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建设自贸区，是新时代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示范。自2013年9月29日我国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以来，自贸区建设方兴未艾。2019年下半年，随着6个新自贸区成员的加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数已经扩展到18个，形成了由南至北、从沿海到内陆的“1（上海）＋ 3（天津、福建、广东）＋7（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1（海南）＋6（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雁阵式对外开放新阵势和新格局。

自贸区建设取得的成绩

1.开放的领域更加扩大

自贸区的设立，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我国加入WTO是货物和部分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那么，我国设立自贸区则是更加注重投资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更深层次的开放，是全方位、各领域的对外开放。目前，我国自贸区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18个行业已全面开放。在自贸区内，各类经营投资主体的经营活动限制范围已大为减少，自由度大为提高。

2.开放的区域更加广阔

六年来，我国自贸区几经扩容，数量已增至18个，实现了全部沿海省份全覆盖。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也成功开启了内陆自贸区的试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广西、云南与黑龙江新设自贸区，是我国在沿边地区进行的首次自贸区布局。从最早的上海自贸区只有28.78平方公里，到现在有关省市新增的各自贸区总面积均在110平方公里以上，以及海南省全岛和上海自贸区不断扩区，我国自贸区的面积已经进一步扩大。这18个自贸区还涵盖着几十个片区，这种片区的“多点开花、多处布局”，形成了自贸区建设百舸争流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3.开放的质量更加优化

六年多来，自贸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各个自贸区的定位和要求，积极进行差别化探索，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人才管理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精细的设计，赋予了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自贸区共形成的170余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现在已成为我国各自贸区对外开放的制度优势。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最大亮点：是研究制订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为探索和制定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从1.0版，到2.0版，直至3.0版，进行了不懈探索，开放速度和成效越来越显著。现在，3.0版方案明确的98项重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对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也经过了5次修订，从最早2013版的190条缩减到了2019版的37条，开放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4.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

广泛分布的自贸区正在成为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自贸区优化口岸通关流程、缩短了货物平均放行和结关的时间；“单一窗口”办公，“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新模式的运行，使贸易自由化水平大大提升。在投资便利化方面，自贸区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形成以备案制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在金融创新方面，自贸区账户（FTU）的实施，使合格的自贸区新老企业可以通过该账户直接向海外投资或借贷，这对于过剩资本走出国门、相对低廉资本引入境内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引进人才方面，一些自贸区将赋有外籍人才的省级管理权限，建立起外籍人员管理机制。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各地自贸区正在构建精简高效、权责明晰的管理体制，拥有更大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各自贸区成功经验的复制和推广，所形成的开放政策的溢出效应，正在引领对外开放的方向。

5.开放的效应更加凸显

自贸区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强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在上海，自贸区的服务展示交易中心和资产交易中心已经启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平台、亚太分拨中心平台、专业物流平台、高端现代服务业平台和功能性贸易平台正在有序地运行。在湖北，依托自贸区平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现已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往来关系，吸引28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中欧武汉班列开行近30个国家、60多个城市，运量位居全国前列。六年多来，自贸区累计新设立企业60余万家，其中外资企业近4万家，有效促进了自贸区高端产业的集聚与发展。截至2018年底，自贸区以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创造了约12%的外商投资额和进出口额，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示范样板。

继续推动对外开放进程

未来，我国18个自贸区将围绕着试点任务，在复制推广其他自贸区成功经验、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进一步推动开放区域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方面全面升级。

1.在自由化方面：建立起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六年来，以上海自贸区为示范的制度改革实施了包括负面清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但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相比，我们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标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推进投资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正在成为我国各自贸区新的探索和追求：在贸易自由化上实施高标准，在投资自由化上高度宽松，在资金自由化上简化流程，在运输自由化上提高效率，在人员从业自由化上实施便利管理，这是高标准对标国际规则，也是高标准对外开放的基本内容。

2.在便利化方面：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贸易投资便利化不仅是自贸区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对我国各自贸区工作水平的基本检验。尤其是涉及通关的海关、检疫检验等部门的便利化改革，更是自贸区改革的重中之重。上海自贸区自成立以来，通关效率大为提升，进出境时间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78.5%和31.7%。已取消、下放、让渡多项审批事权或限制，企业注册登记工作日从40个缩短到3个，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企业通过天津自贸区港口进出口的货物，通关时间可缩短至3天，通关成本减少近30%。浙江全力推进全产业链投资贸易便利化；湖北深化“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放管服”改革；四川率先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企业、消费者的通关效率，节约了交易和流通成本。但也必须看到，在贸易便利化的海关通关方面，我们还是有差距的。资料显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通关效率总体居于中上水平，比新兴经济体好、与发达国家比仍有不足，还有一些可改进的空间。

3.在市场化方面：持续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自贸区管委会如何管理市场、服务市场、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如何厘清监管部门与市场的边界？如何提供高效益、低成本的公共服务？这些同样是自贸区需要解决的监管思维惯性问题，也是自贸区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回避不了的问题。面对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要更加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把大门开得更大，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氛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营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目前已成为我国许多自贸区建设和发展的高标准定位和努力方向。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表《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46位上升到31位，提升了15位。这表明，我国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其中自贸区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全球跨境投资连续几年大幅下滑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总量却逆势上涨，尤其是自贸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这是投资者对“市场”做出的肯定和选择。

4.在国际化方面：持续提升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各自贸区立足于本区域的区位优势，围绕投资、贸易和金融等任务，服务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并与“一带一路”倡议遥相呼应，成为我国与世界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国际交流和交往平台。一些自贸区着力在合作更加国际化，投资更加国际化，标准更加国际化，运作更加国际化，优化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了自贸区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正是各自贸区的主动作为，使得投资和贸易更自由、更开放，科技与产业更创新、更协同，进一步缩小了我国和国际水平的差距。

5.在法治化方面：进一步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

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我国各自贸区特别重视法治化建设。在自贸区内，统一内外资法律，实行减少投资壁垒等关键措施，促进区内法治与国际规则间的良性互动。从自贸区成立初期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到中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现在的更高水平与更高标准的开放，这种基于发展目标的新功能、新布局和新定位，使自贸区的法治化建设更加完善。负面清单的制定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投资机会；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落实推动了我国加快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自贸区金融开放的创新试点深化了金融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这些法治化的新措施为自贸区发展创造了新条件，使各类经营主体在迈向全球化和参与新一轮全球合作竞争的时候，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供了支持，为企业的合规经营奠定了基础，为外商投资改善了发展环境。自贸区的法治化建设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对外开放新特区。

■黄鸟语交 王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