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兰香

伊恩·麦克尤恩二○○五年的作品《星期六》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角度多样，分析也很令人信服，但是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亨利·贝罗安是神经外科医生，巴克斯特是“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却似乎被论者忽略了。贝罗安和巴克斯特之间有过三次交集。这三次见面构成了情节发展中的主要事件，促成了专业人士贝罗安的认知变化，并引发了读者对医患关系的思考。那么，作为医生的贝罗安如何看待身患遗传疾病的巴克斯特？巴克斯特对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又是什么样的态度？通过描述贝罗安和巴克斯特之间的冲突，小说就医患关系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的相关论述，以两人的三次见面为主轴，从医患关系的角度尝试着对小说进行再次解读。

滥用信任的神经外科医生

在小说出版当年，就有多位学者为小说写了书评。其中，理查德·罗蒂(Rorty，2005：94)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社会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对这些事情，麦克尤恩和我们这些人一样感觉不到多大的定数。不过，他的小说能帮我们更新看法。”恰如罗蒂所言，现代生活中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又滋生出种种怀疑情绪，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不信任，已经扩散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奥妮尔，2017：9)。虽然说信任危机似乎在不断加剧，但在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里，人们又离不开信任。用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1979：4)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对世界的信任，早晨醒来后，他甚至都无法从床上爬起来。在模模糊糊的担忧面前，他将束手无策；在令人畏缩的恐惧面前，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信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生活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年代里，人们在面临选择时常常会做出有违初衷之事，甚至背叛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在《星期六》这部小说中，贝罗安是个典型的现代都市人。他懂得应变，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灵活应对，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哪怕是以背弃承诺为代价。

贝罗安和巴克斯特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星期六这一天的上午。当时，贝罗安开着豪华轿车，穿着破旧外套，赶往球馆和朋友打球。在大学街的一条巷子里，他的车和一辆宝马车刮擦。车上的三个人，巴克斯特、纳克和奈杰尔都是普通人眼中那种社会小混混。虽然贝罗安不愿意与这三个人发生任何方式的联系，但他还是朝对方伸出了手，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一定不能陷入被动，他必须左右局势”(麦克尤恩，2011：105)。

在沟通中，贝罗安从一开始起就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拒绝了巴克斯特递过来的香烟，说起话来比在小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硬：他成了代表特权的卡通人物”(Ferguson，2007：46)。注意到巴克斯特递烟的手不停地抖动，他对自己应付这一局面的信心便又多了几分。在随后的交涉中，因为态度傲慢，贝罗安被巴克斯特揍了一拳，然后被这三个人推到一个僻静的门厅处。眼看着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突然对巴克斯特说，“你父亲有过这个病，现在你也染上了”(麦克尤恩，2011：114)。就这样，当着巴克斯特和他两个朋友的面，他不仅挑明了自己的医生身份，而且还准备把巴克斯特的病情渲染一番。他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无外乎是要扭转局面，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形势。虽然说此时的他没有穿标志性的白大褂，但在他明示自己的职业之后，就已经完成了一种身份上的转换，从普通路人变为专业人员，成了医学这个“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吉登斯，2000：69)的代表。

和千千万万的现代人一样，巴克斯特生活在由各种专家系统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中。在与贝罗安的接触中，对于专业知识的信任促使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种抽象体系。和传统社会中那种基于既有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不同，这种经由抽象体系搭建起来的信任关系需要掌握特定知识的专家来充当媒介，而这些专家在多数时候都是一些陌生面孔。正如吉登斯(2000：74)分析的那样，“在抽象体系的交汇口，连接非专业人士与信任关系的当面承诺，通常表现出明白无误的可信任性与诚实性，并伴随着一种‘习以为常’或镇定自若的态度。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信任储藏于抽象体系中而非存在于特定情境中代表信任的个人身上，但交汇口本身仍然提醒我们，信任的操作者正是有血有肉的(难免也是有错误的)人。当面承诺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体系之代理人或操作者的品行。”换句话来说，虽然我们都知道专家系统里的代表各有特点，人品也不尽相同，但生活在高度协作化的当代社会中，我们一般都会选择相信这一体系的代言人。可以说，在现代生活中，“每一行每一业都会收到公众慷慨赠予的礼物——信任，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一馈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Cheung，2007：107)。

作为医学专家的贝罗安似乎对来自病人的信任习以为常。在与巴克斯特的冲突中，他更是显示出滥用这种信任的倾向。英国医学领域中的专业权威机构——全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在其指导性纲领中曾写道，“不经病人的同意就泄露其私人信息，只有在下述情形中才可视为正当，即：若坚持隐瞒信息可能会置病人或他人于死亡的危险之中，或带来严重的伤害”(Hope，2004： 92)。就这次偶遇而言，巴克斯特的病情并不会危及贝罗安本人或其他两位在场者的性命，也不会给所有人带来严重伤害。贝罗安不考虑巴克斯特的感受，就把后者的隐私泄露出去，这已经犯了大忌。要知道，病人通常都很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自己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这一事实。在小说中，巴克斯特对自己的病情更是非常敏感。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武器，以病人的隐私为代价，贝罗安暂时控制住了局面。此时的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好像一个巫师那样传递着诅咒”(麦克尤恩，2011：114)，镇住了对手。眼见着挨打的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免有点得意，于是又用专家的语调问对方是否去医院看过病。他一再的追问引起了另外两个年轻人的好奇。眼看着贝罗安要揭露更多秘密，巴克斯特赶紧把他俩支走，生怕自己患有遗传疾病的事情泄露出去。当贝罗安声称要把自己的同事，一个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专家推荐给巴克斯特，以便更好地帮助他时，巴克斯特显得非常激动。虽然说先前的医生已经给他下了“无法治愈”的最后论断，但他依然不死心，希望能从贝罗安那里获得肯定性的信息，哪怕只是一点点。

此时的贝罗安已经在滥用信任的道路上走远了。他明明知道现在的医学水平不能有效治疗“亨廷顿舞蹈症”，但他还是引着巴克斯特往这条虚妄的希望之路上走。作为抽象体系的“代理人或操作者”，他本应该以诚实的态度对待这份信任关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或职业资源为巴克斯特做些事情。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心在意过巴克斯特的病痛，而是一直在琢磨如何摆脱眼前的危机。正如书中交代的那样，他“已经不会再为患者的遭遇而感到同情。多年的临床经验早就让他麻木了”(麦克尤恩，2011：119)。

当巴克斯特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愚弄，回去找同伙帮忙的时候，贝罗安乘机驾车离开，溜之大吉。他的行为让原本气愤不已的巴克斯特更是怒不可遏。在巴克斯特看来，这个好像很有权威的医生不仅暴露了自己的隐私，背叛了自己的信任，还让自己在朋友们面前丢尽了面子。当贝罗安若无其事地去打球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恼羞成怒的巴克斯特在一路尾随后，竟然强行入室，致使全家人遭受暴力威胁。

医患信任关系的再次建立

在和专业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专家。但这种信任没有任何的情感或认知基础，既主观又脆弱。正如吉登斯所言，“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一般说来，外界对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态度又具有某种矛盾心理”(吉登斯，2000：78)。这种既信任又怀疑的矛盾心理不仅指向专家所代表的抽象体系，而且更直接体现在对专家个人的态度上。假如在第一次的见面中，贝罗安没有欺骗巴克斯特，而是真的为他做点事情，接下来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正因为贝罗安在第一次的见面中破坏了这种原本并不牢靠的信任关系，这才导致了第二次见面时他专家身份的无效，导致了局面的恶化。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贝罗安的家中。为了稳住巴克斯特，贝罗安不仅用芝加哥某所医院的数据来说明疗效，还承诺让他成为英国二十五个新药受试者之一。面对医生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说辞，巴克斯特也曾动摇过。对于一个病症日渐显现、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惑和恐惧的年轻人来说，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法太有诱惑力了。起先，巴克斯特半信半疑，当贝罗安强调“他们的治疗原理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谈到的核糖核酸的介入来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麦克尤恩，2011：259)时，他似乎动心了。此时，专业名词以其特有的力量再次击打着这个年轻人的心理防线。虽然嘴里反复念叨着这是不可能的，但他显然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就在贝罗安觉得局面将再次得到控制的时候，巴克斯特情绪突变，大声指责贝罗安撒谎，同时，手中的刀子也逼近了贝罗安妻子罗莎琳的喉咙。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女儿黛西背诗一节。为了羞辱贝罗安，巴克斯特和奈杰尔逼迫贝罗安业已成年的女儿当众脱去衣服。这样一来，就使得黛西怀孕这一事实暴露在众人面前。黛西隆起的腹部不仅让做父亲的贝罗安诧异，也让年轻的巴克斯特感到尴尬。目光游离之间，巴克斯特看到了黛西放在桌上的诗集，便不怀好意地命令黛西读一首色情诗给他们听。在外公约翰的暗示下，黛西轻声朗诵起阿诺德的经典名篇《多佛海滩》。正是这首诗改变了整个事情的走向，也让一旁的贝罗安深受触动。

对于这一情节的安排，学者们褒贬不一。但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首诗倡扬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这种美好能够让人们暂时远离焦虑，放松灵魂。格里菲思(Griffiths，2005：42)认为，麦克尤恩之所以把这首诗放在这里，是因为诗歌的这种美“确实有能力让人们记起来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并因此做出相应的举动。”从巴克斯特的反应来看，《多佛海滩》这首诗触动了他记忆深处的某一根弦，让他记起了儿时长大的地方，想起了曾经有过的快乐和美好，激起了他对美的渴求和向往。正如纳普(Knapp，2007：139)所言，这首诗“引发了对生命的爱，引发了继续活下去的愿望。”

诗歌可以在人的意识深处显示另外一个世界，在麻木的心灵中唤起一种失落已久的感觉，并且在这个日趋物质化的世界中，让人找到一种灵魂的寄托，继而产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Arnold，1865：80)。这也是阿诺德本人在一八六三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的意思。在文中，阿诺德指出，诗歌的力量“不在于用黑白分明的方式勾画出对宇宙之神秘的解释，而在于应对世事时能够在我们身上唤醒对这些事物的感觉，美妙之至的圆满、新鲜和亲近的感觉以及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当这种感觉在我们身上被唤醒的时候，就算是那些我们顾及不到的物体，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接触到了这些物体的核心实质，不再感到迷惑，感到受压制，而是获知了他们的秘密，与他们和谐共处。这种心绪让我们感到安慰，让我们满足，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情形做不到的。”这种内心感受，这种对生命存在的满足感，能够“使人达到与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和谐一致”(Arnold，1865：108)。在《星期六》这部小说中，巴克斯特的情绪变化正是这种内心感受的外在体现：他“紧紧地攥着书稿，就像一个贪婪的孩子唯恐别人毁约把书夺走”；他“转过身来，舔着嘴唇，他的微笑是湿润而幸福的，眼睛是明亮的，声音是柔和的，语调中流露着激动”(麦克尤恩，2011：270)。显然，此时的巴克斯特处于一种自我与世界的和谐状态之中，满足感和安全感带来了对他人的信任。

阿诺德的这首诗不仅影响了巴克斯特，也影响了贝罗安。虽然在女儿黛西眼中，这位医生是个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描述的那种科学白痴”(Fertel，2016：68)。观察着巴克斯特的情绪变化，贝罗安觉得自己透过诗歌，看到了“巴克斯特孤独地站在那里，胳膊肘抵在窗台上，正在听海浪‘带来永恒的悲戚’”；通过巴克斯特的耳朵，他似乎“听到海洋‘忧郁的、绵绵不绝的怒吼，渐渐远去，退到无尽的夜风中，直至世界的锋利幽暗的边缘’”(麦克尤恩，2011：267)。当贝罗安在想象的世界中感受着巴克斯特的感情变化时，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变化，已经“离开唯物质论的方向略微迈了几步”(Hillard，2010：143)，朝他一向瞧不起的文学世界靠近了一点。

在第二次见面中，从开始时的怀疑到有些动心，到指责贝罗安撒谎，再到恢复对贝罗安的信任，巴克斯特一直“受到尊重与怀疑、满意与担忧的特殊混杂心理的支配”(吉登斯，2000：78)，这种复杂心理可能带来各种可能性，而促成他最终选择信任贝罗安的正是黛西念的那首诗。带着对生活的期望，带着对贝罗安的再次信任，他跟随贝罗安上楼，去拿那份并不存在的医学资料，并在上楼途中被贝罗安父子合力推下楼梯。在巴克斯特从楼梯上摔下去的那一瞬间，“贝罗安觉得自己从那双悲伤的棕色眼睛里看到他对欺骗的谴责。他，亨利·贝罗安，拥有那么多——事业、金钱、地位、房子，更重要的是他有家人——[……]。但他却没有为巴克斯特做任何事情，没有给予这个几乎已经被残疾基因夺取了一切的可怜的人一点点帮助，后者即将一无所有”(麦克尤恩，2011：274)。巴克斯特愤怒和绝望的目光刺痛了贝罗安，也促使他在自我反思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从职业化的操作到对病人的关爱

贝罗安与巴克斯特的第三次见面是在医院里。对于贝罗安这个善于观察和分析世界、善于自我分析的医生来说，巴克斯特俨然是“一个独特的、谜一般的‘他者’，有足够的能量撼动主人公冷漠的主体意识”(Amiel-Houser，2012：129)，使他在职业认知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巴克斯特闯入他的生活之前，贝罗安对医学的认识更多侧重在技术层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全心全意钻研业务，几乎没碰过任何非专业的书籍。用尼采(2001:98)的话来说，他呼吸的是“一个理论世界的气息，在那个世界里，科学认识高于对世界法则的艺术反映。”在贝罗安眼中，只有那些能够被证明被检验的知识才能归入科学的范畴。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也局限于尼采(2001：96)所说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信念。”虽然生活中有两位诗人——岳父约翰和女儿黛西，他却对文学作品不感兴趣，对诗歌更是不屑一顾。他享受工作的感觉，喜欢手术过程中的精准。在他的理解中，借助先进的设备，摘除各种各样的肿瘤，便是他治病的全部要义。

不可否认，借助高端的医疗器具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为病人除掉病灶，减轻痛苦，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把病人客体化，视病人为某些症状的化身，某些诊断的肉身具象，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在医学界广受诟病的一种现象。在《落入医生之手——医疗实践中的触摸与信任》一书中，斯特潘斯基(Paul Stepansky，2016：12)写道：“长期以来，现代医学实践中对个体特征的忽视广受非议，批判的目光大多指向同一个目标：技术。对技术的依赖[……]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导致了治疗体验中的去个性化，甚至是非人性化。”对于医生而言，治病和救人原本密不可分，治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救人，但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医疗精细化，伴随着只有在医院里才会见到的那种对诊断和实验技术的日益依赖，损害了关注病人身体和关爱病人本身之间的联系”(Stepansky， 2016：18)。这也就是说，某些医生和专家善于使用器具，熟练掌握现代高精设备的使用方法，但缺少理解他人，与病人产生共情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关注病人身体和关注病人本人之间的有机联系。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面中，贝罗安只是注意到了巴克斯特的病症；在第二次见面中，他注意到了巴克斯特这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想法的人的存在；那么在第三次的见面中，他则是主动走近巴克斯特，自愿和这个陌生人有进一步的接触，把巴克斯特当作人而不只是病症的载体来看待。认真为巴克斯特做完手术后，贝罗安本可以立即回家，结果他却“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重症监护室，去看望后者。虽然巴克斯特身上连着仪器，清晰显示其脉搏计数，但贝罗安还是伸手为他测试脉搏，而且是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开。这种发自真心的肢体接触看似简单，却使职业化的操作带上了一种新的感情色彩，“把没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变成了某种带有爱的感觉的东西”(Ferguson，2007：51)。和前两次见面不一样，这时的贝罗安身体不再僵硬，而是多了一丝温暖人心的柔韧，显得“亲切、有弹性——而且高大”(Colombino，2017：799)。这一细节似乎在为读者传递这样一条信息：“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与我们自己达成和解，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匪夷所思，多么难以应对”(Colombino，2017：800)。为巴克斯特测试脉搏后，贝罗安决定把自己先前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不仅要说服家人放弃对巴克斯特的起诉，还要为巴克斯特联系医院，让他生活得舒服一些。不难看出，这时的贝罗安已经从一个典型的控制型专家过渡到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生。

作为抽象体系内的专家，在遇到巴克斯特之前，贝罗安习惯于心安理得地享受来自病人的信任；冲突过后，他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负载在这种信任之上的感情色彩，更深地感受到人文关怀在医学实践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前两次的见面，尤其是听诗那一环节，我们可以想象，贝罗安会如何对待他眼中的小混混巴克斯特。也许他根本不会和这个有基因缺陷的年轻人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更不会去探知、感受巴克斯特内心深处那柔软美好的一面，去尝试着了解巴克斯特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亨廷顿舞蹈症”患者。通过星期六这一天与巴克斯特的接触，他从巴克斯特身上看到了以前不曾注意到或者不屑于理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和巴克斯特的冲突又成了催化剂，促成了他作为医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病人和医生之间不断推进的关系，本身也成了医生接受继续教育的一种方式”(Childress，2002：122)。冲突过后的贝罗安似乎明白了，固然自己可以打开这个年轻人的头颅，窥探其中的秘密，但是，“他无法真正地知道或者理解对手脑袋里在想些什么”(Amiel-Houser，2012：131)。进一步来说，只注重解决身体层面的单个问题，忽略了病人这个整体存在，即便能够治病，有时也未必就能救人。

结 语

贝罗安和巴克斯特的三次见面突显了医患双方对医学这个抽象体系的不同态度。作为体系之外的非专业人士，巴克斯特表现出强烈的信赖意愿，希望能从贝罗安所代表的专家系统那里获得双重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吉登斯，2000：74)。对于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保证，巴克斯特一时无法判知；但对于前者，他从贝罗安那里得到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倒不是说，贝罗安是个品行不端的医生。如果把两人的见面地点从大街上换到医院里，我们也能想象出贝罗安作为专业人士的常规操作。但恰恰是充满变数的大街偶遇这个特殊情境，才考验了贝罗安作为专业人员的品行，显露出贝罗安对于所在体系的态度。在第一次见面中，他依靠抽象体系赋予自己的技术权威，利用巴克斯特对自己的信任，从事故现场全身而退，心安理得，毫不愧疚；在第二次见面中，他又捡起一整套的医学词汇，再次试图用专业说辞换来巴克斯特的信任，结果却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使已然脆弱的信任关系更加不堪一击；在第三次见面中，贝罗安用自己的行为表达出对这种信任关系的更深理解，为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加上了情感因素。对贝罗安而言，星期六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异于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洗礼，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对医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