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福

斯丹达尔(Stendhal)(又译司汤达)及其《红与黑》(LeRougeetleNoir，1830)在中国的接受，尤其在百年汉语“外国文学史”中的书写和呈现，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主人公于连形象被文学史家赋予了复杂的时代特质，百年来几经沉浮，成为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时代境遇递变中阐发多极性的典型代表。一般而言，文学史编写总是在特定的话语体系中展开，尤其主流话语会限定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和阐释细节，但随着主流话语的转型，文学史的叙述模式也会随之更替。可以说，于连形象的嬗变沉浮，正是百年来中国文学观念、阐释方式、文学史家知识史进展的真实反映，而我们可从于连形象的嬗变中去思考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时代主流话语对对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文学史观与跨学科整合等问题。

民国时段：启蒙、教育话语与野心家形象的渊源

作为十九世纪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丹达尔进入中国文学界比雨果、巴尔扎克、小仲马等作家晚得多。据现有资料所示，斯丹达尔在中国的译介大概是在五四运动前，最早见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的讲义。我们根据《知堂回忆录》的记述，周氏给北大国文门大一新生讲授“欧洲文学史”，给二年级学生开设“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等课程，并据此撰写授课讲义。前者主要关涉古希腊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后来结集为《欧洲文学史》出版；但后者一直束之高阁，直到止庵点校手稿时才发现，并在二〇〇七年以《近代欧洲文学史》为名出版。该书的出版，使诸多外国作家作品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数年。而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在中国的译介，学者们大都认为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钱林森《西方的“镜子”与东方的“映像”——斯丹达尔在中国》一文可视为代表，他认为：

斯丹达尔的名字见诸中国大约是二十年代，他的作品流入中国则始于三十年代。1926年孙俍工写的《斯丹达尔》一文(载《世界文学家列传》一书)，率先向中国介绍了这位作家，1932年由穆木天辑译的短篇小说集《青年烧炭党》(即《法尼娜·法尼尼》)，可能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钱林森,1991:139)

钱林森教授的措辞比较谨慎，“大约”“可能”的保守判断留有新史料可能出现带来争论的回旋余地。但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晚清民国报刊的辑轶、整理，一些稀见资料不断面世，很多之前的定论都被重新修正，斯丹达尔进入中国文学和文献的时间节点也是如此。我们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二〇〇七年止庵点校出版的《欧洲近代文学史》应该撰于一九一八年前后，其中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评价是：

传奇派之写实小说，Balzac称最大，而实发端于Stendhal，Stendh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好十八世纪物质论，以幸福为人生目的，故归依强者。极赞那颇仑，以为人生战士代表，屡从之出征，及那颇仑败，遂遁居意大利卒。若其剖析微芒乃又开心理小说之先路，其小说《赤与黑》为最。Julien Sorel出身寒微，然有大志。绛衣不能得，则聊以黑衣代之，诱惑杀伤，历诸罪恶，终死于法。殆可谓野心之悲剧，亦足以代表人生精力之化身者也。(周作人，2007：140)

就目前文献所及，这应是中国最早介绍斯丹达尔的资料。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却道尽精华，十分全面。后世对斯丹达尔及其作品的评价，几乎都在周作人的阐释框架中展开。其中对《红与黑》 “野心之悲剧”、于连野心家形象等评判，应该是汉语“外国文学史”中第一次出现，但影响了后来很多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判定。

钱林森推断斯丹达尔作品首次翻译进中国始于三十年代以后，这应该大致不谬。但他把一九二六年孙俍工《斯丹达尔》一文视为中国最早介绍斯丹达尔的资料则为误判，同时将穆木天一九三二年翻译的《青年烧炭党》视为最早的译作也不尽准确。就斯丹达尔首次介绍而言，一九二四年谢六逸转道日本翻译过来的《法兰西近世文学》发表于《小说月报》，里面就有“斯但达尔之名不可忘”(谢六逸,1924：86)之说；全飞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文学(四)》一文，也有斯丹达尔的详细介绍，并不比孙俍工晚。文中认为：“斯丁大尔可以说是近代小说的主人翁，他的观察的与叙述的唯一方法，他的稀有的心理学，他的明晰，他的美想，这些在《红与黑》中都可以证明的”(全飞，1926：4)。马宗融一九二七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近代名著百种：红与黑》的文章，对斯丹达尔的介绍更为精到，认为斯丹达尔“是十九世纪法国大小说家之一，以善于分析描写他书中人物底心情著名”(马宗融，1927：94)。需要的指出的是，马宗融还动用十页的篇幅对原文进行缩写，基本厘清了小说中的三个环境描写和主人公的两段感情经历。马氏对主人公于连的评价是：“此书底主人翁锐廉索赖尔最初颇有作军事家底野心，是以拿破仑的勋业无人绍述为憾。既而以时尚难达，乃委身于神学，而实际他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一个野心家，假道学的模拟者罢了。”(马宗融，1927：95)。马宗融是否接触过周作人的讲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于连野心家形象之论，却也沿袭周作人在《近代欧洲文学史》里的表述话语，是于连野心家形象在民国文献中的第二次表述。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1934)在《大公报》上发表《司汤达》一文，对斯丹达尔的人生经历及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认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都想奉他做个权威……近代心理小说是他创下的业绩，不管俄国的道司陶耶夫斯基也罢，英国的布朗泰小姐也罢，全都称他一声先驱。在《红与黑》里面，他研究野心，在《巴穆外史》里面，他写出意大利中世纪的情欲”；同年夏鼐亦在《大公报》上发表《法国小说家斯当达尔诞生百五十年纪念》一文，对斯丹达尔及其创作进行钩沉，认为于连是“一个骄傲自私，野心勃勃的青年，他有才智，而且意志力强”(夏鼐,1934)，也是周作人、马宗融于连野心家形象论的延伸。

而斯丹达尔作品首次翻译进中国，穆木天也并非最早。石裕华一九二九年在《浅痕》上发表短篇小说《鲁阿中尉》的译文，应该是斯丹达尔短篇小说最早的中译；一九三一年过崑源在《世界杂志》抄录了《恋爱格言》(今译《论爱情》)发表，比一九三二年穆木天辑译的短篇小说集《青年烧炭党》早一年；一九三五年娄放飞在《湘声》上译了《红与黑》的一些片段刊出，算是《红与黑》最早的翻译尝试，并评判于连“是一个冷酷的野心家，以拿翁作标样，在帝政时代，也许投军得志(红)，在路易王朝复兴的时候，就要利用僧侣阶级，作为他的晋身之阶了(黑)。不‘红’即‘黑’，他不彷徨于两者之间，勇往直前，不择手段”(娄放飞,1935：112)。该论将于连置于整个历史背景和文学表述中去进行评价，野心家形象也是明确定性。而就《红与黑》的整体翻译来说，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由赵瑞蕻根据英文首次节译成中文，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开始了这部名著的中国之旅。

在周作人之后，民国时期比较具有成就的汉语“外国文学史”，基本会给斯丹达尔留有一席之地。在启蒙话语的大背景下，斯丹达尔被认为是心理描写的重要开拓者，而于连形象也基本沿着周作人的定性展开。如郑振铎在一九二七年撰写的《文学大纲》中说：“《红与黑》及《巴尔门之小修道院》具以善于分析性格著名：这两部小说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出版，却到了史丹达尔死后方才有人注意”(郑振铎，1927:187)。一九三〇年徐霞村推出《法国文学史》，撰者大概用三百余字的篇幅简略介绍斯丹达尔的小说，认为斯丹达尔“真正的价值却在他注意小说中的最好的描写和对于心理的细微的分析”(徐霞村,1930:18)。黄仲苏一九三二年出版的《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在论及斯丹达尔时也说：“他最先攻击浪漫主义的夸张与谬误，领导近代小说作家倾向科学的途径，宣布并且准备了着重观察的艺术。分析的能力虽是损害了创作的才智，然而他的小说仍不失为有功于写实主义的重要作品”(黄仲苏,1932:29)。一九三六年夏炎德《法兰西文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民国时期视野最为开阔、资料最为翔实的法国文学专史之一，不过夏炎德将斯丹达尔归入浪漫主义作家行列，认为斯丹达尔“的观察不重在外部的现象，而重在内部的意志；所以写起小说来不喜欢作风景的描写，而擅长作心理的解剖”；“主人公苏莱尔(于连)的坚强的意志、充溢的才能以及行动上所表现的燃烧的热情，这种超越一切的利己主义者的姿态，斯当达尔用犀利的心理分析的方法算是毫无遗憾地描写了出来”(夏炎德,1936:372)。夏炎德虽没有沿袭野心家之论，但也用负面的利己主义一词来评价于连；稍后袁昌英《法国文学》对《红与黑》及于连的评价是：“叙述的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法国布尔乔亚青年，要由教会的门径，上升而得到权力的经过”(袁昌英,1944:223)，属于中性的表述。而在民国时期的“法国文学史”系列中，以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影响最大，内容也最为翔实，里面有对斯丹达尔《红与黑》整体观照，也有对于连形象的文本阐释：“意志坚强的人不甘与草木同腐。他们和社会搏斗，不顾社会的礼教，管不着人类的道德。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红与黑》的内容”(吴达元，1946:487)。相对而言，与报刊专节文献相比，文学史对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的评价和论述显得比较粗线条，这说明斯丹达尔当时在国内学者中的普及度还不是很高，尤其对他的很多作品还缺少全方位的阅读，因此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汉语“外国文学史”中，文学史家对于连形象的评述较为单薄，基本是将其放在斯丹达尔整体介绍的框架下进行简介。

由以上爬梳可知，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在中国的引入应该始于周作人，而对于连野心家形象的定论，也是源于周氏；后来很多报刊和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定性大多沿袭了周作人 “野心家”的书写模式，并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以后于连形象才发生改变并实现反转。

二十世纪五十-八十年代：阶级、革命话语与野心家形象的坐实

新中国成立后，因受现代文学中革命、阶级叙事话语和苏联文学史模式叠加的影响，对外国作家作品进行善恶二元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态对立模式的解读，成为这一时期汉语“外国文学史”撰写的主流阐释框架，文学史家尤其强调作家的政治属性和文学作品的阶级属性。而当时汉语“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苏联模式。“解放前是英美模式，主要在教学中；解放后是苏联模式，主要在文学史的编写中”(王佐良,1992：90)。二者相较，苏联模式强调作品的社会功用，作家的阶级属性，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主流构架。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期间，中国编纂的外国文学史并不多。一九五八年冯至等《德国文学简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外国文学史，是国别史；综合史则只有一九六三年石璞的《外国文学史讲义·欧美部分》和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上卷)。这几本著述是“文革”前汉语“外国文学史”的代表。而对斯丹达尔及《红与黑》的评述在“文革”结束后出版的文学史中才较为翔实。如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杨周翰等人《欧洲文学史》(下卷)，对《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定性为：

于连代表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封建制度，只想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杨周翰，1979:124)

需要指出的是，杨周翰版《欧洲文学史》一九六四年出版了上卷，一九六五年已经编完下卷，但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版，中间隔了十四年之久，这应是“文革”使出版中断的缘故；但杨版对于连的评价无疑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者对斯丹达尔及其作品的理解维度。其编写理论指导是苏联模式，阐释框架还是阶级、革命话语。虽然杨版持论显得陈旧，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已属上乘之作，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杨版《欧洲文学史》之后，在国内较有较大影响的是石璞一九八〇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欧美文学史》，它是一九六三年版《外国文学史讲义·欧美部分》的延伸和丰富，是作者在“文革”期间积累资料和观点的整体体现。石著《欧美文学史》和杨版《欧洲文学史》一样，具有明显的苏联理论影响的痕迹，否定于连形象的正面性，甚至否定整本《红与黑》的艺术成就：

于连正是高尔基所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反抗社会的典型形象之一。在五七年以前，中国有些青年，因读《红与黑》没有正确的批判态度，而受了主人公性格的影响，把于连作为学习的榜样，要反抗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犯了很大错误，因此中国文艺界曾掀起一个重新评价这一作品的讨论。经过许多辩论，大家公认，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有了明确的一致认识。(石璞, 1980：138)

在杨、石两史之外，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也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当然主要文稿几乎都是在“文革”期间写成，其中对于连形象的评析是：

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典型形象。他一生的遭遇，他的希望，追求，奋斗，失败，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朱维之，1980：228-229)

朱维之对于连形象的定论，后在南开版《外国文学史(欧美卷)》(1984年版)中的判别亦是一致的。而朱版《外国文学简编》修订版次最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面最广的外国文学史，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仍被高校中文专业广泛采用。

此外，一九八〇年长春人民出版社推出由二十四所高等院校联编的《外国文学史》，共四册，涉及内容比较全面，对作家作品分析所用篇幅也较前几本为多，但也导致整体论述上的拖沓之弊，其中对于连的论述是：

于连是一个敢于冲击封建门第观念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现者。他的反抗在当时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所反抗的社会正是当时人民群众所要反抗的社会,他所反对的特权阶级也正是当时人民群众所要反对的阶级。然而,他反抗的目的、反抗的手段和反抗精神的思想根源却是错误的,与劳动人民毫无共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反抗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二十四所高等院校,1984：41)

杨、石、朱三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普及度最高的版本，可视为外国文学通史和区域史的代表。而一九八一年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第二卷)出版，则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文学国别史的最高水平，其丰富性和全面性是民国时期任何一本法国文学史不可比拟的，当然对于连的形象的评价依然延续着革命、阶级话语：

于连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在资本主义关系还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只可能以个人的出人头地为其追求的目标，在他身上体现着自由竞争的原则和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特点。……于连的故事反映了小私有者由于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以及对把自己压得粉碎的阶级斗争的规律的不理解。(柳鸣九，1981：305)

紧跟上述几本文学史阶级话语的限定，刘念兹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欧美文学简编》也延续了于连野心家的批判定式：

《红与黑》主要是写主人公于连的向上爬与毁灭的历史。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虽然有所批评，但基本倾向是作了肯定的描绘，以至把他渲染成一个反抗压迫的英雄。(刘念兹,1982：287)

可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评定是置于阶级、革命话语中给予审视的，对于连形象的认定几乎集中在利己主义者、野心家等负面词汇上。

和上述几部有所不同，雷石榆等主编《外国文学史教程》于一九八六年出版，对于连的形象有一定的修正：

于连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精神的产物。于连的性格受复辟时期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是当时各种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围绕于连的悲剧命运,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深入地解剖了复辟时期特别是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反封建、反复辟的主题。(雷石榆 陶德臻,1986：299)

雷版比前几部大概晚了五到六年，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信息：前几部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但编写过程应该在七十年代或更早之前，著者还没有从“文革”影响中抽离出来；而雷版应该是八十年代以后才组织编写的，已经凸显了文学史编写时代话语的改变，编写视野出现了转型。

以上通过对二十世纪五十-八十年代几部影响较大、流行面广的汉语“外国文学史”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在这三四十年间，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形象的定论是“野心家”形象，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代表，并作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者加以批判否定。从历史背景来看，在五十-八十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革命话语、极左思潮等影响，文学研究中庸俗社会学倾向十分明显，常常采用生硬的阶级分类法对文学进行解读，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等二元对立模式成为文学形象的评价方式，遮蔽了文学的民族、审美、艺术等特征，尤其对复杂的文学史形象缺少合理性和涵盖面。“以革命、阶级等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话语作为选择与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 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待外国文学, 用积极/消极、进步/落后、革命/反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物/唯心等二元对立的本质论结构重组外国文学史”(肖四新,2010:114)。对于连这类鲜活、复杂的文学形象进行简单而粗暴的定貌，成为这一时段文学史话语的典型特征，文学史书写话语的革命阶级定位、资产阶级作家的消极评价、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等，使于连这个复杂有才、有自己主见和思考、有勃勃雄心和力量的个人反抗者被极端化解读，成为批判对象，于连野心家、利己主义者形象也就此坐实，并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汉语“外国文学史”的普遍定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元、世界话语与野心家形象的反转

前述几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编写的汉语“外国文学史”，虽然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后，但内容大多是“文革”期间的积累，难免使这一时段的编本明显具有阶级斗争、苏联话语、社会单一决定论等思路的影响，观念比较滞后老套，合理的世界意识和文学的多元阐释视野几乎没有体现。九十年代以后新出的文学史才逐渐扭转这一现象，编著者逐渐接触、吸收现代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譬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理论，文学作品的解读更为多元，文学研究开始向新的向度敞开，很多被过度阶级阐述和政治解读的作品重新获得新的文学审视，极大丰富了汉语“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视野。

一九九五年教育部组织编写《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出版，为外国文学史编写提供了指导思想。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九九九年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出版，成为新千年来普及度最广的教材，其中对于连形象的表述是：

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但他既不同于只求温饱的青年,也不属于甘愿出卖灵魂、最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一类,他是有理想、有抱负、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平等、富有反抗精神的“理想型”青年。于连的悲剧告诉我们：在复辟时期，一个有进取心的贫民青年，试图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却又不愿厚颜无耻地讨好主子，丧尽天良地利用他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肩章，最终只能成为上流社会的“局外人”。(郑克鲁,1999：213)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郑克鲁版对于连形象的评析完全扬弃了八十年代的革命阶级话语模式，持更为客观、中性的理论视阈来解读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而数十年来中国汉语“外国文学史”对于连这一形象的极端评价也因此开始反转。

郑版之后，体现欧美文学史高编写水平的是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此为补阙杨周翰版而作。编者自况道：“一方面继承《欧洲文学史》材料翔实，不空发论，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排除旧的思维定势的干扰，事实就是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人物及事件，按其本来的面貌恰当的历史定位。”(李赋宁，2001：2)其中将于连形象定性为：

于连是个性格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出身寒微，从小受父兄的虐待，养成了多疑、敏感和顽强的性格。他英俊、聪颖，记忆力惊人，常为自己的天资与低下的地位不相称而苦恼。于连高傲而自尊，鄙夷外省那些趾高气扬、卑劣无能的贵族和资产者。于连热烈地追求爱情和幸福，但爱情和野心在他内心时时发生激烈的冲突……于连的人生悲剧，是复辟时期下层平民青年无法施展才能和抱负的社会悲剧，小说作者对这个人物倾注了同情，并把他的命运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展示……深刻地表现了1814年至1830年法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李赋宁，2001：217)

我们将之和杨周翰版进行比对，很容易发现李赋宁版较好修正了于连形象一边倒的情况，不尚美，不隐恶，使得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得到应有的、多元的深刻评价，很好体现了文学史书写模式与时代变迁的密切关系。

郑、李两版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出汉语“外国文学史”的高质量成果，二〇〇三年陈惇主编的《西方文学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对于连形象的定论是：

于连是个自我中心主义的叛逆者。他的叛逆，始于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这是人的天性，更是来自他的阅读。他的平等观念，并不张扬，但却深深植根于他敏感的心灵。为达到精神上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满足，他有时明争，有时暗斗，即便在忍辱负重时，也难以掩饰他骨子里不同凡俗的自尊。(陈惇，2003：125-126)

需要指出的是，陈版参与编写的有黄晋凯等学者，而黄晋凯是朱维之版第四版的主编，两版中的对于连形象的定性冰火两重，这也从侧面证明，学者的文学史阐释话语受时代的影响十分明显，有时甚或不是他们内在真切的表达，但狭隘的文学评述话语显然不会长时间左右文学经典的解读。

二〇〇八年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第三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连形象的阐释引入文学人物性格系统论等观念，这对解读于连形象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更为合理：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多侧面的，而由于自我观念始终是他的思想性格的底蕴，因而，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他时而反抗，时而妥协，时而雄心勃勃，时而野心啖啖，时而投机伪善，却又不失正直善良。他的孤身奋斗激荡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情怀，也充满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欲望。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大革命过后英雄主义尚存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表现了受压抑的一代年轻人对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同时也投射出司汤达自身人生体验和心理欲望。(蒋承勇,2008:146)

二〇一〇年王忠祥、聂珍钊《外国文学史》出版，编者结合文学史中各路阐释观念，列出于连形象的各种论述，希望引导读者判别思考：

于连究竟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还是一个反抗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英雄？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还是一个随波逐流、追名逐利的庸人？是值得同情肯定，还是应该受到批判否定，诸多问题留待人们去思索。(王忠祥、聂珍钊，2010：33)

接着将其置于同时期的法国作家作品进行比较，以凸显其形象的复杂性：

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他既不同于只求温饱的青年，也不属于甘愿出卖灵魂、最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一类，他有理想、有抱负，有信念、他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政治上的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者，属于精力充沛、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平等、富有反抗精神的“理想型”青年。(王忠祥、聂珍钊，2010：34)

由上述梳理可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出的几本代表性汉语“外国文学史”，编者对于连形象的解读，已抛弃了狭隘的解读方式，于连身上“自私自利者”“个人主义野心家”“虚伪的投机分子”等标签，转变为“有才智、有毅力的平民青年”“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人奋斗者”“拿破仑时代悲剧英雄”“有抱负，识时务，有意志，有骨气的青年”等表述。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这些新变和转型呢？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整体推进，学者对外国文学的解读更加自信，大量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出版，书写文学史的资料更加翔实，也使文学史编纂的视野更加开阔；二是文学阐释的理论向度更为多元，文学史的编写抛弃阶级、革命话语，摆脱庸俗社会学观念，并积极与西方理论话语接轨、对话，诸如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开始进入学者的知识储备，正是这些新的、多元的、世界性的理论范式使汉语“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更为科学合理，于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作为负面阐释的于连形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编本中迎来反转，由极端否定到多极化解读肯定的转变，体现了文学史编写视野的时代嬗变和理论演进。

结 语

综上所论，于连形象在汉语“外国文学史”中的表述情况经历了百年沉浮。自五四运动前后斯丹达尔及《红与黑》开始介绍到中国，周作人将于连定性为野心家这一角色后，后继很多著述对于连形象的定论基本沿袭周氏的评价，间杂其他中性的论调。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八十年代，因为阶级、革命话语对文学研究的渗透，使于连形象在野心家表述的基础上，更加朝向负面发展，成为虚伪、奸诈、作风不当青年的代名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观念的更新，尤其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进入中国，文学解读日益多元化，革命、阶级话语逐渐淡出文学研究视野，文学史抛弃了阶级唯一性和善恶二元对立模式，于连被视为一个具有丰满、复杂性格特征的奋斗者形象。某种程度上，于连形象的嬗变沉浮，其实也是百年文学观念、阐释方式、文学史家知识史进展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