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艳

摘  要：从宫词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传统的宫词作品整体上都是偏于抒情的。但深受中国宫词影响并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的韩国宫词，其在整体上却是重于叙事的;甚至即使是在完全抒情的作品中也经常夹带许多叙事性因素。本文对于韩国宫词作品中叙事性因素增强的表现进行了大体的分析整理，并深入探讨了韩国宫词作品中这种叙事性因素明显增强的原因。深受中国宫词影响的韩国宫词作品，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需要，逐步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关键词：宫词;宫怨;宫中行乐;君后之德;许筠宫词;叙事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2

宫词，作为吟咏宫廷琐事的诗歌，既包含抒发宫廷女性们宫怨之情的题材，也涵盖了她们与君主的宫廷生活以及宫中行乐等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宫词创作都有着为数众多的作品。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两国文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比于其它文学形式，还处于初始阶段。就像韩国学者李熙穆先生所说过的那样，就连“宫词”这一名称都是生疏的，更遑论对它的探讨与研究。

韩国宫词从其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是在中国唐代宫词作品影响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从题材结构到主题选择，韩国宫词作品中都能找到中国宫词尤其是唐代宫词作品的影子。但韩国宫词相对于中国唐代宫词作品，又表现出许多不同。比如相较于唐代宫词作品更多关注宫廷女性感情生活的特点，韩国宫词在题材上更加关注了君主德行方面的叙述及侧重。同时，相比较于中国传统宫词尤其是唐代宫词作品中所表现的强大的抒情性，韩国古代宫词则表现出了更强的叙事性功能，其中所蕴含的诗歌作品的叙事性因素有着显著增强。甚至即使是在完全偏重于抒情的宫词作品中，韩国的许多宫词作品依旧蕴含了许多叙事性因素，这使得韩国宫词与传统的中国宫词作品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下面，本文将具体探讨韩国宫词作品中叙事性因素增强的具体表现，以及导致这一变化出现的深层原因。

首先，韩国的宫词作品在叙事性因素明显增强方面，其表现有如下三点：

第一，叙事性宫词作品数量增多。我们知道，从传统的宫词作品的题材上来说，描述宫廷女性感情世界、表达妃嫔及宫女们喜怒哀乐的作品，一般来说偏重于抒情的较多;而随着宫词创作题材的丰富，后面出现的关于宫廷生活及君主日常行乐内容的，则大多偏于叙事。当然，这两者之间不是楚河汉界壁垒分明的，一般来说基本都是抒情中有叙事，叙事中有抒情，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相对照中国唐代宫词作品中抒情性作品较多的情况，韩国的宫词作品从其整体性题材分布来看，描写宫廷女性喜怒哀欢的抒情性作品数量，明显少于吟咏君后之德及宫廷日常生活等叙事性强的作品。这就使得韩国宫词从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叙事性因素。与此同时，就算是在以抒情为主的古典宫词作品中，韩国宫词也往往融入了非常多的叙事性因素。比如，同样是歌咏君主威严的宫词作品，中国唐代的宫词更多是以意兴的手法对楼宇殿台的庄严气氛对君主威严加以虚拟的烘托;而韩国宫词则经常在描述君主威严的辞藻之外，记述一些实际存在的具体场景物件等写实性的叙事要素来加以辅助和衬托。由此可见，韩国宫词的叙事性因素的增强，一方面和它在题材分布上侧重叙事性强的作品数量较多有关;另一方面，即使是抒情类题材作品，其中也融入了许多现实的叙事性因素，这都使得韩国宫词作品的叙事性功能被大大强化了。

第二，连章体宫词组诗数量增多。对于连章体组诗，司胜全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组诗的界定》中提到：在同一诗题下，作者集中创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现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诗歌的集合。而唐代作为中国诗歌文学极为繁盛的时期，连章组诗这一诗歌形式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同时，在唐代的这些连章组诗中，使用最多的诗体是七绝的形式。我们知道，七绝的诗体是长于叙事的。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连章体七绝扩充了七绝的表达容量，使其具有了长诗般的叙事能力。而连章体宫词便是这样以连章的形式创作的宫词组诗。韩国第一个以百首连章组诗形式创作宫词作品的是朝鲜朝宣祖统治时期的许筠。我们知道，许筠的宫词作品虽然深受唐王建宫词的影响，但他的宫词百首相对于王建的宫词百首，明显弱化了其中的抒情性因素，大大增加了对君主“风教政化”的功能。与此同时，他还增加了对当时朝鲜朝王宫中各种风俗的描写，使得自己的宫词作品成为了一部翔实记述朝鲜朝时期宫中风俗的可信度极高的史籍材料。自许筠的宫词创作时期到朝鲜朝后期，宫词作品创作较多的文人如成海应、赵秀三和朴珪寿等等，他们的宫词作品与宫词大家许筠相比，更是已经完全以叙事为主旨，几乎全面抛弃了唐代宫词当初偏重抒情性的写作风格。他们更多是以“叙事说理”为目的，彻底从中国宫词所表现出的唐诗风衍变成后来重理说教的宋诗风格了。自此，韩国宫词作品失去了以往含蓄蕴藉的浪漫抒情风格，而越来越偏重于规诫叙事，失去了原有的跳脱与活力，逐渐随着外部强权干涉下的朝鲜朝王权的衰败，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了。

那么，韩国宫词作品与对其影响颇深的传统中国宫词相比，为什么会在叙事性因素使用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同呢？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诗体上的成熟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宫词最开始起源于中国的宫怨诗。 而宫怨诗在创作之初所使用的诗题如《婕妤怨》、《汉宫词》、《昭君怨》等等都是借用了长于叙事的乐府诗的形式来进行表达，在形制上也大都采用了乐府诗常见的五言的形式。而七言的诗体得以广泛用于诗作当中，还是始于唐朝。文学史上第一个使用七言的诗体来创作宫词的，学界大都认为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西宫春怨》。而反观韩国方面，韩国的宫词创作，开始于高丽朝后期，它是在中国唐诗影响下萌芽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因此，韩国宫词的诗体，一开始就没有经历中国宫词从五言到七言的漫长发展历程。虽然其中也有五言的形式，但大都还是使用了七言的格制。因此，从字数使用上来看，韩国宫词作品一开始在叙事用字方面就比中国宫词受到的局限要小得多。其二，社会时代背景影响的结果。中国的宫词作品，其创作高峰期是中国的唐代。当时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使得唐代的宫廷生活场面富丽，宫廷游艺活动繁多。因此，歌颂君主圣明歌舞升平的抒情性宫词作品占有很大比例。反观韩国的宫词作品创作繁荣的朝鲜朝时期，尤其在许筠生活的宣祖朝，经历了壬辰倭乱，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因此，那一时期文人创作宫词的环境，与中国的唐王朝文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下，让文人们闭上双眼去抒情歌咏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期望自己的作品连接社会现实，规诫君主之德，以辅佐贤明的君主为己任。因此，虽然在朝鲜朝时期，歌咏宫女感情生活的抒情作品从没有中断过，但相对于总的宫词作品数量，描述君主之德规诫君主德行的叙事性作品占据了更高比例。其三，对宫词审视的视角不同导致的结果。我们知道，宫词在中国创作伊始，由于是描写女人怨情的宫闱之史，因此曾被称为“宫壶之史”。虽然到了唐代王建的宫词百首，其题材范围有所扩大，加入了宫中行乐等内容，但这些题材，传承到韩国朝鲜朝时期包括许筠在内的宫词作者那里，审视的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众所周知，许筠的宫词百首，受唐代王建宫词百首影响颇深。他曾在自己宫词作品序文中提到王建宫词：“昔唐王建因宗人大珰守澄，详问内里事，作百篇宫词。后之君子，虽奇其文，而鄙其与阉宦昵也。且其辞率宫中戏乐，不足训矣。……今余适闻老宫人之谈，而其皆君后之德可以为后嗣法者。文虽拙俚，不逮仲初，亦不受后君子之讥，而言足以训世矣。……”由此可以看出，韩国宫词大家许筠对王建宫词中描述的宫中行乐等内容大不以为然，认为“不足训”;而自己的宫词作品，加强了对君后之德的记述及规诫，“足以训世”。许筠的这种宫词审视视角，也得到了其后多位宫词作家的认同，而且到了朝鲜朝后期，宫词作品的创作表现出更多对“惩创”诗旨的追求，对“戏乐”内容的排斥，出现了许多现实性较强同时叙事性因素表现较多的宫词作品。这也使得韩国宫词作品中的叙事性因素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董乃斌.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敘事两大传统》. 《社会科学》.2010.

[2]王建（唐）.《王建诗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3]王育红.《唐五代宫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大学.2004.

[4]许景镇.《许筠诗研究》.平民社.1984.

[5]许筠.《惺所覆瓿稿》.国立中央图书馆本.

[6]朴浚浩.《许筠宫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韩国启明大学.1986.

[7]姜闵景.《朝鲜时代宫词小考》.《东方学》.1998.

[8]李熙穆.《李朝中期唐诗风诗人宫词研究》. 《汉文教育研究》.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