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俊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语言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名著《西游记》一向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相继发行，各种《西游记》评点与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敷演出一幕幕热闹非凡的情景剧。从2012年起，每年都有一部《西游记》题材贺岁大片问世，如《西游降魔》《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大圣归来》《西游降妖》和《女儿国》等，不断刷新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在为电影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繁盛。伴着这股热潮，各种有关《西游记》奥秘破解、文本解读、文化探轶的著作纷纷出版，甚至连清代的《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西游原旨》等也改头换面地在读者面前亮相，大有趁《西游记》热搭顺风车的用意。一时间，对《西游记》的非文学解读、演绎，以及附会之风盛行，其中不乏臆造和煽动成分。长此以往，《西游记》这部名著的传播与接受将受到影响，学术研究与个性演绎的界限也容易被混淆，因此必须正本清源，还学术研究以求真精神。笔者不揣冒昧，选择影响较大的胡义成、胡令毅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析，以期与两位先生商榷，并请有识之士斧正。

一、胡义成的“新发现”有违历史真实

新世纪以来，胡义成先生试图开辟一条《西游记》作者（定稿人）研究的新路径。他立足于对全真教历史的回溯，探寻明代茅山乾元观闫希言及其弟子与百回本《西游记》之间的联系，试图以元代虞集《西游记序》为突破口，并以明代世德堂刊本上的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为依托，全面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及其相关依据[1]。胡义成先生脱离了《西游记》文本，把《西游记》研究史上所有有利于自己立论的旧案翻出来，忽视了《西游记》研究史的学术伦理，其研究方法可谓特立独行。

（一）关于以虞集《西游记序》立论的讨论

既然胡义成先生以《西游记》研究领域已成定论的元代虞集《西游记序》伪造案为立论基础，我们便以这段旧学案为讨论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徐朔方就提出了清人伪造虞集《西游记序》的证据。《西游记序》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据《元史》本传，虞集在天历己巳（1329年）前后曾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与“翰林直学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元代二者的官阶差别很大。翰林学士是正二品，翰林直学士是从三品，二者之间相差三级。如果《西游记序》确为虞集本人所写，他不可能署错自己的官名，因此该序应该是伪作[2]399。吴圣昔曾查遍虞集的全部作品，没有发现该序，这也可以证明该序是伪作。换句话说，《西游记序》是伪作，学界对此已有公论[3]170。胡义成先生以该序为虞集所作为立论基础，必然导致结论错误。

（二）关于全真教相关史料的讨论

回溯全真教历史无可厚非，但如果要认定茅山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是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就必须有充足的史实依据。笔者曾三次到访句容茅山，翻遍了《茅山志》《全真教史》等文献，经过细致严谨的核对比较，未发现一条支持胡义成结论的证据，也没发现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茅山全真道闫希言师徒与《西游记》之间有关联，他们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定稿人）。值得注意的是，百回本《西游记》恰恰把全真教作为批判与嘲弄的对象。如：

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叆叇。百姓饥荒若倒悬，锺南忽降全真怪。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害。推下花园水井中，阴侵龙位人难解。幸吾来，功果大，起死回生无挂碍。情愿皈依作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假变君王是道人，道人转是真王代。[4]600

文殊菩萨的座骑狮猁王下界到乌鸡国为妖，先是变作全真道士横行作乱，继而假冒君王与皇后同居三年，破坏了伦理纲常。乌鸡国的混乱现状，根源在于原乌鸡国国王将文殊菩萨用一条绳捆了，沉在御水河中浸了三天三夜，因此妖怪也把国王推落井中浸泡三年，以报文殊菩萨被浸三天之仇。作品虽然旨在宣扬“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果报思想，但是对全真教颇有微词。

全真教是金元之际影响最大的道教流派。1219年，全真教丘处机以74岁高龄率高徒18人，向西行走35 000里去拜见成吉思汗，“一言止杀”而获得尊崇，受赐金虎牌，“掌管天下出家人”。丘处机的西行经历被弟子们记下，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相关记载见《道藏》。丘处机弟子所写的这本《西游记》在清代被张冠李戴，与百回本《西游记》混为一谈。后经专家考证于清末至民国年间得以澄清。钱大昕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传，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余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5]173我们如果把两本《西游记》放在一起对读，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所在。胡义成先生不顾历史真相，有意或无意地重启这段尘封的历史，迫使我们只得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百回本《西游记》文本来看，全真教闫希言师徒不可能也无法改定《西游记》。

（三）关于《西游记》壁画的讨论

1227年丘处机去世后，佛教徒耶律楚材著《西游录》并写有自序，公开挑战全真教。1231年，奉祀丘处机的北京长春宫（今白云观）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中的图与文均涉及“老子化胡”论，惹怒了元室，朝廷要逮捕全真教掌教尹志平。作为《西游记》壁画所本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自请替代尹志平入狱。胡义成先生根据上述材料得出结论，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是《西游记》一书创作的“结胎”[6]。这一结论看似证据确凿，实则有张冠李戴、随意臆测的成分，隐含着概念不清、混淆史实的逻辑错误。

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的真相值得怀疑。《西游记》壁画是颂扬丘处机西游事迹的，应该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内容紧密相关，与百回本《西游记》叙述“唐僧西游历险”“除妖灭怪”的故事不合，将两者牵连一处，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胡义成在2001年至201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其中所谓“茅山全真道徒闫希言师徒系百回本《西游记》最后定稿人”“元代全真道士史志经编创的小说《西游记》初稿”等说法，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开辟了一条研究并确认《西游记》作者的新路，只不过是貌似有凭有据实则是主观臆测的结果而已！胡义成先生反复提到的全真道士著《西游记》的说法，应当引起学界的警觉，因为这不是一般《西游记》研究爱好者的个别化演绎，而是知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因而有一定的迷惑性。当然，如果学者们能做细致考察，就会发现其疏漏所在，因为胡义成提供的所有材料均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没有直接联系。

二、胡令毅对人物关系的简单比附与对历史事件的揣测

（一）关于《西游记》校改者的讨论

胡令毅先生以世德堂本《西游记》原有托名陈元之的序言为依据，再由该序言与《庄子》的相关之处联想到《西游记》的署名者和校者华阳洞天主人，进而认定陈序提到的唐光禄为历史上实有之人[7]。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云：“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裨好事者为之订校，佚其卷目，梓之。”[8]209依陈元之所言，唐光禄购书是为了出版并用种种手段作包装隐蔽，而华阳洞天主人只是唐光禄的另一个化名而已。胡令毅经论证得出《西游记》原作者是唐顺之、修改者是唐鹤征的结论。

胡令毅先生的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文献是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但是该序言并没有交代“唐光禄”的身份、姓名、籍贯和爱好，也没有明言《西游记》的作者与他有关联。胡令毅所说的唐鹤征的事迹、著述等，与《西游记》的校改者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说得很清楚：

西游一书，不知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8]208

文献资料的解读务必联系上下文做整体把握，不容断章取义，胡令毅先生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故而推论就远离了真相。

（二）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讨论

在《〈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一文中，胡令毅推测“唐光禄”指的是唐鹤征，进而继续前推，唐鹤征“并不是《西游记》的原创者，他只是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改写者”[9]。那么，谁是《西游记》的原创者？胡令毅先生认为“现在所见的百回本《西游记》，是源自于一种16世纪中叶创作的‘古本’”，进而确认这一古本的作者是唐鹤征的父亲唐顺之[9]。从“《西游记》是证道书，更是史书”“三藏就是嘉靖皇帝”“玄奘取经隐写嘉靖南巡”“孙悟空就是唐顺之”等一系列断语出发，胡令毅先生推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唐顺之，想象大胆，假设惊人。这种脱离了《西游记》相关史料的臆测与推理，却名之为“别开生面之新探”，实在令笔者难以苟同。

《西游记》是一部章回小说，胡令毅先生忽视了它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本质属性，宣称要“回归历史，回归作者本意”。胡令毅认为，清朝的“证道说”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并未完全偏离作品的原旨。为了坐实所谓的“回归历史”，胡令毅从“《西游记》里的三藏是唐王的御弟，三藏的小名叫‘江流儿’，唐太宗叫三藏前去化生寺”入手，认为化生寺与明世宗的出生有关，“世宗出生于正午，其父正伏几小睡，朦胧中见玄观纯一道士进入宫内，醒来宫人报喜世子降生，故兴献王认为世宗是由纯一点化而‘化生’”[9]。胡令毅还指出，“《西游证道书》补三藏出身，提到了他有一位‘目訾老祖母’，小说中的这位‘目訾婆婆’实际上就是世宗的祖母，邵氏孝惠太后”[9]。胡令毅进而认为，以上内容均可证明《西游记》里的唐三藏“的的确确就是世宗皇帝朱厚熜，同唐朝的玄奘和尚是没有关系的”[9]。胡令毅先生这番阐发和推论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其理据与可信度是值得质疑的。既然百回本《西游记》是明代中叶诞生的长篇神魔小说，就应该按照文学批评的规律来考查其内容、解读其内涵。胡令毅先生放弃了对《西游记》文学属性的理解与把握，以陈元之的序言来推测《西游记》中的人物玄奘与明世宗皇帝朱厚熜之间的呼应关系，实属惊人之论。

胡令毅先生最大胆的结论是“玄奘取经隐写嘉靖南巡”。玄奘西行取经发生在“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甲戍，初三日，癸卯良辰”，胡令毅认为此句隐指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南巡湖北承天府。胡令毅先生用《明史》中的材料与百回本《西游记》相比附，得出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结论：相良隐指世宗的父亲兴献皇帝，相良设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当指世宗为父亲上庙号及行明堂大享礼；通天河即黄河，朱紫国和狮驼国均指位于湖北钟祥的显陵地区；凤仙郡和金平府均隐指世宗老家[9]。更有意思的是，胡令毅还从《西游记》猪八戒被汗巾捆绑跌倒在地和三藏被女妖用丝绳捆绑的故事情节中，读出了“壬寅宫变”的内涵，可谓奇思妙想。

于是，在胡令毅先生看来，《西游记》乃是一部幻化了的自叙传；猪八戒就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沙和尚就是陆炳，孙悟空就是唐顺之；《西游记》旧本是陈序撰写人唐鹤征的父亲唐顺之写的，小说是唐顺之的自传，描述的是他修行的心路历程；唐顺之的原作有“史”和“子”的性质，“史”包括史和传两个方面，史是三藏即世宗的史，传是孙悟空即作者自己的传；唐鹤征修改、扩充《西游记》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9]。对这些结论的严肃性、严谨性，笔者均持怀疑态度。

纵观21世纪关于《西游记》作者研究的相关成果，胡义成、胡令毅两位学者的探索精神是令人佩服的。尤其是胡义成从对元代全真道内丹派的学术考辨入手研究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史，因为有海外柳存仁、余国藩、矶部彰、中叶美代子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显得有新意和深度。可惜，由于方法的偏差、材料的误用，胡义成先生将茅山全真道闫希言师徒当作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写者，与《西游记》作品及相关史实均不相符，令笔者深感遗憾。学术新探倘若一味求新而罔顾史实和事实，便会南辕北辙，欲速则不达。而胡令毅先生以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为依据，忽视了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虚构性，把小说文本《西游记》当作明代皇家历史的演义，从一篇序文窥得常人难以想见的明代宫廷之乱，可谓有跨学科的宏大视野。事实上，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便会成为谬误。《西游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应该回归文学研究的本原，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事实和材料说话。总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证不信、孤证不立，应当成为学术研究的理念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