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猛虎行》考据

2020-03-02刘玉莹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期

关键词：考据李白

摘要：李白《猛虎行》一诗自宋以来多有辨伪之争，现根据已有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猛虎行》的真伪作进一步的辨析和考据，可判断为此《猛虎行》并非李白之作品。

关键词：李白;《猛虎行》;考据

作者简介：刘玉莹（1995-），女，汉族，广西陆川县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3

前言：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著述丰富，成就甚高。李白一生历经战乱，长期流浪，许多诗文已经散佚，因此后人在整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漏，且李白诗作众多，因整理时的疏忽混杂了其他人的作品，录入了一些并非李白之作亦实属正常。考据作品的真伪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也是需要耐心去考究的长期工作。

研究作品前对其进行真伪的考据工作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考据重在科学性的求真”[1]，李白的诗文集是死后由他人整理成书，最早由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编成《草堂集》10卷。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提到：“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2]但此本现已散佚。现在经过前人进行整理、校勘等工作后通行的本子有：北宋宋敏求增补刻本《李太白文集》30卷，巴蜀书社1986年据此影印;主要注本有宋人杨齐贤集注的《李翰林集》、宋杨齐贤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为现存李白集中最早的注释本;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朱谏的《李诗选注》、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今人瞿蜕圆、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主要编年本有安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主要选本有舒芜《李白诗选》、郁贤皓的《李白选集》等。

李白的《猛虎行》自宋以来多有辨伪之争，各家对其真伪亦各有自己的看法。现通过各家对《猛虎行》真伪之见解对李白这一诗作进行深一层次的分析与考据。

一、《猛虎行》辨伪之争

李白《猛虎行》亦称《猛虎吟》，是李白以乐府古题讲述安史之乱后己之遭遇的诗作。唐肃宗至德元年（756）春天，李白在避安史之乱途中遇大书法家张旭于溧阳，作此诗赠予张。此诗在诸多李白的集子中都被收录其中，但其真伪仍具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宋代以后，人们更加注意辨别诗歌中的伪作这一问题。《猛虎行》的辨伪之争便始于南宋。“此诗自杨齐贤、萧士赟以后多指为伪作”[3]，最早指出李白的《猛虎行》为伪作的是南宋的杨齐贤，他指出：“此诗似非太白之作。”元代的萧士赟也同样持此观点，他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六中提到：“此诗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无伦理，徒尔肆为狂诞之辞，首尾不相照应，脉络不相贯串，语意斐率，悲欢失据，必是他人之诗窜入集中，岁久难别。前辈识者苏东坡、黄山谷，于《怀素草书》、《悲来乎》、《笑矣乎》等作，尝致辩矣。愚于此篇，亦有疑焉。因笔于此，以俟知者。”[4]另外，明代朱谏在《李诗辨疑》中明确说到：“今按诗意，前八句稍可观。自一输一失以下，皆狂妄颠迷语言，诚无伦次脉络之可寻，不待苏黄之藻鉴，凡稍有识者，已知非白之作矣”[5]，指出此《猛虎行》并非李白之作。但以上各家皆因此诗风格、用语、脉络等与李白诗风不符便断定《猛虎行》并非李白之作，观点略显草率且不够有力。

詹瑛先生在《李白诗论丛·李诗辨伪》中写到：“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诗云：张颠没在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涣诗之作，既在大历二三年间，逆数二十年，至天宝六七载，张旭卒。今诗中所叙，皆禄山乱时事，而犹盛称张旭，则其必为伪作明矣。……宋代张长史伪书甚多，乾元二年帖殆亦其中之一，故不可据之以证张旭晚卒也。”[6]提出张旭已卒于天宝六七载，不可能再有至德元年与李白相遇宴别的经历，这与张旭的生平不合，由此否定了《猛虎行》为李白之作的观点。

刘崇德先生在《李白<猛虎行><草书歌行>新考》一文中，从张旭的生平考据入手，考辨出其诗中宴别之人张旭并非唐时之草圣张旭，亦认为《猛虎行》为伪作。

由上，各家认同李白的《猛虎行》为伪作之原因可总结为：一、诗歌风格、用词以及结构、脉络等与李白作诗历来所用大相径庭;二、此诗时草圣张旭已卒，不可能有与李白相遇宴别之经历，故为伪作;三、诗中之张旭并非草圣张旭，两者生平不符，是为伪作。

清人王琦则力主《猛虎行》为李白所写。王琦在《李太白诗集注》中指出：“是诗当是天宝十五载之春，太白与张旭相遇于溧阳，而太白又将遨游东越，与旭宴别而作也。……或曰：张旭生卒，诸书皆无考，何以知是时尚在而与李白相遇也？琦按：长史有乾元二年帖，见《山谷集》中，据此推之，则其时尚在可知矣。”[7]王琦作了很长的按，否定了萧士赟认为《猛虎行》非李白之作的观点，提出《猛虎行》确为李白之作。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提到：“开头一句‘张颠没在二十年便是问题，很不像诗句。一般把‘没在作去世解，在大历二三年时张旭已去世二十年，则张旭应死于天宝五、六年。这和别的资料大有抵触。资料之一，如李白《猛虎行》，叙述安禄山占领了洛阳，李白南奔，三月在溧阳酒楼与张旭相遇。可见天宝十五年时张旭犹未去世。资料之二，宋人无名氏编《宝刻类编》收有张旭所书《千字文》残帖六百九十字，末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比天宝十五年更后四年。因此，‘张颠没在二十年句，毫無疑问，必有错误……由大历三年上推至乾元二年恰为十年，则张旭去世盖即在乾元二年，而苏涣的诗则作于大历三年。”[8]据郭沫若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同《猛虎行》为李白之作。

今人郁贤皓亦赞同王琦先生之观点，在《猛虎行》的按中提到：“王琦说是。”另，今人瞿蜕园、朱金城在其《李白集校注》中亦肯定此诗为李白之作，指出“其实诗中只一处涉张旭，并未确言与张旭本人相酬答，所谓丈夫相见且为乐者，亦非必谓与张旭相见也。详玩诗意，盖有人盛称张旭，聊借此发端以自抒怀抱耳。古人非先制题后作诗，亦非必一诗专写一事，不必执一二字为辨。前人疑此诗者大抵以‘颇似楚汉时一语似非唐之臣子所宜言，而不知唐人于此等文字不似后人之计较，以本集崔宗之赠诗中‘分明楚汉事一语证之，已可知其不足怪矣。”[9]作者认为此诗并非明确提到李白与张旭相遇才写下的，古人之作不必过于“执一二字为辨”。安旗先生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一书中的按语为：“此诗中所述乱初史实及李白行踪，历历可考，断非伪作，王说甚是。诗末二句，不可以等闲视之，集中屡以‘猎‘豹喻取功名。”[10]认定《猛虎行》为李白所作。

综上，各家认为李白《猛虎行》确为李白之作原因如下：一、张旭有乾元二年的书帖收于《山谷集》中，可推知当时张旭仍在世;二、李白作《猛虎行》时张旭仍在世，且宋人无名氏编《宝刻类编》收有张旭所书《千字文》残帖;三、《猛虎行》一诗中并未确言是李白与张旭本人相遇宴别而酬答，因此不必过多纠结其中字样;四、《猛虎行》诗中提及到了史实以及李白之行踪，且其事迹皆可考，确非伪作。

另外，胡震亨则在《李诗通》中将此诗列入附疑，表明自己对此诗持存疑之态度。

以上则为各家对李白《猛虎行》一诗真伪的观点，有人力辨其为李白之作，也有人坚决否定并非太白之诗，他们各自举证了自己的观点，亦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要对这首诗进行辨伪考据，还需再加以辨别诗中提到的张旭是否为当时之草圣张旭，亦需考据此时张旭是否尚在人世。

二、张旭之卒年考据

要考据李白《猛虎行》之真伪不能仅从诗歌之风格、用辞等进行判断，也需考证诗中提到的张旭究竟为何人，则张旭卒年为考据李白《猛虎行》的关键。

张旭的卒年史料并未记载，而有关张旭本人的事迹也十分有限。而关于张旭之卒年，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张旭卒于天宝六、七载（747年、748年），此观点主要由詹瑛先生在《李白诗论丛·李诗辨伪》中提出。詹瑛先生的观点主要依据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一诗，原因前文已经提过，此处不再重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旭卒于乾元二年（759），此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郭沫若认为据宋人无名氏编《宝刻类编》收有张旭所书《千字文》，末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可推断张旭去世约在乾元二年。可见考据《猛虎行》真伪之争关键仍在于张旭的卒年。

那么首先了解一下张旭之生平。《新唐书·张旭传》中提到：“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11]《太平广记》卷二百八书三在记张旭后还提到了《幽闲鼓吹》所记：“旭释褐为常熟尉”[12]，可见张旭初为常熟尉应无误。唐人窦蒙在《述书赋》下中注谓：“张旭，吴郡人，左率府长史，俗号张颠”[13]，又有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提到：“予罢秩醴泉，特诣东洛，访金吾长史张公旭，请师笔法。长史于时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矣。”[14]则可推知张旭初为常熟尉，后调任为左率府长史，再调任为金吾长史。

唐代的李颀作有一诗，名为《赠张旭》：“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15]常熟属于江南水乡，诗中描写到的“荷叶”、“江鱼”、“香粳”等都为其地产;“微禄”二字又可进一步推知此作描写的当是常熟担任官职时期的张旭。根据诗中的“皓首”一词，又可推知此时担任常熟尉一职的张旭年纪已然不小，约为五十到六十的年纪。此后张旭调任左率府长史，“但无论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张旭之任左率府长史一职，都不会早于开元二十四年（736）”，[16]又由上所提颜真卿之文《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可知，约天宝四载或五载，张旭退居洛阳。则此时的张旭应已为年纪七八旬的老翁。

又根据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一诗，其作于大历二三年之间，再结合诗中“张颠没在二十年”一句，可推断出张旭应卒于天宝十载（751）以前，则张旭并未遭遇安史之乱（755-763）。

《宝刻类编》卷三中收录有张旭的刻文，提到“千文六百九十五字存者六百七十三重复者五亡者二十二，乾元二年二月八日”[17]，但仅以此碑刻为据证明乾元二年张旭仍在世是不够有力的。《宝刻类编》此书世无传本，讹脱较多，内容的真实性还有待考究。而宋代陈思所撰《宝刻丛编》卷十三提到“唐张长史千文，乾元二年，复齐碑录”，[18]此处并未提到张旭的《千文》缺字，亦无法证明碑刻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这两本书都无法最终证明乾元二年张旭仍未去世。

再回到李白的《猛虎行》，详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全诗刻画了张旭“吴邦伯多顾盼，四海雄侠皆相推”的义气豪侠形象。又有“宝书长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这两句诗，突出的分明是侠义贵公子的形象，又怎会是年事已高且潦倒的草圣张旭呢？且就算张旭当时仍未去世，已为老翁的他又如何如此的意气风发，年轻张扬呢？可见此诗中的“张旭”并非唐代著名的草圣，而是一个一身侠气的“张旭”。这也可推知《猛虎行》并非李白之作。

三、结语

综上，《猛虎行》一诗并非李白之作，从诗风、诗歌脉络结构，尤其是在张旭卒年的事迹考据中可以证明，此诗中描写的张旭并非唐代的书法家草圣张旭。清人王琦认为《猛虎行》为李白与张旭宴别之作的观点，今人瞿蜕园、朱金城认为张旭无须在场李白亦可写作此诗，不必过于“执一二字为辨”等观点均不能成立。这也提醒我们今后的著作研究都应该仔细考据其真伪，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后续的思想、情感等的探究工作，也有利于培养更扎实的文献研究功底。

注释：

[1]黄永武：《中国诗学·考据篇》，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32页。

[3]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2页。

[4]（唐）李白撰，（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5]（明）朱谏撰，（民国）永嘉黄氏校印：《李诗辨疑》，1929年民国永嘉黄氏排印本。

[6]詹瑛：《李白诗论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7]《李太白全集》，第316页。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77-378页。

[9]（唐）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0页。

[10]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第1159页。

[11]（宋）欧阳修，宋祈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