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朱铁军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引言

通过对宣州窑①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分析，大多数专家指出其烧造历史始于唐中后期而没落于北宋年间，在五代时期造瓷活动蓬勃发展。宣州窑以州命名，足以可见其在当时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凸显，窑场散布在古宣州地区，主要有山岗窑、小河口窑、繁昌窑、琴溪窑、东门渡窑等，出产的陶瓷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盏、碗、盘、执壶、罐等，釉色主要以青白、褐色、青灰、点褐彩等，各分支窑口也有其不同的制造特点和艺术表现，但在风格上具有一定统一性。黄裔的《瓷史》中写道“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1]《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也提出“宣州窑可能就是南朝的官窑之一。”[2]这都间接肯定了宣州窑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较高的制瓷地位和社会认可。

宣州窑的兴盛表明在五代时期南方社会的陶瓷制造业得到了发展，宣州地区出现了许多窑口并留下了一大批的陶瓷产品，而宣州窑的发展与当时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出现的社会新元素也积极反映在其造瓷过程和陶瓷产品上，对这时期宣州窑文化层面的解读能让当代人们深入了解和强烈感受已经消失数百年的制瓷风采和魅力。

一、社会环境

（一）政治分裂与经济重心南移

五代中叶，中原大地唐亡晋兴时期，江淮地区也在进行一场政权的更迭。江淮的变局使“唐”这个刚刚退出中原舞台的称谓，得以在南方“复活”。[3]公元937 年徐知诰建立齐国后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其继承者李昪即位后，继续保境安民，尤其是坚持“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在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民众生产、经济建设有所发展。而此时的北方依旧战乱四起、社会动荡，没有统一有效的政权来保证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领地大批民众往南迁徙。尤其是富裕商人、文人士大夫、下层民众等都携家带口在南方地区定居，伴随他们转移的还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文化典籍、制造工艺，这都为宣州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时任宣州节度使的萧祯奉旨建窑并把窑址建在了宣州本土，以满足朝廷和民间大众生活的需要，宣州窑因此得名[4]。特殊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为宣州窑的建立提供了能工巧匠、政策支持、销售渠道等行业生产基本构成要素，这也从侧面反映五代时期大规模的瓷器生产大部分是依附于统治者政治政策的制定，而造瓷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阶层物质生活需求的支撑以及和平稳定的社会结构保障。

（二）南北碰撞与吴越文化影响

伴随着社会制瓷生产中心的南移过程，由北方传入的造瓷新思想和新理念在南方地区的主流文化圈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并产生强烈的文化碰撞，又随之相互融合诞生出新的内涵和表现。北方以白瓷为主，而南方盛产青瓷，南北制瓷文化的融合打破了以往青白之间的界限，宣州窑的青白瓷器由此出现，既青又白，兼容南北造瓷的艺术精华。另一方面南方各地区的文化发展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人的行为活动、社会风俗、造物理念都影响着当地制瓷业的方方面面，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等都赋予陶瓷设计和制造中所体现的区域性表征。越窑前期陶瓷装饰使用最多的压印纹就被宣州窑的工匠们广泛使用，早期宣州窑瓷器的造型也从越窑的瓷器中寻找素材并获得灵感。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越发加深，并不断促进当地制瓷行业面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改良和更新，从已发掘的宣州窑瓷器中看出，有的窑口出土的早期瓷器还是属于白瓷一列，到中期瓷器颜色便已然演变成人们口中的卵青，这种变化折射出当时社会中文化融合对于人们精神、审美的逐步改变。扎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和环境中的制瓷业，也因为外来的中原文化介入而逐步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使得宣州窑应运而生新的瓷器品种并发展兴盛。

（三）对外贸易与外交手段控制

汉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就基本形成并具有一定规模，对西域诸国互通有无，但主要的运输方式为陆运，到唐代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在海上也开辟出一条巨大的商贸之路，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进行贸易，瓷器是当中最重要的货品，其中这时期向东南亚输出的陶瓷数量最多, 并且出口有中国各个产地的陶瓷器[5]。直至五代，商贸之路也没有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而停止，五代时期外国对中国的瓷器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对于宣州窑的发展也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依托水阳江、长江等便捷水路直达南部沿海城市，让瓷器远销国外。另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虽然政治立场上存在着敌对的行为，但在商业中却进行贸易交往，与南唐相邻的北齐对于南方瓷器的偏爱使得南方的青瓷一直在北方占据很大的市场，这也使得宣州窑瓷器在当时行业竞争中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因为其既具有南方瓷器的精巧灵动，又有北方瓷器所显现的粗犷大方。这样的局面也使得南唐政府对于瓷器制造的控制力度加大，在对外贸易和瓷器生产制造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宣州地区的窑口生产活动处于官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并不代表是政府直接督办制造，可能是以委托承包的方式进行合作，属于“有命则供，由官监制”性质[6]。窑口所烧造的瓷器也严格的分为两类，一种以王宫贵族和通商之用，另一种则流向民间大众，尤其是在外贸中瓷器的数量、种类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的方式让宣州窑官窑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虽出土的瓷器中出现“宣州官窑”的印记，但没有明确的官方史料记载，也让宣州窑当代发展方向和发展定位模糊掣肘过多。

（四）生活习惯与陶瓷使用普及

陶瓷的出现与青铜器密不可分，三者的造型、纹样、用途等存在一个有序的递进使用关系，陶瓷从魏晋时期就在逐渐开始接替漆器和青铜器，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物美价廉、产量大的陶器瓷器涌入每家每户，从市井到庙堂都存在着它们的身影，使人们的生活习惯使用也随着改变。在便捷民众的同时，自身也走向两个发展方向——艺术品和实用品的演变，高端精美的瓷器装饰着社会精英阶层的房间，而粗糙劣质的陶器则成为普通大众的使用工具。作为祭祀时的用品，具有产量大、造型美等优点的瓷器逐渐在人们礼教仪式、丧葬嫁娶中具有特殊的寓意，在宣州地区出土的瓷器之中，较多数精品都是陪葬品，与玉器、金器等支撑起亡者的奢侈往生梦。这也间接说明了唐后期的瓷器地位提升和价值凸显，高端瓷器已经有着媲美青铜器和漆器的价值，更有甚者像秘色瓷一样千金不换，只可遇而不可求。

二、审美文化

（一）南青北白的分界

古宣州地处长江以南一直受“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影响，瓷器的发展具有熔南北方风格于一炉的特征[7]。北方好白，南方好青，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一直以生产青瓷为主，但到了五代时期，大量的北方人士涌入南方并形成了聚集地，构成了一个较大的稳定瓷器需求市场，刺激了当地的窑口生产白瓷以便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南方窑工吸收借鉴了北方白瓷的烧制技术，在南方成功烧制白瓷，以满足南迁人民对白瓷的需求。南方早期生产白瓷的窑场主要有江西景德镇窑、赣州窑、吉州窑，安徽繁昌窑、泾县晏公窑，武汉青山窑等6 处[8]。这6 处窑场均分布于南唐故地，其中晏公窑和繁昌窑位于皖南境内，除此之外，还有泾县的窑头岭窑。[9]大量的白瓷出现在市场之中，对于原有的青瓷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也使得宣州地区的窑口顺应时势，烧造出早期的南方白瓷，但由于南方地区瓷土的含铁量较高致使无法淘洗出洁白黏土，进而衍变成既青又白的瓷器。在南青北白的制瓷惯例中打破常规，产出划时代的瓷器种类，但从釉色上来说，宣州窑出现的瓷器总体上还是基于南青北白的时代审美与民众喜好而出现的，是针对市场变化而做出创新选择，这具有折中主义的产品出现让宣州窑前期烧造的瓷器在同行中迅速脱颖而出，但也埋下了后期衰落的伏笔，因为大批量的生产导致原料资源的枯竭和出产瓷器的良品率低。

（二）自然仿生的模拟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所要表现的就不只是实用功能的因素了，于是便有了陶瓷器物的装饰造型，最终使得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实用陶瓷器皿，上升到一个非单纯实用功能的单一用具，而是有较复杂装饰工艺的艺术品，甚至是纯观赏效用的艺术品，成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和提升艺术欣赏能力的艺术品[10]，宣州窑早期也模仿北方邢窑或定窑的瓷器模型烧制，同时提炼南方的越窑青瓷神韵丰富自身，相比较临摹而言造型创新始终是宣州窑发展的不竭动力，尤其是对于自然物造型的营造和运用。在仿制的过程中主要从植物和动物两大类进行元素汲取，少数有对人物的临摹烧造，常见的有莲花、瓜类、金蟾、虎、羊、鸡等，例如李昇、李璟二陵出土的白釉瓷碗、碟，有口沿为中突的厚“卷唇”和“癸瓣口”的，碗身“上肆而下钦，作平坦势”，有的作癸口瓜棱状[11]。这也与佛教进一步中国本土化发展和崇尚自然有关，这些寓意吉祥、美好的装饰除了丰富宣州窑瓷器造型的表达，更使得瓷器本身的精神象征意义明显，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后期宋代瓷器的造型设计和表达。当然这样自然的具有强烈人的意志的装饰也多在宣州窑制造的精品瓷器上，像普通的瓷器并没有这么多精美的装饰造型，可以推论出其中重要的原因一是为了满足当时精英阶层的使用需求，进而彰显社会的身份地位，二是自然审美引导下的瓷器烧制难度和成本都十分的巨大，烧制过程中的成功率低，这种审美趣味也让宣州窑瓷器陷入在精品和优品缺少的不利境地。

（三）古典装饰的应用

相对于动植物元素的运用，早期宣州窑工匠们更善于使用传统的线条装饰和点缀瓷器，直线和曲线的组合应用给予瓷器丰富多变的外观造型和视觉感受。绳印纹最早用于陶器上的经典纹饰，也被巧妙地运用到宣州窑的瓷器之中，形成一种特殊的肌理表现方式，工匠们让当时的宣州窑呈现出古朴、典雅之美。盛行于西晋晚期的褐彩装饰到了东晋时期已经变成较为多见的装饰手法，东吴西晋的青釉褐彩瓷出土范围限于长江以南。釉下褐彩是青瓷装饰较为普遍的工艺，同时也是彩瓷的表现形式。在烧制制作过程中，在瓷器的胚胎上进行彩绘装饰后，再上一遍青釉或黄玉釉，然后再进窑二次烧成[12]。在已发掘的宣州窑窑口器物中能看到大量的彩绘装饰，多以块状和线状的褐彩装饰为主，最为经典和特别的莫过于雨滴纹样。

（四）时代风情的表现

宣州窑的研究为历史学家们研究五代时期南方社会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工匠们在宣州窑的烧造过程中也加入了当地独有的事物、风土和人情等元素符号，这也让遗留下来的一件件瓷器变成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印象，是人们了解时代的窗口。在宣州窑的瓷器装饰构建的设计上就极具有古宣州地区的文化特点和世俗符号，历史上，宣州土鸡声名显赫[13]，常见的鸡首壶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古人认为鸡是落地凤凰，象征着富贵，在西晋时期就出现了以鸡首龙柄或鸡首凤尾的陶瓷物件，但那个时期在鸡首的塑造上把头缩短、肚作圆鼓状，多以母鸡作为范本来刻画，到了五代时期，宣州窑窑工使鸡首变长作昂首状，刻画上也越发的精细，对于器物形状的审美出现由粗犷到精致的改变，烧造出来的陶瓷和瓷器也都与宋时期的器物形体相似，可以看出唐末至五代期间，宣州窑的烧造产生了不小的改变，产生了风格上的区别和审美上的分差，对于陶瓷设计上一如既往大多继续仿制唐前的器型模样，而对待瓷器的态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文人气与世俗风使得宣州窑的烧造转向秀气、灵巧、精贵。

三、技术演变

（一）原料配比的升级

根据现已发掘的窑口环境和陶瓷成分对比分析，宣州窑的生产原料基本都是从当地直接采料，宣州地区自古多山少田，红壤土类是境内占比最高的一类地带性土壤，这使得不利于农业耕中，但却为发展制瓷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基础。陶瓷主要以胎为骨，釉为衣，从胎骨和釉面装饰分析，胎釉的成分直接影响到工艺效果[14]。从发掘的早期瓷器，发现一开始制瓷工人利用“一元配方”进行烧造，产出的瓷器色胎偏白，达不到北方白瓷的那种釉色标准，进而在原料上加入其他成份形成新的制瓷工艺，并且考古专家在深入分析后发现可能加入的成份是某种富铝的黏土。使得瓷胎可以耐受的高温上限提高到1280-1300℃，这提高了瓷胎坚致性，陶瓷的成品率大大提高。这一技术的出现也让当地制瓷行业的产量和品质大大提升。

（二）烧造手段的改良

现今宣州地区的港口镇仍然保留着龙窑，虽然很多证据表明其不是宣州窑的遗留，但是现今仍然喷薄窑火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宣州窑各窑口的不断发掘也让沉睡千年的龙窑烧造被人们了解，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烧造手段上的改良。古宣州地区多山地，故宣州窑皆使用依山体坡度而建的“龙窑”。龙窑借助坡度自然通风，火焰抽力大，升温快，且窑炉较长，装烧面积大，利于提高烧造瓷器的产量和质量[15]。不仅如此，窑工对火候的把握以达到那个时代最高水平之列，利用龙窑分室构造，实现了平焰和半倒焰的结合。在烧造时更运用匣钵和明火叠烧，例如繁昌窑大量使用漏斗形匣钵[16]，这与当时越窑的烧造手段极为相似，但是匣钵、支钉叠烧又不完全一样，可以推断出并不是直接受越窑的影响，很可能是从其他的第三方窑口传入并根据宣州窑当地窑工理解后改进而成的。

（三）创新手段的运用

宣州地区自古就是一个承南接北的文化缓冲地带，对于南北方文化也是兼收并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民众造物的运用上，宣州窑的窑工们对于邻近窑口的制瓷技艺也虚心学习和创新应用。例如与邻近的寿州窑、越窑等进行技术层面的交流，淮南市的寿州窑在其隋唐的鼎盛时期以黄釉瓷闻名[17]，寿州窑无论造型或釉色都具有熔南北方风格于一炉的特征。其黄釉中金黄色最难得。表面有细小开片，具透明玻璃质感[18]。在宣州窑的发掘中就出现了几件类似黄瓷釉的窑变瓷器，这很有可能就是宣州窑窑工的学习的产物，但是有没有达到寿州窑瓷器的那种品级，后期也就没有在进行类似的深入研究烧造。不仅在釉色上进行突破，宣州窑在瓷胚的雕刻上采用多种雕刻手法，常见的有刻花、划花、模印等，这些技法多师从越窑，但与越窑不一样的是宣州窑多用浅刻少用深刻，陶瓷表面面貌特征明显。到后期更经常运用模印装饰，常见的有菊花纹、莲瓣纹、云纹等，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情趣。

四、时代意识

（一）儒释道学的精神观

五代十国时期，佛道两教发展很快，寺院道观遍布大江南北，有人的地方就有佛道信徒[19]。相比较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的大行其道，唐末五代时，南方地区的社会思潮由统治阶级所引导，文人士大夫的精英阶层也进行思想的输出，普通大众总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跟随，儒释道学的本质精神也影响着社会的各行各业，作为重要制造业的陶瓷产业也变成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的物质载体。“佛”“道”“仁”也尽都幻化成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要求宣州窑制瓷行业的风向改变，尤其是文人群体的崛起，使得瓷器造型的改变显得越发重要。隐逸、洒脱、富有强烈政治抱负、面对动荡时局的不安等性格情感都使得知识分子将兴趣投向了对现实生活的探索，不难想象在瓷器烧造过程中是否有文人士大夫们加入其中指导窑工烧造、设计瓷器造型装饰，思想的启发不仅仅赋予人的创造力，更多地表现在瓷器的华丽和精美上。莲花、系带、鸡首、凤首、金蟾、仙人等都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祝福，起着安慰和鼓励作用的是赋予陶瓷身上的儒释道阐释的生活哲理和精神感染，而这一切也都是宣州窑的器物精神价值所在。

（二）实用主义的使用观

从先秦的道器同质到隋唐的天人不相预，造物的观念也发了极大的变化，瓷器随着生产的普及也摆脱了花瓶的角色，也服务于寻常百姓家，从使用的角度上看，那时人们对于陶瓷的生产应用远远大于欣赏和装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也让执政者对于酒及铸钱等实行严格的官方控制的同时，也不断鼓励民间铸钱和交易[20]，陶瓷对酒类承载储物的作用使得陶瓷制造需要被官方控制和监督，宣州窑出土的大部分陶瓷器都是酒器，这就明显反映出，宣州窑的出现和发展是在人们实用主义下的产物，大量劣质、没有美感的陶瓷不断地被烧造出来用于存贮酒水，对于烧制精品，窑工们可能没有太大的想法，仅仅从量产和使用的角度进行陶瓷的加工。可以看出宣州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日常生产需要而设立的，这些陶瓷的出发点也是从实用的角度去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宣州窑在烧造技法领先时代的情况下留存下来的精品却凤毛麟角，可能切合了执政者实用为主的制造理念。

（三）由生入死的生死观

在出土的宣州窑陶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丧葬器，而且大多精美绝伦，品质高雅，这与那些出土的粗劣酒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丧葬器与同时代越窑的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在丧葬器的设计制造上，宣州窑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越窑的丧葬器制造理念并带入自身的风格，但最为主要的是受当时社会的生死观影响。在这些陶瓷的设计上，工匠们显得格外的重视，现实中的简单造型不能满足顾客和那些希望继续在地下享乐的贵族的需求，让造型复杂、装饰冗赘的陶瓷作品出现的恰到好处，例如青釉人物鸟兽堆塑罐，在宣城博物馆是一件无论是在造型或是工艺上都较为罕见的陶瓷。通过逐日精湛的陶瓷手工艺和审美情趣，将越来越多用堆塑装饰运用在陶瓷上，表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同时寄托人们对逝者的追思。堆塑罐的装饰方面常以唇口式深腹罐，佛像、麒麟、朱雀、铺首衔环等纹饰贴塑于罐腹四周，口部有双阙、人物、鸟雀等，顶部有倒置直墙洗式盖[11]。人们如果没有这么深厚浓重的生死观是无法促使宣州窑产出这么精品的物件。

伴随着六朝和五代两次大规模移民，宣州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社会稳定、经贸发达、文教兴盛等为宣州窑的出现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内涵，并在上百年时间内不断推陈出新，制造出一件件陶瓷精品，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宣州窑已经沉寂近千年，但是透过对当时社会、审美、技术、思想等文化的解读，更能让人们读懂赋予在宣州窑瓷器中的斑驳历史痕迹，感受到吴越、楚、徽、皖江等多种文化因素所沉积出的独特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宣州窑陶瓷文化的解读不仅为人们拂动了其神秘的面纱，也为其当代发展发掘了更多参考和借鉴的文化土壤，更多是人们对于遗失的精美陶瓷的殷殷期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宣州窑的复兴中，用自己的方式来诉说那隐藏在窑火中的秘密。

注 释：

①宣州窑遗址在现今学术界众说纷纭，陈衍麟先生在《古宣州窑址浅识》中认为繁昌窑即宣州窑；杨玉璋等在《宣州窑及相关问题研究》也指出繁昌窑应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宣州窑；李广宁先生在对泾县琴溪乡青瓷窑址进行调查后认为， 琴溪窑是宣州窑的早期窑口；谢小成先生在《“宣州官窑”探微》认定狭义的宣州窑应专指东门渡窑。 王丹丹等在《宣州窑瓷器初探》中写道属于古宣州的地域范围的唐宋时期古窑址， 应为宣州窑的组成部分；杨铎成在采访中也指出古宣州窑应该是群窑。综合上述专家观点和前期调研， 本文倾向于宣州窑应指包含繁昌窑、琴溪窑、东门渡窑等在内的群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