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凯

(1.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2.河南大学 濮阳工学院， 河南 濮阳 457000)

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郭沫若的治学成就是深受关注的。有人关注其经典著作，如认为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毫无疑义地成为一切后来者研究的出发点”[1]，“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设计的格局和开创的章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作品本身”[2]；有人关注其总体成就，认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作用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3]。当然也有人质疑郭沫若史学研究中的诗人似的想象有违学术的严谨，批判其时而出现的幼稚病等等。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我想我们不如绕过表象直击本相，或许能更好回答这一问题，而所谓本相即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厘清这两方面的得失，则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得失也就显而易见了。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与偏差

郭沫若说“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4]465。事实证明，在其时已经众声喧哗的古代史研究领域，郭沫若不仅成功加入进去，而且还别开生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这些特色当然首先表现为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他说：

关于中国的历史，在三十年前，大家都没有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过。……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历史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5]422

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确是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武器，但对这一理论的教条式理解、机械式运用却也对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贻害不浅。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统领古代史研究实践

首先是关于先秦史研究。比如先秦社会发展形态的划分——这是郭沫若全部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经过一番探讨修正之后，他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奴隶社会的，殷代已经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是在春秋战国之交：

殷代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氏族制度尚饶有残余，而另一方面则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然此乃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自不能不有新兴之制度逐渐出现。[4]245

这无疑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研判先秦社会的发展演变了。同理，谈到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上有频繁的改朝换代而无社会形态的演进时，郭沫若说：

尽管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革命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依然无恙。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一句话归总：是没有蒸汽机的发明！[6]20

商代被认为是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起始时期，那么，商代的社会发展形态究竟怎样呢？郭沫若认为：

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6]196

因此，在对商代产业做了一番厘清之后，他认为商代已经进入典型的奴隶社会。

此外，唯物辩证法也成为郭沫若治史的重要指导。关于《易》，郭沫若说：

我现在研讨《周易》中思想，我要说它是一个辩证的观察，想来总不会有人骂我是牵强附会，是在用沟通中西的腐儒的惯技罢。宇宙整个是一个变化，是一个运动，所以统名之曰“易”。——“易者变易也。”[6]64

这里即是把辩证法思想与先秦《周易》的思想论述联系并结合起来，为先秦重要典籍《周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阐释视角。在治史实践中，郭沫若还自觉强调人民本位的立场。谈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时，郭沫若说：

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7]3

历代的改朝换代本来都是人民的抗争。特别鲜明的不是秦朝的灭亡吗？[6]28

总之，在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他解剖中国古代史诸问题的一把利剑，也成为他据以与其他史学研究家们论战的凭借：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6]9

这足见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与自信。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也就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权威范例，其史学指导思想也就愈益坚定下来。20世纪50年代，在谈到史学方法问题时，郭沫若仍说：

今天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或从事地下的发掘，不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5]82

他还说：

我要引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里的一句话来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5]131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显然已被郭沫若奉若圭臬。

(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机械运用与研究偏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使得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中别开生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先进的理论也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宏观理论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机械运用、生搬硬套，否则便容易走向极端，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开展，甚至走向反面、带来危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也是这样，宏观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8]，但如果不考虑实际、死搬教条，那便会造成曲解妄断，出现偏差。

郭沫若曾写了一篇《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的文章，就学界“抑李扬杜”的传统观点进行辩难，其中援引李白、杜甫两人各一首诗进行了对比解读。郭沫若认为，杜甫的《剑门》中“吾将罪真宰，意欲剗叠嶂”两句诗并不是要为人民消除灾难，而更多地是在为朝廷着想，所以以此来认定杜甫是人民诗人是不妥的。而相形之下，对于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第三首“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沫若却认定“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地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这样才能把那样广阔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杀’。因此，李白‘划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7]339。这样的解读逻辑，已经难免有“六经注我”和拉郎配的嫌疑了。以这样的阐释逻辑再来看杜甫那首诗，焉知杜甫“着想的好朝廷”不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呢！这样的研究操作已经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事实上，郭沫若后来的不少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其“执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运用而难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了。

“郭沫若生前对自己历史研究中的缺憾有过多方面的反省，其中既有资料考订方面的，也有概念辨析方面的，甚至有研究态度方面的”[9]，但在机械教条式研究思维和实践方面，郭沫若的反省却是不足，这在早期固然可以以理论素养不够深厚来解释，在后来则是受制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政治环境，但终究成为其史学研究之缺憾败笔。

二、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奠定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坚实基础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曾进行过激烈的“社会史论战”，而“郭沫若则是第一个在论战中使用晚近发掘的考古资料作为论证根据的研究者”[10]，极为重视考古资料的利用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法论基础，这里不妨称之为“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有研究者曾经谈到：

郭沫若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第一条捷径，那便是——抓住本源！郭沫若抓住了诗歌的本源，于是这看来很不容易的诗歌创作，便果然变成“很容易”的事情了。……郭沫若创作诗歌是这样，而在其他方面也明显地呈现着这个特点。[11]

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判断，虽然可能并不严谨，但借用来说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倒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一)发掘正史：从古器物研究做起

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郭沫若无疑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

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要论中国的历史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哪儿开幕。这点如不弄明瞭，简直等于是海中捞月一样了。[6]18

那么，什么才是正史呢，该从哪里入手去发掘正史呢？

研究古代真象，最好是从地下去找古人亲手留下的东西。……第一，甲骨文字。……其次，青铜器。……我们根据真实的史料，——甲骨文，金文，再参加旧有的文献，斟酌损益，然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才有基础，才能迈步前进。[5]400

所以，郭沫若从一开始即强调要抓住本源，而其所抓住的“本源”就是从考古入手，从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入手，因为郭沫若认为这些古物提供的资料才是可资依赖的“信史”：“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6]4

众所周知，古人也讲究研究地下古物：“把青铜器作为一门学问研究始于北宋末年，……已有千年历史。其有著录的铜器也达到七八千件”[6]601，但那往往是出于作为“玩物”的目的，还谈不上科学化。郭沫若认为：

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6]195

这正是郭沫若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入手打开其古代史研究大门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此前或同时代的古代史研究中，也有人在这样做，但应该说这样一条治学门径对于郭沫若来讲更有根本的学术意义：郭沫若治史是以此起步的，自不同于其他学者们半路拾起或以此作为治学的补充手段而已。所以，可以认为直抓本源的治学方法是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样的基础意义便要减少很多。

(二)讲求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不仅要把古物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抓手，而且更重要的，还要讲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以前的学者也每每注意到时代的考定上来，但方法不甚缜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远。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仅因为作器者为毛公，遂被认为文王的儿子毛叔，于是便被定为周初之器。其实这器铭的文体和《尚书·文侯之命》相近，决不会是周初的东西。经我考定，它是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6]603

历史研究是严密的科学，来不得半点敷衍和随意，显然，郭沫若的判断更有说服力，这就叫让古物自己来说话。

郭沫若说：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6]6

而这在当时已具备一定客观基础：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6]8

自1899年以来甲骨文的大量发掘，再加上青铜器铭文，可以说，从这一角度来对中国古代史进行“清算”研究，是具备了一定资料支撑的，而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扎实性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后来的史学论战中，这也成为郭沫若据以批判他人的资本：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6]7

这足见郭沫若对于其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充满信心。

(三)辨别利用古籍，并不绝对排斥

当然，在郭沫若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中，也包括对已有古籍的辨别利用，并不是把古籍视为绝无可信之处。在《论古代社会》一文中，他说：

研究中国古代所需的材料真确的很少。在经书上，虽有一部份，史书上，也有一部份，但要具有辨伪的本领。[5]399

郭沫若曾依据《易经》来研究上古社会，他说：

《易经》……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6]37

“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独到的见识、深刻的史识！

跳出成见思维蔽障，直接感受史物本体，发掘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治史思路。郭沫若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上古历史，得到了一些新颖的、可能更直逼历史真相的发现，这是其不可否认的研究成绩。对于从事古代史研究事业来讲，这一方法论无疑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要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不可否认，越是上古的史物，其所能承载的历史资料信息越少，或者说可破译解读的难度越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于是，郭沫若一方面借实物解读，一方面不得不做其认为合理的推测，但事实证明这推测不一定正确，所以这既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凭据，也不能不带有上古史研究难以回避的共通的局限，如何应对，实在是直到今天也值得探究的课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于时代环境和个人兴趣的驱使，郭沫若进入艰深玄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从事于上古社会、甲骨文、金文、诸子百家等古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艰辛探索之后，卓然成为史学大家。应该说，其成绩的取得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一方面也得益于坚实的方法。其中，当时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指导和凝聚郭沫若独到史识的直抓本源的治学门径无疑是至为重要的两大方法论基础。今天看来，这样的方法论既支撑起了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大厦，也因为不当运用和局限性而对其相关研究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今回望郭沫若的这段治学历程，无疑将让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更为警醒、更为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