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学校研究班考

2020-03-04毛磊焱刘善玖

赣南医学院学报 2020年12期

毛磊焱，刘善玖

（赣南医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1 问题的源起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专门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学校，其前身是创办于1931 年11 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932 年2月，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于都县城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学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33 年3 月，“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非常重要的医务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人才，为缓解中央苏区及红军部队医务人员紧缺状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也因此被誉为“人民军医的摇篮”。

有关红军卫生学校培养的人才类型问题，许多史料说，该校除军医班、调剂班、看护班、保健班等外，还开办了研究班。如《贺诚传》中说：“在瑞金，卫生学校……还办起了调剂班、卫生长班、看护班、保健班（毕业后充任团卫生长和师以上的防疫科长）、研究班（培训师以上的卫生行政干部）等短训班”［1］。朱克文、高恩显、龚纯主编的《中国军事医学史》中，更详细地说道，红军卫生学校从成立到1934年10 月长征，共培养了各类医务人才686 名，其中军医班181 名、调剂班75 名、看护班300 名、保健班123 名、研究班7 名［2］。因此，红军卫生学校培养了“686 名”学员人数一直为学界认可和引用。而这一数据的直接来源是，1958 年11 月21 日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召集在京的红一方面军卫生干部座谈会上所得出的统计数字。会上，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叶青山将军在讲述红军卫生学校办学情况时说，1931 年2 月成立卫生学校，贺诚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学员有18 名，这便是红色卫生学校的第一期。后来又从部队调来28人，成立了第二期。还有调剂期，共15 名学员，护士共300 余名，保健班123名，研究班7 名，前后大概共有642 名学员［3］。有关红军卫生学校培养学员人数及开办研究班的提法，基本来源于此。

2 我们的考证

事实上，叶青山早年经历与红军卫生学校并无交集，对红军卫生学校的情况并非是第一手资料。叶青山（1904-1987），福建长汀人，年轻时入汀州福音医院学医，后留在该院从医，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部队伤病员救治工作。1929年3月，红四军入汀，正值天花流行，傅连暲建议红军种牛痘，叶青山与同事给红军指战员接种牛痘。毛泽东、朱德觉得他年轻且有医术，便动员参加红军，他欣然报名，担任军医。朱德高兴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医官了。”叶青山参加红军后，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卫生队医生、队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1年5月后，历任红四军野战医院医务主任、红四军第二师卫生部卫生主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院长、红四军第二师卫生部长、红一军团后方医院院长等职。由此可见，叶青山参加红军后，很快走上医疗卫生工作领导岗位，与红军军医（卫生）学校并无关联，也未在军医（卫生）学校学习培训过。至于他提到的“研究班7 人”，恰恰与他在延安时期的经历密切相关。

1933 年8 至9 月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卫生管理局、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红军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联合发起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其宗旨是“提高红色卫生人员技术，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及红色战士的发展”［4］。该研究会究竟是否成立，史料并无记载。根据史料分析，红军卫生学校当时也未开办研究班。1933 年9 月24 日《红星》报刊发“扩大后之卫生学校”的报道中，也未提到研究班。红军卫生学校主办的《红色卫生》第3期，刊登了校长陈义厚撰写的通讯“红军卫生学校扩大以后之情形”中，也仅提到“军医班、保健科、调剂班、看护班、卫生员班、卫生行政人员训练班”［4］。该文对当时红军卫生学校的办学规模作了较为详实的介绍，同样也未提及“研究班”。在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史料中，也未见有“红军卫生学校研究班”一说。那么，在介绍红军卫生学校办学规模时所提到的“研究班7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次偶然，查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红医将领叶青山——叶青山将军诞辰110 周年纪念》一书时，困惑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1941 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设了高级研究班，主要由各战区卫生部负责人组成，他们都是从事多年卫生领导工作的红军战士。叶青山参加了高级研究班的学习”［5］。

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培养、爱护和善于使用好广大干部，要求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6］。于是，党中央在延安陆续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同时建立各种自然与社会科学学术性团体，开展研究活动与学术交流，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1934 年10 月，红军卫生学校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 年10 月到达陕北，一路坚持办学。1938 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学校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1940 年，经毛泽东提议，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王斌担任校长。正是在当时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的背景下，1941 年中国医科大学举办了医科研究班，因参加学习培训人员都是师旅级卫生部长等干部，故又称高级研究班或卫生部长训练班［7］。

研究班第一期学员有：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120 师卫生部长曾育生、359 旅卫生部长潘世征、留守兵团卫生部长李资平、八路军后方医院院长刘夕清、陕甘宁边区野战医院院长靳来川、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欧阳竞，共7 人。经过4 年艰苦学习培训，于1944 年12 月顺利毕业。在叶青山将军保存完好的毕业证上清晰地写着：“学员叶青山系福建省长汀县人，现年四十岁，在本校医科研究班第一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校长王斌，政治委员谢滋群，副校长史书翰，教育长曲正。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5］。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卫生学校乃至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是以“×班（科）第×期”命名毕业学员的，而非以“×届”命名。

研究班开办不久，1942 年5 月年仅37 岁的苏联军医安得烈·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来到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担任了延安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并兼任研究班教授。阿洛夫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7］、苏联红军军医总监。阿洛夫经常为中央领导治病，并在医院设立教学基地，培养外科大夫和战地救护人员。研究班学员们直接跟随阿洛夫学习，阿洛夫不辞辛苦，尽其所学传授医学技能，使学员们学有所成。研究班先后举办了3 期，培训高级卫生干部20 多名，“这些卫生部长返回工作岗位后，向部队医务人员传授技术，把我军的卫生管理工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以后都成了新中国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7］。

中国医科大学校史也指出，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充实了校领导，加强了教学组织，调整了学制，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教师队伍迅速扩大，一批来自敌后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知名大学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补充到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一些从日本、德国留学归国又具有较深医学造诣的人员，同时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也参加到学校的教学医疗工作中来。“在校学员尚有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各期及调剂班和护士队；其后又招收两期研究班（亦名高一班、高二班），培养我军高级卫生干部。为进一步调整各期顺序，将高一班改为第十五期、高二班改为第十六期”［8］。

利用延安相对稳定时期举办研究班的问题，也可以从其他将军的回忆史料得到佐证。如耿飚将军在其自述中说：“1941 年夏，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我们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班第一期毕业后，又筹办第二期，准备在飞机场上建房，培训团以下干部。上级通知我当研究班的主任。后来中央办党校，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在宝塔山下共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1944年8月”［9］。

无独有偶，在一篇对刘民安、焦德钧关于中国医科大学的诞生与发展的访谈中，相关细节也得以印证。红军卫生学校创办初期的学制大都是短学制，以数月至1 年常见。但在红军卫生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仍由王斌担任校长。学校设校部，统管全校工作。在教学组织方面除加强解剖学等七个学系的教学工作外，对学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军医各期改为四年制，制药班改为三年制，调剂班改为一年制”［10］。“教员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其中还有从日本、德国留学归国的。……米勒、傅莱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医大的教学医疗工作，支援了学校的建设”［10］。“这一时期的仪器设备也大有增加，……另一方面，学校派遣教员薛公绰到重庆和香港等地采购了一批仪器、图书。……图书馆也较以前更充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