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机制，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从思想史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的统一，面临两方面理论传统的否定。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市场机制的所有制基础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要说一切形式的公有制不能兼容市场机制，即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也不能满足市场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在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中(社会共同占有制)，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市场交换的方式。

从改革探索的进程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是取消一切私有经济及市场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社会(1918年6月至1921年3月)，由于脱离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要求而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列宁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部分恢复市场交换，相应地承认部分私有经济的存在。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模式”取消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国有制为垄断、集体所有为支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被否定，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我国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便形成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对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后来所说的改革，实质上是指对斯大林模式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所要追求的恰恰是兼得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好处”，既有公有制基础上的取消剥削及公平，又有市场机制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改革所遇到的真正历史性难题，恰恰在于如何统一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兰格与米塞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之争的焦点，也在于米塞斯(包括哈耶克等资产阶级学者)从根本上质疑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可能，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缺乏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具发展前途。后来苏联、东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进行的各种改革尝试和理论探讨，初衷均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否定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可能性的传统，接受在资本私有化的基本制度上实现市场化的主张，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者一道，形成“华盛顿共识”(1)从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36年)到南斯拉夫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再到匈牙利卡达尔·亚诺什的“静悄悄的革命”(1956年)及里斯卡和稍后的科尔奈的改革思想，从布鲁斯关于波兰改革的思想及后来的变化，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及奥塔·锡克的改革理论，从苏联柯西金的改革尝试到利别尔曼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都是遵循这一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刘伟、平新乔：《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我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恰在于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制度，同时力图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区别于其他的根本，也是改革最为核心和艰难之处。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若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获得解决，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对于所有制关系的基本要求，关键是使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本身适应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了统一。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与市场机制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以资本私有化为基础建立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既成历史，以公有制为基础取消市场机制(传统计划经济)是否定改革。

事实上，公有制是作为私有制的否定而出现的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质上是取消私有之间排他性的所有权界限，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无差异的公平、不存在任何特权、不仅在形式上(机会上)而且在事实上(结果上)的平等，即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的“社会共同占有制”。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方式，本质上是所有制的运动和实现方式，市场交易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不是一般的物物关系的运动，而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社会本质是所有制(权)的彼此交换。因此，市场机制对所有制有着基本的要求，或者说一定的所有制若采取市场机制这一运动和实现方式，需要满足市场经济对于所有制(权)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包括：

第一，所有制及相应的所有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不能具有超经济性质，否则所有制(权)的运动便不可能首先服从市场等价交换的经济准则，而是首先服从凌驾于平等经济性质权利之上的超经济强制的准则。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私有制之所以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根本便在于存在普遍的超经济强制，所有制(权)不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而是作为等级特权的“奴仆”存在，只能服从特权规则，不能贯彻平等交换准则。资本主义革命的要义是使资本摆脱超经济强制的奴役，具有独立的且是社会核心的地位，使平等交易准则不仅成为支配资产运动的首要准则，而且使资本的权利成为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应该以怎样的资产制度和形式保证在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同时，使资产权利成为具有可满足平等交易的不受任何超经济强制的纯粹经济性质的权利？若以国有制为公有制的基本形态，那么国有制中国家作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这一主体可能成为单纯的经济性质的主体吗？国有制的资产首先服从国家意志和公众利益，还是首先服从市场盈利最大化目标？国有制资产运动首先服从政府行政准则，还是市场竞争准则？国有制之外是否存在新的公有制形式，既满足社会共同所有制的属性要求，又具有单纯经济性质，进而首先服从市场竞争准则硬约束？

第二，交易者之间在所有制(权)上必须有严格的排他性、不能取消彼此间的所有制(权)界区。市场交易的本质是交易者相互间让渡所有权，没有所有制(权)上的界区，也就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可能和必要，任何界区上的含混，都可能导致市场交易的失灵和低效。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私有制及其各种变化的形式(比如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等)来满足市场机制对交易界区排他性要求的，并且把这种界区的清晰度与市场的有效性紧密联系起来(科斯的产权理论即为典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作为与公有制并存的各种非公经济如何彼此间(包括其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内部相互主体之间)形成排他性的所有制(权)界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在于如何使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本身(在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及与非公经济之间)具有市场交易机制所要求的严格的交易界区。也就是说，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必须保持公有制性质不根本改变，但同时又形成清晰的交易边界。其与非公经济之间形成交易界区也不难，难的是其内部能否形成市场机制所要求的交易界区。如若不能，便意味着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自身不必也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所有制(权)的运动，那么市场机制还可能成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吗？若要满足市场交易对所有制(权)界区的要求，公有制经济怎样在不以私人间排他性方式的同时形成市场交易所要求的产权界区？

第三，要求作为要素所有权的集合——企业，内部产权结构治理必须均衡。企业制度作为不同要素所有者交易形成的一种结果，本质上也是市场交易的一种形态，其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间的产权边界必须清晰，不同所有者在产权上的权、责、利制衡上必须均衡，相应的权利须有相应的责任约束，相应的责任须有相应的利益激励，否则，既无效率，也无秩序。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尽管经过了长期探索，但仍存在“拿他人的资产冒险而又不负责任的可能”(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7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现代股份制下，董事会与股东、经理与董事会、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权、责、利的不对称情况仍十分普遍，加之信息不对称及种种利益驱动的“败德”行为，这种失衡更为严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如何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特别是在公有制经济本身，在企业所有制(权)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是以私人资产所有对应的私有权利和相应的风险责任约束形成的基本企业治理结构，并且仍有诸多失衡，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处理个体的权利、责任、利益的统一？尽管在形式上可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但在实质上，怎样在保障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对个体人的积极性激励和冒险行为的制度约束？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要回答上述基本问题，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更需要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处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历史创造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根本性都还有待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统一、有无必要统一等历史性命题也还有待历史证明。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还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证实，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便有着特殊的必要，也有着前无古人的难度，或许这也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