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祥康 张楠 赵铭敏

【摘要】秦汉时期，王朝一统，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自信力由此而生。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①对于秦汉时期而言，文化自信则表现在：其人民对于秦汉文化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化模式的充分认同和肯定。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的形成，则是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文化各个层面合力作用而来，因此，本文旨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在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模式的形成中，逐步奠定并形成的中国文化自信力。

【关键词】秦汉；大一统；文化自信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8年宁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自信力形成研究”（项目编号：201810749018）。项目主持人：谢祥康。指导教师：张訸。

引言

文化者，吾人生活所凭之基也。所谓文化自信，乃吾人对自身文化之肯定，发展前景信念之坚定，亦为吾人立国之本也。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这一提法将文化自信的历史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且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物质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必须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为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中华民族有着千年的文化积淀，硕硕累果待去挖掘，于是，学术界在文化以及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文化自信”的研究热潮。有鉴于此，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文化自信”进行追根溯源，并对其形成的时间以及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厘清。

一、研究综述

一、研究综述

就目前来看，史学界对于秦汉时期历史的文献资料及研究颇丰，无论是廿二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抑或是近現代史学大家的煌煌巨著，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秦汉史》，王子今的《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西嵨定生的《秦汉帝国》，还是各类论文著述，如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初论》，李宗桂的《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张天竞的《论西汉对匈奴“羁縻外交”》，王凌宇的《西汉中期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研究》，张弘的《略论秦汉时期的交通与贩运商业》，可谓不可胜数。各位大家对于秦汉的总体特点基本可以总结为：（1）大一统；（2）转型与奠基。

然而，笔者私以为，各位大家对于秦汉时期总体特征对于文化的评价仍有些许可补充之处，因此，本文欲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详加探讨秦汉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文化自信力的形成。

二、秦汉政治中的文化自信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自信力形成的标志并不是唯一体，而是综合体，是多个表现综合而成的。就政治而言，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自信力形成与国家的统一、汉民族的形成、统治阶级的稳固以及自身文化价值密不可分。

文化自信力形成的首要原因是国家统一，而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时期便是秦汉。观《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秦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国家的一统，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帝国。

“秦的一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政治的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成为历史的定式。”③自秦王扫六合一统宇内之后，长时间的大一统是主要的统治模式，秦的大一统实际上是对秦之前的社会状态进行反思之后形成的。秦的统一包括之后秦汉统治阶层对统一局面的维护都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基于这点，百姓对国家有了归属感和依靠感，在百姓对统一的国家产生依靠感之后，才可能形成文化自信力。

其次，中华文化中占主体的是汉民族的，因此文化自信力的形成与汉民族的形成休戚相关。汉民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百年发展的结果。关于汉民族之形成，徐杰舜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历时两千多年。第二阶段，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也历时两千多年。第三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④其中的第一阶段，即夏商周至秦，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

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受此影响，分散的诸夏民族也走向了统一，此时的大一统作为构成汉民族的要素之一便得到了满足。秦始皇实施的各项政治制度，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同时也稳定华夏民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关于汉民族的略微整齐的模型便开始逐步形成了。汉王朝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各种政策，从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稳定国家以及民族。“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⑤ “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⑥尽管对于具体的汉族形成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对于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则无可非议。汉族之称，统内治外，皆深入人心，“华夏族”被“汉民族”所取代，汉民族由此开始形成。

此前提起过的文化乃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这一切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产、社会治安、社会条理秩序、文字、图书、学校、学术……这些种种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亦或是文化层面都有许多可说之处，接下来我们便讨论其他方面中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力。

三、秦汉经济、军事、外交中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力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如今都是一个综合交织的体现方式，秦汉时期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突出成就，也绝对为中国文化自信力在这一时期的形成提供了助力。

首先在经济上，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较前朝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基础是小农经济的发展。对内武帝以后实行盐、铁官营，农民为了取得这些不能自给的产品，就必须拿剩余产品来换取。对外凿通西域，开设丝绸之路，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优势。但正如黄今言先生在其著作《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秦汉时期的商品达到300多种，行业涉及20多个，⑦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反映出了秦汉时期小农经济发展程度之高。

秦汉时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交通网的建设，张弘在《略论秦汉时期的交通与贩运商业》中指出，秦汉时期国内水陆交通网的初步形成，促进了国内贩运商业的繁荣以及国际商路的沟通和国际间长途贩运商业的拓展，⑧秦汉时期各方道路的开通，不仅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是强化了通过税收得以发展国家经济的方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不仅把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连成一片，而且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也起到建设性作用，《史记》对此描述为“汉兴，海内一统，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⑨而且还刺激了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

笔者看来，除了交通网的建设这一推动力，秦汉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频繁爆发的战争。秦汉面对着强大的来自边疆其他民族的军事威胁，因此对外战争不断，“汉武帝时期的战争诸如北攘匈奴，西征大宛，南灭百粤，东伐朝鲜等，有战之年近四十年另外，其他军事活动如筑边城、徙民实边和屯田、发展骑兵等，共同构成了古代军事活动的一个高发期”⑩，然而军事战争的支出是十分庞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支撑这样的经济支出。因此，政府也及时的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实行专卖制度、统一货币、控制商业发展等，这也促进了秦汉时期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汉匈战争纵然使汉北方边境战火不断，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这些地区的生产，但是这场战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保护了内地的经济建设环境，以及后来一段时期内北方边境的相对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对北方边境经济建设环境的长远保护。”

如果说秦朝的外交形式主要是战争的话，那么汉朝的外交形式可谓是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战争、和亲、凿通西域、开设海上交通等等，余英时先生认为，汉代中国因外交实践的丰富而确立了其“世界秩序”理念，并形成了完善“贡纳制度”的制度化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西嵨定生在其专著《秦汉帝国》中着重阐述了秦汉时期的中国王朝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王子今在《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对秦汉王朝的外交制度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也做了充分肯定。

四、秦汉文化中的自信力

最后谈回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梁启超先生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漱溟先生说：“文化是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是一种极实在的东西，它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可见，文化是贯彻于当时社会状况之中的，研究文化不可割裂其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的相互作用。

“秦初并天下……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始皇完成了春秋战国以来，便产生并萌芽的天下之“大一统”，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的统一进行服务，这就是秦王朝最为著名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文化统一手段，即“焚书坑儒”。但是，始皇帝此举目的在于统一文化，“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谋求统一，是通过强硬性的专制手段推行的有关的政策。”不能回避地，始皇帝这种强制而暴力的方式，使得中国文化曾出现了一度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我们似乎都忽略了，秦王朝在统一国家过程中，对于文化融合的巨大贡献，“中原的法家学说已移植于秦；齐人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曾博得秦始皇的喝彩，第一次被秦朝实行，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中去。秦始皇得意一时的行封禅礼，也非秦国的传统文化，而来自齐鲁儒士的学说”。

汉朝的文化一统政策是武帝的“罷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武帝此举是扬儒家之见而抑百家之学，其实不然。武帝所采取的“儒学”恰恰是经由董仲舒博采百家之长，而形成的一套为“大一统”服务的哲学体系，“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由此可见，武帝此举融合了先秦诸子学说的精华，进行文化的整合，使其更加利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使得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层面最突出、最直接的表现。因此，秦汉“大一统”格局下的“大一统”文化，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人对于本身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也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即文化自信力的诞生。

其次，既然要全面探讨中国文化自信力，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笔者在此便将中国秦汉时期文化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文化中对于人本源探讨的“天命”思想进行比较。中国的“天命思想”自商周之际变化以后，逐步形成了两个特点，首先是重视“天命”“以天观命”，将人的本源看作是“天”也就是自然所造就的，而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完善和定型。秦时期发展完善的“五德始终”学说，汉朝尊儒学，这些学说都是以“天命”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尤其是武帝以后，中国人的文化观点基本形成了“安身立命”的积极入世的观念。这些天命观的特点表明了中国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天命观”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观念，表明了中国人在生产力等因素的发展下，对于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思考，重探讨自然规律却又不拘束于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文化特点，如方东美先生所言：“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过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也正是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中国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得以形成和孕育。

而西方古希腊哲学中关于人本源的探究上，存在着所谓的理智主义，即从人本体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世界，去思考自然，去思考宇宙，这是使得西方人的思想中存在着“超越”和“反思”两种趋向，这也使得西方文化走上了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消极的文化倾向，使得宗教得以发展。杨佳森先生道：“一方面使西方文化偏倚于对人的外在理解，而淡薄了人的内在修行；另一方面使人愈来愈脱离人与自然的本原关系。二是指通过‘善去实现生命之永恒。‘永恒并不是更长的生命，而是把这一 生命理解成某种道德和宗教的思想模式之下的。”因此，西方消极的文化态度使得西方走上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也是何以西方难以产生力量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自信力的原因。

五、结论

秦汉時期“大一统”格局的诞生，对于中国来说是影响深远的。其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人民对于“中国”产生了世界他国所无可比拟的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是基于中国人民对于本身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强大的认同和归属，而中国文化价值及文化模式是在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共同作用之下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的作用之下，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观念得以形成，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得以培育，也使得中国人文化中完全区别于西方的本质且强大的力量——文化自信力应运而生。因此，中国文化自信力形成，是且只能是在秦汉时期。

注释：

①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N].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40—41页.

③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④徐杰舜，刘冰清，罗树杰：《中华名族认同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第8页

⑤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⑥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⑦转引：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⑧转引：张弘：《略论秦汉时期的交通与贩运商业》[J].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二期：43页.

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46页.

⑩王凌宇：《西汉中期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2页.

11 王凌宇：《西汉中期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5页.

1转引：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3转引：西嵨定生，《秦汉帝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4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15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页.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7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45页.

18韩养民：《秦汉文化史初论》[J].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2-57页.

19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第17页.

20韩养民：《秦汉文化史初论》[J].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9页.

21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J].中州学刊，1991年第2期：第72页.

22方东美：《东方美集》[M].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23杨桂森：《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J].江淮论坛，2006年第6期：第148页.

作者简介：谢祥康（1999-），男，汉族，福建南平，本科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历史学（教师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张楠（1997-），女，回族，宁夏吴忠，本科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历史学（教师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赵铭敏（1999-），女，汉族，湖北宜昌，本科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教师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指导教师：张訸，宁夏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并兼任宁夏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