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正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未来、统筹大局，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并提炼历代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结合国内外生态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和指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习近平生态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最新样态，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习近平生态观的理论缘起

习近平生态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观不仅蕴含了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元素，而且深化了对生态文明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自然观有着内在一致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是生态哲学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其基本要义是人与自然互为存在，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560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承认自然生态规律的内在价值，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人是一种需要依靠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的有生命特性的“自然存在物”，自然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与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协调统一。对于人本身来说，人从属于自然界，并且依赖于自己所身处的自然环境并与这个环境共同演进发展[3]38。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不是简单地依靠自然界而生活，而是与自然界发生双向互动作用，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使之向有利于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向发展，这就表现为“人化自然”的生成。因此，对象性实践是人与自然实现深层统一的中介，使人成为具有自觉认识能力的能动存在物。然而，人无节制地掠夺自然界而使人类本质力量得到确证的物质生产活动，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有限度的物质能量交换与代谢的内在机制，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良性发展的自然基础，势必使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成彻底的对抗性关系。因而，马克思排斥人类在社会发展具体进程中忽视自然条件的限制而肆意改变人与自然存在状态的生产方式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对此，恩格斯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59-560。可以说，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终极价值追寻，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出发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阐述。习近平多次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生态观既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蕴的理论基础，又以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承载的生态理念为文化根基，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到表述，蕴含着深刻而系统的生态理念。中国传统哲学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最早探讨。此外，传统文化中还有“天人相通”“天人相类”的说法。这里的“天”指向的是“自然之天”，蕴含的义理、神灵的成分较少，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一体、本质相通的价值理论，因此我们可以将“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视为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境界。儒家学说讨论的天人关系，虽然也包含“天”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以天为大的思想成分，但主要关注的是“人”，具有浓郁的人本倾向。孔子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174，将敬畏天命置于首位，肯定了自然。孔子还感慨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185这里的“天”，就是自然界，是万物之源，孔子在此表达了对自然及其运行规律的尊崇。董仲舒认为，人与天地是统一的有机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5]165。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人具有一体性，是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在荀子看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6]302，万物都是自然界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界是万物存在、发展的重要条件，生命存在相对于自然界具有绝对依赖性。儒家思想的“天”还有另外的含义，“以德配天”“践仁知天”中的“天”意指“德性之天”。“天命谓之性”，而养成德性的根本意义在于具有“仁性”，故而“仁德”便成为儒家生态思想的又一核心内涵。孟子认为“知其性”则“知其天”，即只有向善才能体悟自己的本性，才能感知天命，而“仁”是最高的善。因而，孟子认为人性源于天性，这也成为其人性论的落脚点。《系辞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旨在强调最大的道德在于爱惜生命，儒家“天人合一”的要旨在于将社会道德伦理作为自然界与人统一的基础。道家在“天人合一”理念上返本开新，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才是天地间最高的法则，是万物和人的本源。老子倡言“道法自然”，要求人要推崇并顺应自然之道，主张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回到“天人合一”的本真状态，人只有循着万物变化的自然本性，才可以达到“物我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也是道家自然观的要义所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和阐释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准则和价值理念，给当代人以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来，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深刻警示和启迪”[7]6。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就包含了中国哲学“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等对美好生态追求的哲理向度。可以说，习近平生态观是对天人关系的升华，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理据。

（三）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生态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各自治国方略中都提出了有关生态问题的论断，形成了生态建设的理念和原则，也构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习近平生态观就是对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生态思想的承接和开拓。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着手筹划生态建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他进一步提出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要素，这些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而且是社会生产力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对此，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加以小心保护，进行合理利用。”[8]34毛泽东将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看作是互相补充、交相辉映的同一过程，主张将爱惜资源、厉行节约的环保思想自始自终地坚持下去。毛泽东曾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总动员，重视对荒山废地的改造和美化，倡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树木，实行绿化”[9]509。针对当时水涝对我国农业的危害，毛泽东还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0]132的观点，要求通过做好水利工作来助农兴农。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吸纳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生态治理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到新的阶段。邓小平认为，生态保护的重要保障在于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相关法律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治本之策。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其后其他与生态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进程。在工业文明体系下，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日益高涨，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江泽民强调，应该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同时考虑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并且要把这些问题放到重要位置[11]263，统筹考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同发展及可持续性。胡锦涛以建设“两型社会”为着力点，在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并且提出要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12]646，使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永续中华文明”的实践要求，明确指出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发展全局战略部署中的全面实现，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和行动实践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探索。习近平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全人类未来的事情，世界各国人民应携手合作，共同探索谋划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二、习近平生态观的内涵要旨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并着力阐述了“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形成了“五个体系”“六大原则”的逻辑框架，概括了习近平生态观的深刻内涵。

（一）生态政治

习近平生态观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二者相互转化的关系就是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7]5。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会引发生态问题，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党的使命宗旨以及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论述，其总体价值导向在于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增进民生福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作为，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使命宗旨的价值观表征。当生态问题上升到民生问题的高度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方向就与保障人民的生态权益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了。习近平总书记还将生态安全纳入我国总体安全体系，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石。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总体布局中长期处于“短板”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以制度和法治为抓手，提高党在生态领域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实现国家在生态领域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形成了相互促进、有机结合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二）生态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是他关于生产力与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的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14]19，这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生态环境作为自然生产力的关键内容，同样重要。为防止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把好航舵，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保驾护航，我们必须坚持“两山论”的绿色发展观，最终实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辩证统一。我们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向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方向转型，探索出一条建设美丽中国的典范道路；要摆脱“唯经济价值”的发展观，坚持以发展绿色永续的生产力来取代传统的发展方式，不为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要有限度地利用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自然要素并将之转化为生产力，确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要义的生态经济体系，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要以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工业文明体系下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转变为“金山银山”的社会财富，让人们拥有生态美、品质高的舒适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换言之，我们不仅要做到生态为民，还要做到生态利民、生态惠民，实现人、自然与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生态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时代主题下，多次指出生态与文明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共荣共衰的关系，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确立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生态家园的目标追求，坚定了我们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同。生态之兴衰决定文明之兴衰的生态文明论，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生态文明可以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2]560。从人类四大文明的兴衰变迁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然生态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保护与人类文明历史演进是并行不悖的。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生态环境中出现的新隐患、新危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进行了重估，明确了“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230的生态义利观，形成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观点。总之，“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是习近平倡导的在全社会开展绿色消费、培育生态素养的文化创造行动，能够凝聚广大民众的生态共识和生态责任认同，形成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四）生态治理

习近平生态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推进生态治理，坚持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整体施策、同向发力、兼顾多措，达到统筹治理、协同共建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15]75习近平非常注重物种群体和环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张坚持综合治理，将山水林田湖草看作生命有机体，把生态的系统性作为协调生态保护的重要依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高度概括了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意义，使全方位、全过程、全地域的生态治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大计的重要路径。习近平还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同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系统，要求多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各地方和各区域部门积极合作，形成党委、政府、企业、公众参与其中的合作治理系统，这为当下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指南。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需要几代人久久为功、接力传承的巨大工程，要想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环境，就要协调好当代与后代、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构建造福子孙后代的生态治理体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也具有积极效用，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了全球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外部合作体系，依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台，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16]16，吸纳、学习其他国家生态治理的经验做法，与世界各国一道“共谋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17]，推进了全球生态治理一体化进程。

三、习近平生态观的现实意蕴

习近平生态观具有丰富的现实意蕴，主要体现在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两个层面，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指引了方向，为世界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梦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作为新的历史起点，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以“美丽中国”为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体制与机制的建构作为加快推进新征程“两步走”战略安排的重要一环，把生态文明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的提炼与升华，也是对中国独特的生态文明之路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理论武器。习近平提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4的论断，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认知。因此，习近平生态观聚焦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反映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深刻联系，对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为世界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贡献了“中国方案”

纵观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物质财富的增长突破了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依靠的生态环境的阈限，工业化速度倍增背后隐藏的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气温异常、沙漠扩张、河流污染、森林退化、资源衰竭等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未来生存的生态危机，这是人类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惨重代价，使人类饱尝了生态系统恶化的苦果。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人类社会持续涌现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文明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的执政纲领，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以及关乎人类命运和福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顺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付出了巨大努力应对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积极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成为国际社会应对环境恶化严峻挑战的风向标。习近平深刻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5]166。要使全球生态合作之路行稳致远，国际社会就要携手前行，使共商、共建、共享清洁美丽新世界的思想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和具有国际担当、全球视野的大国，以一系列庄严承诺和绿色行动为世界携手共建绿色家园提供坚强引领，把建设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美丽愿景与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责任联系在一起，为全世界构筑新型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提供了蕴含中国智慧的标志性方案。

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人民谋求福祉、实现中华民族长久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打造国家综合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习近平生态观赋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新的理论意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互促共进的思想成果，在提升“美丽中国”新境界的同时，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