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圆圆

（华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 河北·廊坊 065201）

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与亚欧各民族之间政治文化沟通的桥梁，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恢宏灿烂，它打破了各国和各民族的界限，将人类四大文明串连在一起，共同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跨越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风情独具的大西北，拥有壮丽的风光，悠远的古迹，这里的山水滋养了一代代劳作的人们。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作家创作所涉及的自然环境包括山林、草原、戈壁、雪山等区域，在张承志、石舒清、龙仁青、梅卓等一大批作家的笔下，通过对生态文学书写，塑造了当代文学的文化景观，不管是张承志宏大的《心灵史》、阿来的《机村史诗》，还是梅卓的《极地》《秋天来临》都是以展现故乡的变迁来反映特定历史时代的境遇。

一、人与草原美的诗意描绘

生态环境不仅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塑造了作家的美学风格与人格气质，从而对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气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则主张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1](P11)。借助于民族形式和地域的载体，丝路各民族作家着眼于描绘独特的文学景观，保持自身自在纯真的生态和本民族自由本真的生命形态。同是描写草原，藏族作家龙仁青，回族作家张承志，裕固族作家玛尔简却各有不同。作为独立的文化系统加以解读和再现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草原作品常常与更多的文化领域——人类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产生交叉和渗透，其作品既有独特的意趣和指向，又常与各种主题如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使作品充溢着广阔的视域和理性的张力，蕴藏着丰富而可阐释的想象空间。

藏族作家龙仁青创作出的小说，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他在大自然的温暖怀抱里那份自由的心境。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清新明亮的色彩，给人一种安谧恬静之感。“这时候，帐篷外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墨绿油亮的江玛草从帐篷的周围铺天盖地地向更远的远方延伸而去。草原最富有魅力的夏天已经到来。”[2](P54)虽然他的作品有些意象和情调是苍凉忧伤的，但它们最终总是被明亮的温暖和爱意所感染。让他满怀慈悲，而且使他的作品充满自然的情趣。它们既是小说灵气和意象所在，也是作品感伤绮丽的审美基调的外化形态。他的作品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创作，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流水般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与精神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为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学审美范本。

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人类之根，大地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具有诚实、质朴、生命活力等存在的特征，与草原的亲近是生命的基础，也是人类之根源。人们把草原上的生活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视为真正看护和保留精神美德的空间。草原是集生命、光明、永恒、宽厚等为一体的神圣之所，是集纯净、完美、喜怒哀乐、感动于一体的家园。回族作家张承志的短篇小说《绿夜》形象地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小说的开篇写道：“这漫无际涯的绿色，一直远伸到天边淡蓝的地平线，从那儿静静地等着他、望着他，一点点地在他心里勾起滋味万千的回忆。”[3](P92)在草原色彩美中融入了情感的因素，具有着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刻批判。作者将赋予生命的草原之灵魂和意志、现实与浪漫相结合，使草原的美轮美奂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种季节感蕴含着人的情感命运与风景之间的联系，是对自然的爱恋和生命的感动。

祖国北疆是幅员辽阔的草原和森林。当代蒙古族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笔下的草原意象成为了承载文化乡愁的空间。这里的草原早已不是纯粹的自然，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其自然的属性，仍然与自然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起伏的草原上有条银色的小河。小河边坐落着几座洁白的蒙古包。外边是几辆停放的勒勒车。四周有很多牲畜，羊咩牛哞，好不热闹”[4](P158)。在这个审美视域里人们在草原上繁衍生息，人与草原早已融为一体。在作家的笔下，牧人的感情与草原大地血肉相连，草原上有勒勒车溅起的积水、虎豹、酸牛奶和柳蒿芽。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家眼中苍茫雄浑的草原，也能感受到作家在努力表现着内蕴其中的草原生活之美，观察捕捉草原儿女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熔铸了自己充满诗情的感受，有着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生命自由状态的深深眷恋。他用多彩的画笔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草原图画。

在民族文学中以自然作为背景，具有表达时代精神和提高作品深度的作用，并继承祖先敬畏自然和珍惜生命的精神内涵。裕固族作家玛尔简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她在大自然温暖怀抱里那份无拘无束的自在自得。她执著地书写着热衷的故乡风貌。这里既有尚未开垦的小村落，也有奔流不息的江河和最接近原始生活的自然风貌。因此，她总是清新明亮，活泼自在的。她的短篇小说集《海子湖边沙枣情》 在这点上和萧红在《呼兰河传》 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的亲近是一脉相承的。“在那长满马莲花和芨芨草的草原上一起放羊、追逐、玩耍、唱歌......度过了许多美好难忘的时光。草原上的岁月像沙枣花那样浓密灿烂”[5](P6)。我们在领略繁华都市的同时，却无法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在她的新草原小说中，自然风景似乎成为一种身体、感觉和爱恋的场所，不仅有着独特的美，而且也有着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锐。

丝路各民族作家行走于大自然，以森林、树木、草原为伴，以野草、飞鸟、星空为友，整个身心都融于自然的生命中，用心热爱大自然的恩赐，用灵魂感受大自然的神圣。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崇敬和敬畏生命，带着关爱生命的目光，抒写着对大自然的独特情怀，努力挖掘深蕴于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以及生命的奥秘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并以此来赞美草原人宽厚的道德和美好的人性，向人们展示其精神内涵。

二、人与动物关系的终极探求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过：只要人还在残酷地对待低等生命，他就绝不会懂得健康与和平。人类播撒了痛苦和谋杀的种子，就不会收获爱和欢乐。在中国《逸周书》上也记载夏禹下令保林和护鱼的政策，所谓：“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对于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言论，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与参用。生存的尊严、信仰和图腾在民族作家小说中有强烈的表述。他们善于描写那些具有生态意识的人是如何保护动物的，如何构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理想模式，启迪着我们对于当今人类如何与自然界中的动物和谐相处问题的思考与感悟。

人与动物的最好尺度是刺猬哲学，即不杀有孕的母兽和幼崽，猎人生存的秘密就是严格遵循这一古训。达拉的《乌日玛的风声》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又让人可悲可叹的故事。猎王乌日玛因误杀一只怀孕的母狍子而懊悔终生。女主人公乌黛和母狍子两者构成了鲜明的隐喻关系。猎王深深地爱上了好友的妻子乌黛，在同时失去挚友和乌黛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开始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行为。近年来随着生态平衡的破坏，人与动物之间的天然默契也被破坏，在《猎人谷》中蒙古族作家肖龙完全依照老猎人的内心世界，在饥肠辘辘情况下放走了幼狍子，进山几天狩猎始终未发一枪，他懂得猎人与其所热爱的猎物之间的关系，没有被贪婪蒙蔽住自己的本心，最终使他竭尽全力保护那些动物。通过小说作者呼吁更多的人重新建立对动物的尊敬与平等的情感态度。

人类残酷地猎杀动物后，大自然施予神秘的报复。这让人不得不意识到大自然的威严和神秘，动物生命的内在主体性展露无遗，这种怜惜被猎杀动物的情感在作品中随处可见。藏族作家梅卓的《极地》这篇小说中，讲述了一个优秀猎人的儿子，也是一个小猎人乔的故事。作者以拟人的手法来写动物，用深情的笔触刻画麝被猎杀的情状，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都因爱而牵连在一起，任何对爱的亵渎都应受到谴责。而在她的另一篇《秋天来临》中，通过年轻的猎人甲桑捕杀雪豹的悲剧故事，表达了作者对残忍猎杀野生动物的惋惜之情。文中大段对雪豹形态特征的描写，而捕杀野生动物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这种需求是由于商业链条上的消费者对野生动物皮毛的巨大消费，那么各种野生动物自然也就成为了猎人征服和利用的客体。

在作家笔下还有另外一种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传达人类对动物命运的深切关怀。动物哲学的叙述转为人格化的契合，在生命底色中达到人与动物的心灵相通。藏族作家姚永瑛比较热衷于描绘家养动物，以折射自身，照亮现实，纵情地讴歌生命，讴歌一种内在的活力和跃动。她的《闪电》 一文描写了重孙和狼狗之间的友谊，她善于把动物人格化、象征化为某种理想道德或价值观。“这些作品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思考了动物权利和自然尊严，对人类文化、人性存在作了深刻反思，重新厘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平等地位和生存需求”[6](P110)。所有生命都有自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人类有益处，人类和动物是相互依存的整体，是一种有助于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存在的统一体。

丝路上各民族的动物叙事文化同其他风俗文化一样，影响着其沿线上民族小说的文化。他们在作品中无论是描绘尊重动物的内在价值，还是关注动物的工具价值，更多的是对动物个体生命或种类生命的关注。既有从生态学和文化角度的观察描述，也有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民俗式的展示，更有传统的野性之美的展现，召唤人们走出以人类自我价值为中心的误区，交流互鉴、兼容并蓄，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三、对人类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反思

现代工业文明使人有能力肆意地掠夺大自然，工业生产体制和消费文化使掠夺大自然成为现实，便有意识地把人性中的无限性追求引入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之中，也彻底打破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适度平衡。当丝路民族文化遭逢现代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一大批扎根于广袤土地热爱故园的作家，在现实主义深厚传统的滋养之下，以其不动声色的犀利和锋芒，用贴近大地与人性的作品，指向文明时代无可回避的事实。丝路作家徘徊在现代与故乡的矛盾中，用手中的笔见证脱离故土所产生的种种不适，也将这种强烈的社会理想和批判的手法带入到小说中，怀着捍卫故土的危机意识进行生态创作，也正是因为张承志、梅卓、龙仁青等这样肩负有历史使命的作家，才使他们充当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积极探索生态危机背后的根源。

拥有着独特魅力的文化价值是草原地域特点在其民族文化传统中得以保留的重要因素。但草原畜载量的无限扩大，植被破坏导致的草场退化、沙化甚至荒漠化。人们生活的困窘与艰难，开始被作家正视和瞩目。在都市与草原变迁的冲突中反而让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的批判更加坚定，也更加深刻，文字的锋芒并未钝去。他的生态系列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欢乐、激越、愤怒和痛苦，看到他的执着追求与悲天悯人的灵魂，对于共同的经历与现实：草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游牧经济与商业经济等深刻的、巨大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和揭示。

他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现代城市化与工业化冲击所导致的生活空间越来越逼仄的焦虑，《骏马·苍狼·故乡》生态小说集充盈的是广袤雄浑的诗意与苍凉，是一种直击人内心深处的力量。满都麦不仅仅是一位大自然的歌手，他对大自然所饱含的那种深深的温情，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家园环境恶化状况的担忧和焦虑，短时间里也许能让一些人的钱袋子鼓起来，但却毁灭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马嘶·狗吠·人泣》中无论是在戈壁还是在草原，人都处于精神枯萎的病态中。小说中没有简单地大肆抨击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掠夺，而是充分地展现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怎样制约人与自然的发展。并刻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深刻地挖掘了精神家园的人生观、自然观和宗教观。

达斡尔族女作家昳岚是一个执着于边缘书写且极具个性的作家，在《太阳雪》中奎勒老人的血管里像是河水在奔涌不息，自然是她的影子和镜子，同时也是她生命旅程中的重要元素。作者提出质疑：“她的家在哪里？”当她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没有绿色和阳光。小说通过老人奎勒告诉人们：游牧生活方式是充满温情与友爱的，也是蕴含着渴望纯然传统的文化能够延续的许诺。当现代性以工业化取代农业化、以城市取代乡村的历史过程,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已消失了。道德批判说到底是对城市商业文化的批判，离开草原，就不再有游牧文化基础上的那种温暖单纯和相互帮助扶持的关系。

今天有很多民族的生存环境在工业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导致很多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符号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我们探讨这些问题，具有一种更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承担着保护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大责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糟粕，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会不断地消亡和被淘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必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更加关注和保护这些民族的生态文化，防止在现代化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链条被中断，使不同民族的文明会毁于一旦。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生态观念，让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得以继承和发扬、传承和发展，这是研究民族生态小说文化的重要意义。

四、生态文学和现代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契合点

科技的本身是中性的，科技的伦理性在哪儿？人类从18世纪以来，环境的恶化是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人文只是去了解、观察、审视，不会去破坏；人文的反省会使科技的发展更趋完善。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也许会给人带来短暂的、自以为是的快乐，但无限的欲望会使人失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将承受长期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精神痛苦。如果人类继续这样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去发展，很可能要不了一百年，生态系统就将会崩溃。因此，我们思考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努力找到包括生态传统智慧、现代经济伦理和科技文明的结合点。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银狐》中塑造的治沙人老铁子、充满生态忧患意识的旗长古治安，他们运用科学技术在荒原上植树造林，在荒凉的沙漠中种草，用科技指导人们的治沙种草，从而实现现代科技推动绿色环境发展理念。这种把贫瘠荒凉的沙地变为现代化林场的发展过程，从整个北方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中进一步显现出植树造林事业的时代意义。在小说中作者不再简单沿袭传统否定对现代科技的批判性思维，而是让民族的生态伦理智慧和人格美德去更好地驾驭现代科技，使小说充满了积极改变现状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让科技褪去了灰色的魔法外衣，以富有开创的想象力与实践行动相得益彰。从作品中可以看到郭雪波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表现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更是以一种看护者的身份与大自然达成一种天然默契，并尽可能地去保持自然循环的生态模式，对现代社会解决人和自然间的矛盾，维护生态文明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藏族作家阿来没有表示出对生活的厌倦、厌恶，也没有更多对人的存在的荒谬、荒诞以及人际关系的虚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也不热衷表现那些边缘、局外、多余的孤僻或自恋的人和事，虽然对一些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某些价值观念的消失乃至改变，也表现出了深深的忧伤和愤慨，不过并没因此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恰恰相反，怀着对故土赤诚的心，执着的爱，他在反复的思考和探索一个新的契合点，做到向大自然的索取和付出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使自己的家园更加富裕美好。他的小说《三只虫草》没有单纯介绍挖掘虫草的行为对草原植被的毁坏，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探讨无论是实现本民族文化传统经济，还是在严重的环境威胁下人们自觉对生态问题的积极思考，都有赖于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去有意识地积极保护和合理改造，并将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同推动基础教育民生举措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相联系，从而进一步增强人们对绿化生态的保护意识。

维吾尔族作家亚森江·萨迪克通过自然和生态观来讲述，自然和人文如何交织在一起，用多学科的视角深入剖析文化和思维、地方知识、历史地理等多重知识的内涵，从文学的描述和修辞中，也可以充分看到民族作家是如何理解自然和定义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他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展开想象的翅膀，这里有沙漠、戈壁和绿洲上独有的形态各异的地质奇观。他的《痕》不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丰盈的美丽世界，而且写到对于乡土的追寻，并立足于与大地母亲血肉的紧密相连，对于历史进程中生命一体化给予积极的认同。这些回忆在小说中讲述的不仅仅是一段段历史，甚至还包含着对整个集体性的回忆。

综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也是多元文化碰撞和融汇的地带。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面对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处境，其主体意识与文化认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而文学作为人类创造力与生活经验的语言形式，是作家建构和表达文化认同的主要途径。“文学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的生态危机和生态伦理，而且还应该朝着人类目前无法完全解决的伦理困惑、精神症结持续用力”[6](P107)。文学对自然环境、生态界而言不仅表现在美学上，更加是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变化关系为出发点书写自然环境、动植物与人类之间的牵引交错，并进一步推动作品情节的发展，那么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贴近自然生活环境，思考为民族文学提供另一种诠释空间，也同时为少数民族作家开辟一个展新的领域，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上各民族生态小说文化的了解，对深刻认识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