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充满了思想竞争，这种竞争具有目的上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形式上的组织化竞争为主、个体化竞争为辅，性质上的敌对斗争与和平竞争共存，对象上的多元化与代际化，格局上的对等竞争与非对等竞争交织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竞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所发挥的协同决定作用是通过其对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之争的多维度协同和统合来实现的，而内含于思想竞争之中的极化与综合的矛盾运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竞争;协同决定;极化;综合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1-0072-15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思想竞争的过程。对于此过程，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来，目前学界就此所做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分析，即更多的是通过描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某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论争或思想竞争来展开的，进而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思想竞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分析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从一个更为宏观、系统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竞争，以期能够对这种思想竞争的基本特点、功能及其矛盾运动过程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思想竞争的基本特点

“竞争”一词虽然更多地被运用于经济领域，但实际上，在思想领域，竞争也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竞争史。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激烈的交锋，在欧洲是如此，中国亦不例外。”[1]“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2]作为这种规律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竞争，同时这种竞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内部。统观这些竞争，其基本特点大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竞争目的上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发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竞争虽然有时也会以学理争论的面目出现，目的是为了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但是从整体上看来，这种学理之争仍主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服务于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而从解释世界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首先主要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竞争，目的是为了获得“对现实的公共解释权”，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成为普遍的解释”[3]124。这种解释权的争夺虽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也正是为了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品性和理论自觉性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展开竞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或者形成某种理论，而是为了改变世界，为了更好地解决不同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即学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5]9。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竞争并不仅仅是纯理论之争，而总是与实践相关，与解决实践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关。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最初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其争论的主题就是到底是应该通过革命，还是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改造近代中国。类似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也同样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发生过，而最终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苏俄语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其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所具有的实践可仿效性可充分满足迫切而又持久地改造中国的现实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于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的竞争最终也主要表现在具体革命方案上的竞争。改革开放后，发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最终也主要表现在怎么改革的具体方案上。总之，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竞争虽然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思想竞争，但其竞争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以思想层面的竞争为依托来实现实践层面的竞争，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

（二）竞争形式上的组织化竞争为主、个体化竞争为辅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力量和主体，而在中共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从西方传入的思想，与其他思想1展开竞争的方式主要呈现为一种个体化的竞争2，即马克思主义起初主要是通过特定的赞同其思想的个体的主张来参与思想竞争。例如，当时所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主要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之争就主要是在陈望道、李达和张东荪之间展开，后来随着论争的深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才开始加入进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也主要是在陈独秀、李达和刘师复、区声白等人之间展开。这些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思想竞争虽然较为零散，也很不成系统，但是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使得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心集聚，进而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开始逐步步入了一个从个体化竞争向组织化竞争过渡的阶段。值此阶段，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虽然有时也會采用个体化竞争的形式，如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参与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参与的马克思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之间的论争，但从整体上看来，这些竞争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化特点，即参与竞争者所发表的思想主张往往并不完全代表其个人，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其所在团体或政党。这种思想竞争的日趋组织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同样存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参与思想竞争的组织化程度已日趋增高，并日益显现出其组建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的自觉性3。发展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十分完善的组织结构，包括研究机构、宣传队伍和相应的工作机制，以党的机关决议或报告的形式对外发表其思想、主张，回应来自于各方面的思想竞争，进而为实践提供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参与思想竞争的过程中诞生并完善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三）竞争对象上的多元化与代际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史中，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思想竞争的对手无疑是非常多元的，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代际化特点。就其竞争对手的多元性而言，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发生竞争的主要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各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剥削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霸权思想等。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内部，有时候也会发生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之间的竞争。面对这些多元的竞争对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其争取民众和唤醒民众的努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于不同对手的挑战。这些不同的对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改头换面，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从而使其自身呈现出代际化的特点。例如，同样是帝国主义霸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对华实现全面侵略的霸权思想;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又主要表现为一种以压促变、促使社会主义实现“和平演变”的霸权思想等。又例如，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化观点，绝对平均主义观点，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等等;而在进入新时代之后，这种思想又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等。

（四）竞争性质上的敌对斗争与和平竞争共存

思想竞争作为观念冲突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往往与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这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其间所发生的各种思想竞争往往会因竞争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群体利益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其中，有的竞争会明显呈现出一种敌对斗争的性质，反映了“社会斗争中的对立与意识形态对立的一致性”[3]132，并共同服务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例如，国共两党在革命时期所进行的思想竞争多数情况下就都具有这种敌对斗争的性质，而且这种斗争与两党之间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也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6]与这种具有敌对性质的思想斗争不同的是，在非阶级对抗范围内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多数情况下都仅具有和平竞争的性质，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团结大多数，而非进行敌我之间的斗争。对此，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而是“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7]。正是这种矛盾的性质和竞争对手的不同决定了发生于人民内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之中的思想竞争一般都不具有对抗性，而是一种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所展开的和平竞争，其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種不具有阶级对抗性质的思想竞争中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而使得和平竞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竞争的主流。

（五）竞争格局上的对等竞争与非对等竞争交织

思想竞争可以依参与竞争的思想的一方是否已成为主导型意识形态或者是否已实现了其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结合为标准，而被区分为对等性的思想竞争和非对等性的思想竞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种对等性和非对等性竞争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例如，在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就基本上属于一种非对等性的竞争，后者完全可以凭借其社会行动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特权（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等）来对前者进行打压、围剿和限制，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消灭作为其社会行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肉身来谋求其竞争优势——这种思想竞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前文所述的敌对斗争的性质。与之相对的是，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与国内其他非官方意识形态所展开的竞争就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等性的竞争，其目的是为了能够以和平竞争的手段来获取更多民众的支持，从而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也正是后一竞争的和平性和对等性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的竞争也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包容性的非对等竞争，而发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内部的竞争则大体上仍保持了一种对等竞争的态势。此处需予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竞争虽然也主要表现为一种非对等性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多数情况下仍主要表现为一种包容性的、而非垄断性的竞争。也就是说，作为主导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思想展开竞争时，并未利用其优势来排斥、打压竞争，甚至禁止其他思想与之竞争，从而形成思想垄断，而是依然对其他思想保持了一种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姿态，并主要通过论辩、对话和宣传等思想竞争的基本手段来与其他思想展开竞争。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思想也都可利用其所拥有的现实条件来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合法竞争，大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包容和借鉴，从而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中不断实现其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思想竞争的基本功能：协同决定作用

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竞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其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一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竞争作为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始终面对的一个环境要素，可以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个外在的刺激和诱因作用，从而促使思想在竞争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自身;其二是竞争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乃是一个融众多社会因素冲突于一体的社会行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与其他社会关系和过程相结合，而且可以通过其对各种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的协同来共同决定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此即竞争对思想的“协同决定作用”。关于前一作用，国内学者多有讨论（如竞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壮大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等[8]），此处重点讨论后一作用。

（一）协同决定作用的含义

竞争作为“知性生活的决定因素”[3]118，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协同决定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这种作用乃是一种构成性的作用，可直接渗入到思想及其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之中去，进而决定特定思想的样貌，而非只是起一种外在的、偶发的刺激或诱因作用，即曼海姆所说的“竞争并不限于起到边缘性的作用，不仅限于一种刺激、诱因，只是零星地导致知性产品的产生（这一作用每个人都会承认），而是作为一种构成性因素进入到了每种文化产品或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中”[3]118-119。其二是这种作用是通过众多因素在竞争中的相互协同来共同发挥其作用的，体现的是众多因素的合力，而非某一单一因素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竞争这一“超理论因素”或社会存在因素定位为一种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起到决定作用的关系性要素（而非實体性要素）和协同决定要素[9]，也正是通过竞争这一关系性要素的协同，其他对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的诸要素才得以在竞争中相互协同，共同实现其对特定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谓竞争的协同决定作用，也是在此意义使用的。

（二）协同什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定主体在此一结构下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是与其他思想相互关联和相互竞存的。正是思想的这种社会历史关联性和相互竞存性决定了，在社会思想领域，每一种对经验世界的解释都既代表了一种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图式和框架，同时又往往与特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所经验的事务的性质和范围密切相关。这种思想与认识图式和社会经验的关联性反映在思想竞争中，表现为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上的个体或群体往往会更倾向于接受那些与其所经验的事务性质和范围更为契合的思想，并且更愿意在此基础上实现与其他与之具有相同或相近结构位置的个体或群体的联合，从而迫使与之相互竞争乃至于相互对立的思想不断被创造和发展出来，进而使后者得以在其他更愿意接受此类思想的个体或群体之中实现其传播与联合。而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与特定主体所经验的事务的性质和范围相契合，能够促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实现联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思想所代表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视角往往是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位置上的个体或群体所共同持有的，代表了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获得了对其所经验的现实世界的理解，并由此生发出了与其视角和结构位置相关的利益诉求与社会动机，也正是这种利益诉求和社会动机上的相似性或相近性，为这些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思想基础上实现其社会联合奠定了现实基础，进而为其采取相应的实践行动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简言之，从唯物史观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的思想竞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观念之争，而是同时也是其观念所代表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视角之争，是通过这种视角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争。在这种竞争中，“每一个特殊视角都渴望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参考框架”[3]135，成为“对现实的公共解释”，而在这种公共解释权争夺的背后，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是不同社会行动主体（个体、群体、抽象共同体）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动机，是不同主体所追求的不同利益和所欲实现的实践方案之争。正是思想竞争的这一社会本质——社会力量冲突的观念表现决定了，竞争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可同时起到协同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之争的作用，并与后者一道共同发挥其对思想的决定作用。

以此观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谓的思想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视为是利益之争、视角之争和实践方案之争，是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竞争的一种协同，而如何理解这种协同恰恰构成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竞争功能的关键，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就思想竞争与利益竞争的协同而言，基于社会思想的价值关联性——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价值无涉的。一般说来，思想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者受制于主体利益，同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者妨碍这些利益的实现。这种思想与利益的关联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竞争中，大体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在利益对思想的形成和选择具有“利益攸关性”的“强作用”时1，即在利益对思想的形成和选择具有决定作用时（于此，思想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主体利益在观念中的一种直接反映），发生于此间的思想竞争与发生于现实中的利益竞争往往会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性和相互渗透性，或者说，前者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后者在思想领域中的一个延伸。这种思想竞争与利益竞争的强相关性和协同性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竞争中。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批判旧制度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具有非常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价值取向，所要努力追求和实现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这与各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等）的思想无疑是尖锐对立的。正是这种尖锐对立决定了，发生于二者之间的思想竞争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必然是高度协同和相互渗透的，即思想竞争中有利益竞争，利益竞争中有思想竞争，前者可反映后者并成为后者的武器，后者可决定前者的性质、方向和样貌并构成其发展的动力。在此一竞争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自觉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学习、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以此为基础来展开与其他思想的竞争和现实利益之争，以便能够借助于这种思想竞争与利益竞争的协同来从整体上推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其二是在利益对思想的形成和选择仅具有“制约性”的“弱作用”时，即在利益对思想的形成和选择仅具间接性的制约作用，而无决定作用时，发生于此间的思想竞争与利益竞争的协同性和相关性往往会表现得相对较弱。这尤其体现在相互竞争的思想行动主体在根本利益和世界观上并无根本分歧的情况下。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内部的思想竞争与现实利益竞争之间就往往并不具有很强的协同性和相关性，或者说，其相关性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思想对特定利益的反映程度意义上的量的相关性，而非一种思想是否反映了特定利益的质的意义上的相关性。当然，在思想竞争本身就发生在那些通常并不直接反映现实利益需求，而是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的思想（如美学思想）领域中时，这种相关性和协同性往往会表现得更弱。

其次，思想作为主体在特定视角下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不同解释，其竞争既是思想本身的竞争，也是思想赖以形成的不同视角之间的竞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其在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会在竞争中走上中国化的道路，是因为不仅根源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科学性、普遍性及其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根源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运用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这一视角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视角，一种与解释学上的解释论循环相契合的不断往返流转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解读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抱有的并非一种所谓的价值无涉的纯学术立场，而是往往会自觉地站在中国所处的特定时代的现实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更多抱有的是一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论视角，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基于中国问题视角而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解，即“中国视角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有学者曾明确说道：“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这促使他们优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对他们来讲最有用的内容，即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不可避免地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一定的影响。”[5]171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获得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视角化”的理解后，又会反过来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到其对中国实际的解读中，从而形成了其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的特殊视角，即“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解中国现实的视角。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对中国国情及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理解，就是在这种视角下形成的。例如，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阐述，就是在“中国视角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对当时的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解读。毫无疑问，不管是“中国视角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解读，其中内含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视角都不是自始就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如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视角等）和其他思想所抱有的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视角（如唯心主义的视角等）的竞争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思想竞争中，思想（基于对特定思想的理解而形成的思想和基于这种思想而形成的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的解读）之间的竞争与这种思想赖以形成的视角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相互协同的，并共存于同一解释学循环中。

再次，思想根源于实践，同时又可反过来指导实践。也只有在思想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思想才能获得其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种思想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映在思想竞争中，那就是思想的竞争不仅仅会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竞争以及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视角之争，而且会在思想与实践相关联的层面上表现出其对现实的不同解释结果之争和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不同实践方案之争。例如，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二次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之争、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与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之争等，本质上就都是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实践方案之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关联的实践方案之争之所以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发生，既是因为由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本身就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品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遭遇的特定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着各种亟待解决的、复杂的交织着各种古今中外因素的社会矛盾，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新的、具有实践有效性的理论，因此近代中国在接受和发展某种思想或社会思潮时，整体上更倾向于以一种更具实践导向性的姿态来对待各种理论和思潮，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这种整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倾向在制约着思想竞争的整体格局及其基本形式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思想竞争与实践方案之争之间的协同，进而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竞争与发生于实践领域中的利益之争的协同。

最后，思想竞争对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之争的协同除可在上述思想与利益、思想与视角、思想与实践方案相关联的意义上被多维度地表现出来之外，也可在思想竞争对利益竞争、视角竞争和实践方案之争的统合的意义上被表现出来。于此，所谓的统合，是指思想竞争可在观念中实现利益之争、视角之争和实践方案之争的统合。这种统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参与竞争的不同思想本身就是基于不同视角而形成的，而不同视角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或受制于不同的利益，同时不同的利益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思想为了解决现实利益问题，而通过其在实践方案中的体现和贯彻来实现其向实践的运动。亦即，相互竞争的思想本身就是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在观念中的一种统合。这种思想对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的观念统合及其与后三者之间的协同在竞争中还可表现为，竞争可促使思想、视角、利益和实践方案在内在逻辑上保持体系一致性和协调性，而不至于相互背反和矛盾，即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思想在竞争中往往会努力保持其思想的产出与这种思想赖以形成的视角、与这种思想和视角所反映的利益的体系协调性，并努力保持其实践主张与其思想所奉行的基本原理和所欲实现的主体利益的一致性。反之，如果其不能在竞争中保持这种体系协调性和一致性，则难免会在竞争中遭遇不利或遭到对手的攻讦。概言之，思想竞争对思想的协同决定作用，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其对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之争的多维度协同和统合来实现的。

（三）協同决定什么？

如前所述，所谓思想竞争的协同决定作用中的“决定”是指竞争可“作为一种构成性因素进入到每种文化产品或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中”，从而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决定了思想的形式和内容。这种思想竞争对“思想的形式和内容”的协同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同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首先，思想竞争协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既是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释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之所以最终能够得以形成，除根源于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性和特定时期的中国的现实需要的历史际会外，同时也根源于思想竞争，根源于思想竞争中的利益、视角和实践之争的协同。正是为了在竞争中彰显思想的力量——解释世界和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力量，使得特定思想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进而促进其利益的实现，所以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思想主体和行动主体才会在竞争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认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努力使之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持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特定时期的中国的现实需求保持内在体系逻辑上的一致性。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和竞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才有可能在方法论上逐步实现对各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超越，才会逐步觉悟到思想竞争也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应多研究些具体问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0]659。这种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始终保持其生命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定时期的中国的现实需要在思想中的统合，即建立一种具体的、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思想竞争协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这种决定性一方面体现在这些理论成果作为时代的产物，其所要回答的问题大多形成于思想竞争和利益竞争中，是对特定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或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例如，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就是对当时争论很大的“这是一场什么样性质的革命、怎么革命”的问题的理论回答，而这些问题恰恰形成于毛泽东与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思想竞争中。又例如，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是对当时争论很大的“姓社”“姓资”问题和“计划与市场是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还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等问题的一种理论回答，而这个问题恰恰形成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党内外各个方面的各种思想的竞争中。另一方面，这种决定性也体现在这些理论成果往往是由相互竞争的思想融合而成，包含了不同思想的合理成分，是兼收并蓄的产物。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最后，思想竞争协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形式。“化”作为一种“理解、应用和创造”[11]，既是一个融认识与实践于一体的对特定思想加以理解、应用和再理解、再应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思想与特定民族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任何一种脱离了民族化、本土化和实践化的纯外来观念形态的思想都不可能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也不可能在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既是由思想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体现出其真理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思想竞争的法则所决定的。因为在竞争中，越是与特定时代的主体所经验的事务性质和范围及其所持有的看待问题的视角相去越远的思想，就越是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需要相去越远，从而也就越难为主体所接受，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实现其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就在于，正是通过竞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逐渐认识到前述法则，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658，进而才会以此为基础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形式确定为其理解、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式。这些形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贯彻，同时也决定了其在实践中必然会更加倾向于采用大众化的形式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以便使其能够为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和掌握，而这依然体现的是竞争就是要“试图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成为普遍的解释”的基本法则。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思想竞争的内在矛盾运动

（一）极化与综合的辩证统一是思想竞争内在的根本矛盾

思想竞争都内在地包含着“极化”与“综合”的矛盾。这是因为“在思想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即使是对立双方最终也会不得不采用那些最适合于既定世界秩序取向的思想范畴和形式”[3]151。也就是说，在思想发展的初期，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起初会表现为相互对立的极化趋势。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思潮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时代问题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解决方案，即“利益的分化，产生了多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每一阶层往往都会形成特定的视角和特定的社会存在地位，继而都会培养出特定的认知态度，进而产生相异的思想模型和框架”[12]137。这些思潮围绕着当时的时代问题展开激烈的以“众多群体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原子式的竞争”，并且都渴望能够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框架以指导社会变革和实践。随着思想竞争的不断发展，有些思潮慢慢退出了，有些思潮与其他思潮融合了，有些思潮则延续下来了并且发展得很快，从而促使思想竞争逐步实现了其向以“集中化”为基础的思想竞争的转变。于此，所谓的以“集中化”为基础的思想竞争是指起初的各种孤立的、原子化的思想模型在竞争中会逐步走向更高层面的集结，从而使得原本由存在因素（如利益因素）所决定的不同的主体立场开始彼此走向融合，进而“极化”为几种可反映不同主要社会阶层利益或视角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大体上都会经历一个在竞争中逐步凝聚或汇聚更为广泛的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意志和思想的过程，并通过将“众多的特殊的意志汇聚为一个综合性的纲领”[12]138来与其他思潮进一步展开竞争。当然，由竞争所导致的“极化”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与之相反的另一个趋势，即思想的“综合”。这种“综合”既是竞争的结果，更是进一步竞争的需要。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要在竞争中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获得更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接受，使自己的思想能“最适合于既定世界秩序取向”，竞争中的思想主体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竞争对手那里得到某种启示或者直接吸收对方有益的思想资源来完善其理论，最后形成“事后共意”，即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简言之，思想竞争的过程既是一个思想“极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思想“综合”的过程，正是二者的矛盾运动共同推动了竞争的发展，并使之得以作为一种构成性因素不断渗入到思想运动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之中。

（二）思想竞争的内在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

“世界解释最深层的变迁、范畴工具本身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都能被竞争所解释。”[3]14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竞争作为一种协同决定要素，最终是通过其所内含的“极化”与“综合”的矛盾运动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思想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各种源自于本土的思想，也有各种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想，而在这些源自于西方的思想中，既有非社会主义的（如进化论、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伯格森主义、尼采主义等），也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思想相互激荡、相互竞争，并发生了三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较大的思想对话，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的对话（如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本土社会思潮（如工读互助主义、新三民主义等）的对话。正是通过这些对话和竞争，原本相互孤立的、原子化的各种思想开始逐步走向更高层面的集结，开始在不同方向上实现其与立场相近者的思想融合和立场汇聚，并最终极化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三种社会思潮，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极化既是一个思想竞争的集中过程，是一种将更为广泛的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意志和思想汇聚成一个综合性的纲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实现不同思想或思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互综合的过程。作为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的认同——这当中就包括一些原本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有着自身独特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来展开，并在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不断通过“极化”与“综合”的矛盾运动来实现其自身在内容和形式的发展。首先，在面临近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时，为了解决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在革命道路和纲领上形成了各种或“左”倾——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遵义会议前）等，或“右”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等，或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极化”思想。正是通过这些思想的反复竞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综合吸收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独立自主、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思想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结晶，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问题的基本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开始走向前台，思想竞争的核心主题也开始转变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围绕这一主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发生的思想与观念之争基本上可以被“极化”为几种或过于教条——照搬“苏联模式”，或过于激进——“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等，或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或主张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之间的竞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们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的体现——的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围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国内先后发生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争论，如有关包产到户、国企改革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争论，有关要不要发展市场和尊重价值规律的争论，有关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争论，有关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制度地位和作用的争论，有关社会主义法制发展方向的争论等。这些争论虽然所涉主题非常广泛，形式也非常多样，但整体上看来，其争论的核心乃是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争论中，随着思想竞争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开始在论争中出现了“极化”的趋势，涌现出如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崇尚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潮。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不同思潮的相互激荡、相互竞争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通过“极化”和“综合”的矛盾运动来最终实现其理论结晶的，并围绕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在理论上实现了对更高层次的共意的凝聚和在更为广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综合，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融通中西，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又广泛吸收各种思想所内含的合理成分，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某一固定理论或思想模型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与时俱进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四、结论

综上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竞争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其竞争所涉主题和所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并不完全相同，但从总体上说来，贯穿于其中的思想竞争在竞争目的、形式、性质和格局等方面还是有其鲜明特点的。这种竞争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和超理论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外围的、偶发的刺激作用，而是可以作为一种构成性因素，通过其对利益、视角和实践方案之争的协同渗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中去，从而协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产出。这种思想竞争的协同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动态表现实际上是通过内含于思想竞争中的“极化”与“综合”的矛盾运动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实际上是在竞争中通过更高层面的思想集结（“极化”）和更为广泛的思想融合（“综合”）而形成的。这种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已经足以表明，在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竞争既是一个不同思想相互碰撞和交锋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思想相互借鉴和吸收的过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它从来就不怕竞争，也从未离开过竞争，而是始终会在竞争中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与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思想展开竞争和对话，从而不断实现其自身发展和为这个世界思想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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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