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国 旗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一

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他者”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而之所以要引入另外一个自我意识，是因为消弭他者，自我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对象，也就最终无法实现自我。黑格尔说：“自我意识只有在另一个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满足……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他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1]121-122黑格尔要表达的思想就是，自我与他者互为主体或前提，都是在与对方的关系中确立彼此的存在。也就是说，自我只有通过他者，从他者那里获得承认与确证时，才成其为自我,“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现实的人”。[2]347

现象学家胡塞尔也指出，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同的，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的客体也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因此，我经验的这个世界(包括他人)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自我间先验的相互关系是我们认识对象世界的前提,构成世界的“先验主体”本身包含着他人的存在。主体间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任何主体意识只有在与他人主体交往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我就是在我自身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中,与其他人一道,在可以说不是我个人综合构成的,而是对我来说陌生的、交互主体经验的意义上来体验这个世界的。”[3]878胡塞尔连接自我与他者的方法是将自己转换到他人的位置上，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自我和这个世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以实现和表现。”[4]59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要进行对象性的活动,这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没有对象和他人的存在,没有对象和他者的现身,人自身的存在就成为“虚无”，人自身的力量就无法实现、确证并表现出来。自我与他者相互交往与认同的过程属于道德实践的范畴，对一个人价值的客观判断需要具备区分个体与他人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我们不要把自我视为一个自足的、封闭的个体，而应该把他看作与他人相反或相对照的价值实体[5]131。

二

小说《金碗》是一个自我与他者分裂的经典隐喻，作者詹姆斯有意识地让美国人与欧洲人走到一起，叙述他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他从宏观上考察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所采取的形式策略，体现了他对于人际关系中欺骗、背叛和侵犯他者问题的深刻认识和道德思考。小说中，美国人的“单纯”和财富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很深的沟壑，巨大的金钱购买力没有给他们带来向往已久的幸福和自由，却反而让他们在侵犯欧洲文化的同时成为欧洲人欺骗、背叛和侵犯的对象。在这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叙述中，读者清楚地看到一个被商品关系掩盖的自我与他者分裂的事实。

故事伊始，王子就在跟麦吉的一次交谈中对自我做了番表述，他说自己有“两面性”，一面是他的家族史，记载在“图书馆里那一排排的书卷里”，另一面是他的自身，只表现他自己，一个“不被人知的、无足轻重的自我”。[6]47这段话看似朋友间不经意的调侃，却隐含了一个自我与他者分裂的事实。詹姆斯小说中的美国人往往漠视他者的存在，不能透过表象看本质。在《金碗》中，詹姆斯采用戏剧化手法典型集中地呈现出表象和本真的不一致性，他努力要表现的是美国人的双重性：既是占有欲很强的主体力量，又是被欺骗和利用的客体对象。他们满怀憧憬来到欧洲，陶醉在古老灿烂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却未能看到隐藏在文明外衣下的社会-历史现实，因此，在势利、狡诈和腐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个个碰得头破血流。类似的人物，在詹姆斯笔下还有很多，如《美国人》中的纽曼，《罗德里克·赫德森》的同名主人公和《使节》中的斯特莱塞等。他们雄心勃勃地来到欧洲，期待能够满载而归，结果却在势利、狡诈和腐化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麦吉曾在跟亚美利戈的一次谈话中把自己和父亲比作“舞台上的海盗”，“他们来到一座荒岛的藏宝地，互相眨了眨眼，然后得意地发出‘哈-哈’的笑声”[6]50。一句貌似轻松的调侃，却戏剧性地再现了一个美国式的探险故事。亚当是一位野心勃勃的艺术鉴赏家，他信奉的教条就是一切皆可用金钱收买：文化、传统甚至是活生生的人。因此，他在欧洲的主要活动就是大肆搜罗艺术品，希望将来能够把它们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以弥补美国在文化和传统上的缺陷。他甚至突发奇想，要把法恩斯(Fawns)的乡村教堂装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箱中原封不动地运回美国，陈列在“宏伟的展厅里”[6]147。亚当大肆收买艺术品那样的行为曾在旅欧美国人中风靡一时，反映了当时美国普遍的国民心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尤其是镀金时代的到来, 美国出现大批工业资本家,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文化和传统的匮乏，希望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于是他们一来到欧洲，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用经济资本换取文化资本的买卖。这种用金钱收购艺术品的行为是一种商品关系掩盖下的赤裸裸的文化掠夺，构成了对他者文化的侵犯。

罗斯金(Rukins)认为，审美并不只是理性的、感官的，它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诸如道德、情感)紧密相连，我们接受美的印象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总体的情感生活，而情感生活质量的好坏是一个有关道德评价的问题。道德的审美，并不仅指视觉、听觉等感官的享受，而是要有情感的回应[7]18。罗杰·弗莱(Roger Fry)也对“感官的审美”和“情感的审美”做了区分。他认为, 只有情感的审美才是道德的，仅仅为了获得感官快乐的审美只会使人的道德感变得麻木[7]16。亚当和麦吉关注的是艺术品外在的形式而不是内在的精神,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不是欣赏而是占有。他们用经济资本换取文化资本的行为是有悖道德的，因为它是以对艺术品单纯的审美和贪婪的占有为目的的，缺少对他者文化的最起码的尊重，也就阻碍了主体与他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艺术是“人类生活的表达”，艺术品的精髓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它是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离不开哺育它的文化土壤[8]166。因此，对一件艺术品或一种文化形式的真正道德的审美绝不是占有，而是既欣赏它的形式价值，又尊重它的精神内涵。

亚当和麦吉在欧洲大肆收买艺术品，构成对他者文化的侵犯。更有甚者，他们把这种以占有为目的的审美倾向带入自己的生活世界，用欣赏艺术品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和对待他们生活中本该最亲近的人，这种自我对他者的“物化”行为构成了对他者主体性的漠视和侵犯。亚当“接受王子向麦吉的求婚”是出于“收藏家的本能和野心”[6]139。在他眼里，王子就像是从艺术品拍卖市场竞得的一幅昂贵的油画。麦吉也常对自己的未婚夫说，“你是一件珍品，一件艺术品，一件价格不菲的宝贝。”[6]49显然，他们都只看到王子的漂亮外表、翩翩风度和贵族头衔，却忽视了他的意识思想和道德情感。夏洛特的境况就更糟了，亚当“收买”她不是想跟她分享婚姻生活的幸福，而是为了减轻已婚女麦吉对孤单父亲的负疚感。从这层意义上讲，夏洛特连一件像样的“艺术品”都不如，充其量不过是亚当父女收买和利用的工具。亚当父女把自己生活的伴侣视同没有思想和感情的艺术品，在他们“非人格化”目光的注视下，作为审美客体的他者丧失了主观意识和主体精神，因此，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他们的婚姻危机也就此埋下了伏笔。

结婚后的亚当和麦吉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继续陶醉在父女亲情的小世界里，而让王子和夏洛特充当替身，在伦敦市的各大社交场合频繁亮相，成为他们巨大资本的炫耀品。亚当和麦吉不认为婚姻生活该有何不同，“他们对目前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在他们看来，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完美”[6]254。显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把自我意识强加于他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沉溺于狭隘自我世界的亚当和麦吉当然理解和体会不到别人的思想和感受。对于王子和夏洛特而言，表面的风光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在这样的处境中，无所事事”[6]235，王子自然会感到生活乏味、精神萎靡；夏洛特虽说“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怎么也无法从丈夫那里得到最起码的“温情”[6]224，难免会有委屈和怨愤：

他们(亚当和麦吉)真的以为别人怎么啦？——且不说情感和道德，就是从身体和物质的方面来考虑，她怎么样还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子，一位正派端庄的妻子，一位不错的继母——以前确实是这样，或至少她还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吧。他们总是怪怪的，不知道他们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6]255。

麦吉和亚当都是有夫有妻之人，可他们却总是形影不离，漠视王子和夏洛特的思想和情感，构成对他者身份和权利的侵犯，同时也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父女俩的这种不合常理的亲密关系别说是身边的王子和夏洛特，就连旁人也都会很反感。兰斯夫人认为，麦吉应该像其他女人一样多跟丈夫待在一起，亚当先生的大门也应该向自己的妻子敞开。范妮曾就此事大发议论：

麦吉打扮确实是为了父亲——以前也是这样——也为了她的丈夫或为了她自己。她还是像结婚前那样在他的屋子里占有一席之地，那个孩子也在那里另有一间幼儿房，我敢向你保证，诺布尔太太带着他来到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自由自在。相反，如果夏洛特想邀朋友来家里做伴的话，她还真的很难办到[6]302。

亚当父女都已成婚，却仍过分亲密，他们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即使在当今社会，这样的行为也是有悖道德的，因为婚姻是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他们理应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丈夫和妻子身上，而他们却迷失在父女情结之中，拒绝接纳他者，拒绝承担婚姻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亚当和麦吉对他者的漠视和侵犯，才会有亚美利哥和夏洛特的愤懑和抗争。夏洛特带着希望走进婚姻的殿堂，却不曾想到自己在丈夫眼里还比不上那套破旧的“东方瓷器”[6]138。王子跟麦吉结婚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是婚姻却使他成为替他人传宗接代的工具，遗传了他的贵族头衔和漂亮脸蛋的儿子却反而成了联系亚当父女的另一根纽带。夏洛特和王子很清楚自己在婚姻中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正当地位和权利，他们获得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亚当父女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因此，他们在失望和痛苦中选择了抗争。夏洛特说：“我们不就是顺其自然吗？……我们只是学着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接受它们罢了。”[6]253既然亚当父女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他们又何不“顺其自然”、维持现状，去“成全”他们的愿望呢？当然，他们也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却始终怀着侥幸的心理：“只要我们配合默契，鬼才会知道呢。”[6]255由此可见，夏洛特跟王子能够走到一起，麦吉和她的父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萨特认为，他者的存在总是令我们感到不适，他者的注视对我们的自由形成威胁，因为在他者的目光中，我们被别人当作一个“物”来注视[9]18。这种物化是别人以他的意识作用否定了我们的主体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这种产生种种不适的他者注视唤醒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10]337。夏洛特和亚美利戈正是在他者的注视下，产生了自我意识，并进而对抗他者非人格化“注视”。既然亚当和麦吉没有把他们的配偶看作有思想和情感需求的平等主体，那么夏洛特和亚美利戈也就只有通过行动来抵抗他者的漠视和侵犯，捍卫自己的主体性。其实，麦吉和亚当又何尝不是在他者的注视下开始萌发了自我意识？他们认识到，把他者拒之门外的结果是使自己沉浸在自恋情结之中。他们禁闭在自我的囚笼里，既损害了他者的权益又丧失了自我身份的完整性，更严重的是他们在无意识中充当了他者侵犯自我的帮凶。正是因为有了自我意识，他们才能够果断地采取措施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亚当和麦吉在情感上的过分亲密是导致麦吉单纯，最终难以确定自己主体身份的根源。麦吉的觉醒是从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发生转变开始的。现在，她不仅仅是父亲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是亚美利戈的妻子。她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持正常的婚姻关系就必须适应婚姻角色的转换。于是，麦吉开始自觉地付诸行动。她首先勇敢地割断联系父亲的“脐带”，结束自己的单纯和幼稚，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妻子的角色中来，尊重丈夫的人格，帮助他在婚姻中重拾自己的主体身份。从这个角度看，亚当带夏洛特离开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又何尝不是希望寻回他们自己迷失的身份呢？

皮尔森(Pearson)认为，“被别人认识到的自我和自己体验到的自我之间出现分裂”构成了《金碗》“一个令人困惑的深渊”[11]320。然而，麦吉在经历婚姻的变故和打击之后终于“醒悟”[6]321，并逐渐从自我的“深渊”中走了出来。她认识到两个事实：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之间的隐情以及自己不自觉地充当了他们不正常关系的“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麦吉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再也不是别人眼里的“小傻瓜”[6]310和“布娃娃”[6]360。她在他者的闪躲推诿中看到了躲藏在优雅的社交风范背后的“邪恶”[6]489。她尤其感到震惊和恐惧的是，丈夫私通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她的继母，这是比私通更邪恶的乱伦，因为它颠覆和破坏了正常的人伦关系。麦吉知道，正是自己的“天真”和“愚昧”使“邪恶”有恃无恐。现在，她必须摆脱别人为她安排好的角色，改变剧本的内容，控制情节的发展。面对婚姻危机，麦吉要选择的对策有两种：或彻底颠覆，或重新组合。行动的结果也截然相反：“一边是宁静、高贵和体面；一边却是恐怖、耻辱和毁灭”[6]488。麦吉内心的怨恨和耻辱令她脑海中常常浮现暴力意象，如“光秃秃的刀刃”[6]331，“凶猛、尖利的哨声”，还有“高高举起的长矛”[6]489；而麦吉对他者的理解和同情，又使她能够确确实实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她仿佛感受到被情人抛弃后那“尖刀戳在心口上”的痛苦[6]412，听到“一个痛苦灵魂在尖叫”的凄惨[6]526，甚至一想起夏洛特，她也会不自禁地“流出眼泪”[6]526。显然，麦吉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摇摆，一边是为自我而存在，采取残忍的暴力手段实施报复；一边是为他者而存在，即理解、同情和宽恕对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她选择了为他者而存在的道德立场。她意识到，对夏洛特和亚美利戈的道德放弃，不仅意味着放弃两个家庭，而且还意味着对自己的道德放弃。因此，麦吉要克制那种毁灭性的报复意识和不道德的原始冲动，她的行动不单纯为了自己，还要顾及父亲、王子和夏洛特。正是在这种道德思想的支配下，麦吉在挽救婚姻的过程中没有让感情的洪流主宰自己的行动，她最终宽恕了丈夫的不忠和好友的背叛，以自己的善良和智慧使跨越道德界限的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迷途知返，重新找回自己的社会身份。理性的认知和行动不仅让她挽回了自己的婚姻，也维护了父亲、丈夫以及夏洛特的尊严、名誉和利益，两桩婚姻的正常伦理结构也最终得以稳固。

四

《金碗》叙述的是一个道德寓言，它提醒读者，在一个全新的、道德缺失的现代社会中，有一个道德要素是弥足珍贵的，即行为主体体验到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主体间对于享受平等待遇的希冀，这都是要建立在与他者交往的基础之上的。这个道德寓言在《金碗》的修辞性结尾中蕴含了更加深刻的表达。麦吉和王子的拥抱似乎给了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从麦吉“恐惧、怜悯和同情”的目光中，读者又看到了一个自我与他者分裂的事实。拥抱的寓意是封闭的，婚姻从危机中艰难走来，获得了暂时的稳定。然而，这种稳定的状态却是以排斥他者为代价的：恋情背弃，骨肉分离。在两对夫妻即将分别之际，亚当父女眼里的夏洛特和亚美利戈又变成“书桌子上的蜡像”，跟麦吉卧室里摆设的家具“相映成趣”[6]574。诚然，麦吉和亚当都已经意识到让他者走进自己生活的必要性并为之付诸很大努力，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那种自欺欺人的封闭意识，致力于建构一种新型的主体间性关系。《金碗》的结尾提醒读者，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自我与他者分裂的沟壑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填平，因此我们应该走出自我的樊笼，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为促进人际间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以至最终实现和谐共处做出不懈的努力。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金碗》的故事将帮助每个读者“生活得更好”[1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