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奋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中学，上海，200041)

一、“公约文化”概述

“公约文化”是指以学生契约共同体为基础，旨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实现学生自主能力有效提升的校园文化分支。[1]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校园文化，“公约文化”能够实现在精神层面的有效引导和制度层面的有效规范，让学生在“公约文化”的带动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大步向前。[2]

近年来，“公约文化”在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中学的应用情况比较乐观。“两规范四公约一原则”的实际落实效果赢得了教师、学生、家长等相关各方的高度认同。在“公约文化”建设过程中，学生也初步掌握了“公约文化”的自主建设、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方式，并养成了以“公约文化”为主导进行实践，使问题有效化解的良好习惯。随着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校园管理框架的进一步改革，学生的自主权利越来越多，自主空间越来越大，学生也更希望通过自主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有效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在“公约文化”建设过程中，教师应当认识到学生存在的不足之处，对学生不自知、不自信、不自律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研判，进而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在“公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自身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对问题的精准提炼，形成“公约文化”。然后，学生通过对“公约文化”的有效践行，提高自身的自信水平，进而成为“公约文化”的践行主体、发展主体和管理主体，由此，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共同意识。最后，教师应通过“公约文化”的有效传播和内部建设，形成更强的“公约文化”向心力，增强学生的自律性，让学生能够以身作则，推动“公约文化”全面发展。

二、以“公约文化”的建设深化学生自主发展能力的问题

(一)不自知，难以发现着力点

针对中学生的实际观察发现，一些学生对自身存在的问题难以自知，不能够自发地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在垃圾分类时，一些学生都不知道准确的分类标准是什么，超过四成的学生认为“分错了就分错了，没有什么大危害，不用那么较真”。这明显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不会想到将之提炼升华为“公约文化”。不仅如此，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在很多问题的认知上都在经受理性和感性的反复交锋，看待问题的视角飘忽不定，自然也就难以抓住要点。[3]面对这一情况，“公约文化”的建设必须化解学生不自知的问题，使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垃圾分类不规范的危害，从而为“公约文化”的建设找到着力点。

(二)不自信，难以激发自主性

中学生正处于关键的发展转折期。该时期身心上产生的矛盾现象，很容易造成中学生的不自信，而不自信又会使得学生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缺乏基础。在“公约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一些学生虽然发现了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却不敢提出问题，也没有勇气化解问题。[4]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学生发现部分同学抄袭优秀作业的现象，但很少有学生敢提出来，更不用说给出解决方案了。教师发现“经由评定的优秀作业会自动展示在微信群组”之后，才意识到学生中存在的抄袭问题。但此时抄袭风气已经形成，单纯依靠教师的引导很难扭转局面。在班级管理中，相对于教师和家长，学生才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因此，很多问题一旦产生，最先接触到问题并对之有深刻理解的往往是学生。可是缺乏自信的学生却不敢反映“前线的炮火声”。这无疑让问题有了持续发酵的温床，难以在萌芽阶段得到有效的遏制[5]。

(三)不自律，难以保障共发展

中学生的自律水平相对不足，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对自身言行和思想进行有效规范。在实践观察中发现，学生虽然认同“公约文化”所提倡的规范行为，但在处于相对独立的情形中时，难以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6]比如，一些学生语言不文明，“脏话口头禅”的问题非常突出。学生尽管自己知道这样不对，却始终无法改掉自身不文明的习惯，难以做到自律。

三、以“公约文化”的建设深化学生自主发展能力的建议

(一)辨明对错，提升“公约文化”的认知

鉴于学生不自知的问题，教师应起到相应的引导作用。教师应通过有效的交流互动，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做到辨明是非，然后再交由学生进行自发的互动、讨论和提炼，将共同关注的问题升华为“公约文化”。[7]例如，在化解“垃圾分类不准确”这一问题时，教师应尝试以“垃圾分类游戏”为基础，让学生通过竞答的方式辨明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通过竞答，学生对垃圾分类的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些有分歧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这时，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提炼、总结和公示，让学生系统地认识到彼此存在分歧的共性问题。“垃圾分类不准确对不对”“垃圾分类不准确是否有害”“垃圾分类不准确会不会损害他人”……面对这些问题，学生通过自己找材料，自发进行辩论和讨论，很快就有了答案，辨明了对错。然后，大家共同制订《垃圾分类文明公约》。该公约经由全体学生讨论生成，所对应的规范行为，也均由学生自主决定。因此，对于全体参与文明公约制订的学生来说，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在“班级诚信公约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学生也是“发现问题”“辨明对错”“精准改进”的主体。学生通过对不诚信现象的逐一辨别，集中讨论了学习诚信、交往诚信、考试诚信、师生诚信等热点话题，最终确立了诚信的标准和诚信的规范。在有关着装文明的“公约文化”建设中，学生更是在辨别活动中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们既表达了爱美之心，又展现了集体意识，在追求个性和保持共性中找到了多方都可以接受的着装选择。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学生在辨明问题并充分表达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之后，反而能消除彼此的顾虑，打破小团体思维，在群体中形成解决问题的对策，最终形成完善的“公约文化”。不仅如此，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源于学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旦形成规范的“公约文化”，就能完成对学生问题的精准化解，使“公约文化”真正源于学生而又造福学生，让学生在自主设定的“公约文化”引导下，积极向前，不断努力，彻底消除负面问题的影响。[7]

(二)激发信心，快速调动共同意识

形成“公约文化”的过程虽然简单，但要想让“公约文化”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能够在精神层面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就必须调动学生的自主性，使其在“公约文化”的引导下形成共同意识，进而在群体意识和群体荣誉感的影响下，保持对“公约文化”的敬畏之心，践行“公约文化”的规范要求。在实践工作中，教师可以尝试通过激发学生自信心的方式，肯定学生在“公约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表现，然后借助学生内部的荣誉性奖励，使其能够树立正向发展的自信，并将这种自信扩散到整个学生共同体之中。[8]

例如，在有关“学生抄袭他人网课作业”的问题化解中，教师引导学生确定了线上学习的“公约文化”，然后对表现优秀的学生予以奖励，肯定其在践行“公约文化”方面的突出表现。在教师奖励的引导下，学生内部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向心力，按照“公约文化”的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抄袭他人作业的现象越来越少。而这种数量上的变化，也引起了质的飞跃。抄袭作业快速成为学生群体中不被接受的错误行为。这种共同意识一旦形成，抄袭作业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全面的化解。

从实践观察的情况来看，抄袭作业的学生已经无法在群体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认可。这种效果的达成就是借助群体内部的共同意识，激发学生自主发展的自信，使其在践行“公约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紧密的合作团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旦在学生内部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推动了言行上的良性循环，学生个体就会在群体的影响下拥有坚定的自信，敢于在第一时间指出问题，并用自己的正确做法来维护群体的正当性，成为“公约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三)契约互信，全面推动公约发展

在学生自主发起公约、制订公约、践行公约的过程中，学生自律问题的有效化解是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关键。然而，在没有制度性要求的情况下，要想让学生真正自律，就必须借助契约精神和互信行为的有效规范，让学生自发形成良好的自律习惯。[9]一方面，要以“公约文化”的契约精神为基础，要求学生对自身所主张的“公约文化”进行实践、展示和传播，通过多种形式扩大自身主张的“公约文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应利用“公约文化”对外发展的过程，形成向心合力，激励学生共同体成员建立互信的生态体系，进而在群体内部形成一个优质的“公约文化”发展生态，在全体成员的共同推动下，实现“公约文化”的有效发展。[10]

例如，在有关《日常语言文明公约》的形成过程中，学生通过校园微舞台、家校社群、校园活动等多种渠道，对自己所主张的《日常语言文明公约》进行了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学生通过演唱歌曲的方式来劝诫其他学生少说脏话，通过表演小品的方式来展示“脏话口头禅”的危害，还借助“学生是否可以说脏话”辩论会捍卫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动的宣传活动切实影响了学生，加深了学生“语言文明”的观念。

因而在宣传过程中，作为发起者的第三中队成员意识到自身主张的重要性，因而在宣传过程中更加注重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个“语言文明，不讲脏话”的优秀学生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个体的自律性得到了大幅提高，对自身责任的认识更清晰，也激发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热情，更乐于以身作则，推动“公约文化”的有效发展。

在关于“课堂纪律”的公约文化建设过程中，也呈现出显著的自律特征。部分班级通过公开课的方式展示班级的自律培养成果。这种以学生而非以教师为主体的公开课，别开生面，极富说服力。类似地，在关于手机使用的“公约文化”发展过程中，也有团体编排了富有创意的微型情景剧，在校园内上演了一出出剧情有趣、动作夸张的宣教“大戏”。参与演出的学生也都成了榜样。

从众多“公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不难看出，建立在契约互信基础上的自律行为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学生在践行“公约文化”时，会自发开展一些具有仪式感的活动，通过演讲辩论、创作演出、宣教活动等具体形式，彰显了对“公约文化”的认同，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成长的动力，成为“公约文化”的践行者和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