我想，既然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那就摒弃理论性更强的专业论文吧。于是，我把日常留存的教学反思反复修改，整理成文投递出去。其实，这样做也有和自己较劲的意思，天生就对文字情有独钟的我，曾经在大学时投过一些习作，虽然总是有去无回，但公开发表的梦想一直藏在心底。

从那以后，我就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无论是课间课后还是茶余饭后，无论是电脑打字还是手机书写，写作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专注教育写作的日子里，我居然对教育教学越来越敏感。无论是好的经验还是坏的教训，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间接得悉，凡是有意义的内容都成为我思考的对象。就这样，我一边写一边想，一边想一边写，虽然日子过得比从前更加忙碌，但它让单调的生活逐渐丰盈，让干涩的心情得到润泽，让难解的疑惑变得清晰，这些感受是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也是十余年教师生涯中很少发生过的。

是的，做教育久了，如果身心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各种不快乐的因素便会纷至沓来：工资增长缓、学生成长慢、职称名额少、工作负担重、精神压力大、职业倦怠多、幸福指数低……如何提高抗“衰老”能力成为多数教师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我想，虽然大家的情况各有不同，解決方法也因人而异，但“哀莫大于心死”，无论现实多么艰难，我们一定要胸怀生长的信念，为突破现状而做出坚决的改变。只有改变在路上，新生才会在路上，未来才有可期，生命才会多彩。

三

去年高考完后，我特意回家和父母告别时，顺便把最近发表过的文章给父亲看看。他坐在饭桌旁，接过我手中的样刊和样报，起初有些惊讶，然后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翻阅起来。他的样子很平静，目光很慈祥，仿佛突然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傍晚。

那年我8岁，刚读二年级。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躲在屋里哭起来。因为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妈妈》，而我不会写。天快黑了，父亲回来了，听说此事后，把我叫到桌子旁，认真地帮我讲析起来。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父亲慈祥的目光，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第二天，老师居然在班里公开朗读了我的作文，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怵写作文了，并且逐渐爱上了书写。

那也是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辅导，他说要想把作文写好，一定要写真事抒真情，切忌流于形式胡编乱造。后来在外地读大学，半年才能回次家，虽然家里装了电话，但我依然难以抑制思念之情，先后给家里寄过两封信。父亲不止一次在饭桌上谈到信的事，夸我的字比兄长写得更有劲，他一句一句地读给母亲听，信还没有读完，他却已经不能自已。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信依然藏在他的抽屉里，舍不得丢弃。

因为要供三个孩子上学，父亲清贫了大半辈子，他把所有的收入都搭上了，还欠了不少债。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坚持让我们接受教育，他希望孩子们多学一些文化，将来也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

因为父亲，我和兄长都读完了大学;因为父亲，我和兄长都读的是师范大学;因为父亲，我和兄长都成为了人民教师;因为父亲，我和兄长都在教育的征途中不断求索……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15年，虽然当一名教师并不是我的“初心”，但因为走进了教育写作，我才发现了以前的狭隘和浅薄;因为走进了教育写作，我才更加坚定了教育的方向和信念，踏着父亲的足迹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市第二十三中学）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