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通过对中国知网上关于国内近十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量词偏误研究论文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展示了国内近十年汉语量词偏误研究的现状，并指出了此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偏误分析;汉语量词;综述

作者简介：尤尹洁（1995-），女，汉族，湖北人，鲁东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2

在二语学习者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词类偏误是学习者出现最频繁的偏误项目之一。作为汉藏语系中独有的一类词，量词的偏误分析是词类偏误分析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学习者母语中汉语量词对应成分的缺乏，常常是导致二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量词时感到困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量词成为了 词类偏误分析中的主流。

一、研究样本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将发表时间限定在2009至2018年，以“量词偏误”并含“对外汉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检索到47篇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这47篇文献皆为实证性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论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汉语量词偏误的宏观研究（共22篇），另一类是对某一类汉语量词展开的微观研究，这其中以研究名量词的文章最多（共19篇）。

从偏误语料的搜集来看，有40%的偏误语料来源于研究者回收的问卷调查结果，且这19篇论文所搜集的有效问卷多为低于100份的小样本问卷规模。还有23%的研究者都选择了数据更为庞大的在线语料库来进行偏误语料的搜集工作，但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部分研究者在语料库的选择上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尤以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居多。还有部分研究者的语料是通过自己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所搜集的偏误。不同类型的语料来源在论文研究的效度上显然各有优劣。因此，近年来开始有更多的研究者选择综合利用多种语料来源（共12篇），他们或是把不同来源的语料整合成自用的小型语料库（如田建林（2018）），或是用一种来源的语料进行分析，再用另一种来源的偏误语料去验证之前所得的分析结论（如宋春晖（2014））。

从研究对象来看，可将此次研究样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国别的研究（共15篇），这类论文的研究语料多来源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另一类是具体针对某一国别的学生常见的量词偏误研究。在第二类研究中，尤以选取东南亚籍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的数量最多（共7篇）。由于泰语、老挝语、越南语等东南亚语言与中文同属汉藏语系，学习者的母语中原本就有自己的量词。因此这类论文主体的第一部分多为学习者母语与汉语中的量词的对比分析。

二、关于汉语量词的宏观偏误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汉语量词偏误的论文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包建华（2013）为例。这类论文一般针对某种语言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先对其母语与汉语量词的表现形式进行对比分析，再通过分析偏误语料对这类学生习得汉语量词的偏误类型和偏误成因进行归纳，最后提出相关建议。类似的研究还有刘颖（2011）、丘永春（2011）等，他们所研究的学习者的母语共包含英、泰、越、藏、蒙、缅、挝共七种语言。

第二类论文以罗申偲（2013）为例，这类论文的往往先对汉语量词进行本体研究，再通过分析偏误语料归纳出学习者高频的偏误类型和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类似的研究还有李晓峰（2013）等等。早期的这类论文普遍存在结论推导过程信度不高等问题。宋春晖（2014）通过二次语料库验证的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改进。宋春晖先分析了语料库中印尼学生的汉语量词偏误情况，又基于此对部分印尼汉语学习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并将两次分析结论进行了对比。通过两个结论的相互印证 ，他成功提高了自己研究结论的信度。

三、关于汉语名量词的偏误研究

具有数量大、使用多、语用杂等特点的汉语名量词一直是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劲敌之一。近年来，有关名量词的偏误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贺宏燕（2009）通过分析在教学中搜集的新疆少数民族学习者习得汉语名量词的偏误语料，针对少数民族习得汉语名量词出现的“一名多量”和“一量多名”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同年，张静通过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初中级阶段的多国留学生名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

从2010年开始，国内研究者开始从类型研究转向为微观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不再是某一类词语，而是以所选取的某几个词语作为研究对象。例如薄莹（2013）结合教材《汉语教程》和词汇教学大纲，选取了九个常用物量词作为研究对象。张爽（2010）结合了留学生习作中的偏误语料与HSK作文语料库，选取了15个常用个体名量词为研究对象。并对这15个词进行了本体描写及偏误分析。他指出大部分留学生对量词的语义、语法、语用性质缺乏充分了解，并针对初中高级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例如针对初级阶段学习者常出现的错序现象，他提出了在初级阶段建构和强调“数量名”语序的重要性。吕劼（2016）对广东40个留学生使用“个、只”的情况进行了偏误分析。据此分析结果他做出了系列教学设计，并记录下了自己在印尼学校的对比教学实践。田建林（2018）指出由于各线状量词在内在语义和使用语境中有交叉，其复杂性造成了学习者的困难。依据互动语言学理论，他对“条”与“根”等七组近义线状量词从语义内涵、适用范围和形象色彩等方面进行了对比。通过多来源偏误语料的分析，他将留学生习得线状量词的偏误归纳为三种类型。

四、关于汉语动量词的偏误研究

有关汉语动量词的偏误研究相对较少（共6篇），且都是国别化的研究。近年来，有关汉语动量词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一些：

陈惠芬（2013）以书面问卷的形式搜集了印尼建国大学学生学习汉语动量词的偏误语料。通过对语料的分析研究，她提出了汉语量词教学应该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她认为针对初级水平的学生，教师應该全面解释词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到了中高级阶段，教师则应该着重讲解不同动量词之间的辨析。王燕晶（2013）在论文种提出了四点符合泰国留学生汉语动量词习得规律的教学策略并首次将隐喻和转喻理论引入到对泰汉语动量词教学中。王晓燕（2015）考察分析了学习策略、情感因素和性别差异对动量词习得的影响，并针对三个不同汉语学习的阶段的中亚留学生提出了关于教师、教材以及动量词课堂教学的建议。

通过历时对比，可以发现近年来汉语量词偏误研究越来越具有针对性，除了不同学习者之间国别和汉语水平的差异，研究者对汉语学习者之间其他类型的差异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例如张凯琪（2015）对中亚留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情感因素的分析。

五、研究不足与启示

从研究者主体来看，此次研究样本的研究者大多是汉硕生 ，且其中还包含了小部分外籍在华留学生。很明显后者的中文水平限制了他们研究的深度。同样受困于语言水平的还有一部分研究汉外量词表达对比的中国汉硕学生。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有海外教学经验，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外语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对学习者母语的语言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从偏误语料的选择来看，存在着语料来源单一化的问题。在此次的研究样本中，有20%以上的研究者都未能得到汉语学习者的第一手语料，且都是以留学生在HSK书写测试中的表现作为依据。显然并不能如实反映学习者在汉语量词听说方面习得的真实状况。因此通过分析这些偏误语料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信度不高的特点。另外，还有40%选择使用问卷调查方式来搜集语料的研究者所设计的问卷也不尽科学。因此通过这些信度不高的问卷搜集来的偏误语料得到的分析结果的效用也会大打折扣。并且这些问卷调查的样本数量也普遍较小。研究者们回收的有效问卷的数量大都是低于一百的小样本。这同样会使研究结果的信度受损。

从研究成果上看，在偏误类型和偏误成因的归类上，结论无新意、无参考性成为常态。

近十年国内对各类专用和借用名/动量词的研究几乎都已经覆盖全面。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微观研究依然是近年来量词偏误分析的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1]周婧怡.英语母语者名量词习得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J].高教学刊，2017 No.68 20 13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