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李健吾批评著作中的关键词“生命意识”出发，从批评理想的践行与批评标准的建立两个方面，论述李健吾所形成的以生命意识为核心的批评理论，探讨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健吾;生命意识;文学批评理论

作者简介：刘思捷（1994-），女，蒙古族，辽宁沈阳人，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艺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2

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著作，“生命”、“人性”、“人格”在其中并不鲜见，并构成其批评理论的关键词。李健吾在对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与独创性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生命意识为思想核心，以关注主体意识、重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强调理性批评精神作为批评理想及以真实与节制作为批评价值标准的批评理论。

一、理论核心：生命意识的界定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上，“生命意识”被诸多文论家以其独特的方式阐述出来，或致力于生命忧患的解脱与生命意义的探寻，或延伸到生命意识的宽泛之义，即人的主体精神。近代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也包含着众多关于生命意识的学说，如叔本华所阐述的“生存意志”、柏格森以“绵延”为核心的生命哲学、萨特提出的“自我意识”学说等。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其含义尚未形成统一界定。

本文所强调的“生命意识”主要是指具有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在其人生经历中所获得的独特生命体验与生命思考，及其在此基础上凝定下来的人格与人性。其中，生命体验诉诸于感性经验，体现为个体生而为人所感受到的情绪、情感;生命思考则指人类借助理性，对已有生命体验进行自觉地、系统地反思，形成对如何看待生死、以何种姿态面对生命等问题的认知，呈现出某种文化观念。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血肉”都与后天经验紧密相连，从而堆栈出自身的独特个性。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其人格为基础，他将自身的创作个性融入作品当中，那么文学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暗含着作家个人的生命意识。它具有共通性，作者投入的越深刻热烈，作品就越能够体现出更高、更普遍的价值与意义;又具有独特性，只有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作品才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意趣与风味。

二、理论构成：生命意识的观照与书写

（一）批评理想的践行

1、主体价值的确立：“人性—人性”的批评对话模式

李健吾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文论中“以意逆志”、“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如其人”等学说，高扬批评主体的自我意识，独树一帜地开创了以尊重人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对话模式。

批评家以自己的人性为起点观照作家的人性，不拘泥于各种刻板的理性标准与方法，而是强调灵魂的共鸣。在批评之始，批评家应“自行缴械”，保持着“公正”且“富于同情”的态度，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通过分析自身的感受得出对于作品的评价。正因为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总是以自我主体意识为依据，因此，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审判作品的优良，不如说是对于作家人性的鉴赏，是批评家自己的创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创作具有同质性。因此，文学批评不应沦为创作的附庸。真正的批评家不以某种实际利益为目标，不旨在取悦或讨好谁，而是将自己的创造看作一种信仰，并坚定捍卫这一信仰。“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象征他一己的存在。”[1]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将自我意志凌驾于作者之上，而应当“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

然而，生命意识并非批评的唯一依据。李健吾以印象主义批评“以自我为批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为鉴，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作为参照。他否定放纵主观、肆意而为的创作心态——倘若任由自我个性自由地膨胀与发展，文学作品将沦为纯粹宣泄情感的产物。

2、生命的终极关怀：历史语境中“大生命意识”的探求

生命意识的另一种形态，即超越自我的“大生命意识”，也是影响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立足于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将自我性情抽象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性。[2]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就体现为对于个体与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超越人类生命的个体现象，如何以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来观照现实的思考。

李健吾认为作家的自我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影响，其批评观念虽在整体上与时代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从不真正远离——提出对于文学创作者与批评者的道德责任感与民族精神的要求，迫切希望他们成为“有良心”的存在。他指出“一个有良心的诗人在我们这个苦难时代不能再在感情应酬之中呻吟……”[3]文学创作无法隔离在时代之外，倘若始终紧抓个体私欲与情感不放亦或是无病呻吟，对民族的遭遇置之不理，就等同于将自身的发展画地为牢。作家须得遵循“文以载道”的传统，扎根于民间土壤，从人民大众的真切感受中摄取精华。“良心”与“同情”是伟大作家必不可少的信仰，只有帶着对于民族与道德的爱护及对于普遍人性的赞美与弘扬，其作品才能别具动人的力量，拥有不朽的生命力。

3、生命体验的升华：理性批评精神的介入

批评家须在批评之前理性分析并克服主客观上存在的各种限制，使感性的生命体验升华为有条理的、系统的思考，否则，批评就会流于琐碎化、浅表化，甚至沦为自我意志的奴隶。

批评家首先要剖析自我，甩掉个性。为避免先入为主，批评家需要找出自身可能因与作家的先天条件、后天环境等差异而存在的偏见或误解，完全以空白的姿态来迎接作者所给予的一切，以确保对于作品的整体感觉和最初印象是真实、完整的。其次，批评者必须经过从“独有的印象”到“形成条例”的过程方能完成。这正是李健吾对于印象主义批评的改造与升华。印象主义批评最受诟病之处在于批评标准的缺失，容易陷入主观随意或理论认识的缺失之中。李健吾否定了印象主义批评中人人都可以成为批评家的观点，提出对批评者更高层次的要求——批评是才分和人力的结晶。前者即人与生俱来的天分，指向批评者获得的感性体悟;后者指一个批评家进行分析、归纳、比较的能力及其理论知识的储备与运用，是其梳理批评结构、形成对作品准确判断的理性条件。李健吾反对以抽象的理论限制批评，一味地堆砌理论知识或说教总不免破坏批评的活力与灵气。

批评者的存在并不足以推翻批评自身的更高存在。[4]将批评当做一门艺术，在有限的框架内发挥批评家的主体精神才真正符合李健吾的批评理想。理性批评精神的介入为批评家拨开自以为是的迷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其更为深入地认识自我、体察生命、了解作品成为可能。

（二）批评标准的建立

作家并非以一种自由随意的方式将其生命意识注入作品之中，而必定要受到约束与限制。在李健吾的批评理论中，“真实”与“谐和”分别就艺术内容的生命力与艺术表现的生命力两个方面，建立起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为作家如何书写生命意识提供了参考原则。

1、艺术内容的生命力：以真实而感人

李健吾坚持作家应从生命意识出发而形成一种“本色”，它以真切的事实与真挚的情感为触角，与读者的精神世界相连，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文学作品因其真实而具有感染力，缺乏真实的作品不免会引起滞涩的阅读体验，难以得到读者的认可。

以真情示人，要求作家的创作符合其气质，走出外在的衣饰，放弃对于“如何表现”的过度关注与执着，回到真正地自我。只有灌注真情的作品才是浑然天成、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的。李健吾认为旧小说家作品中的诗词，虽有诗词的形貌，却是为了敷衍场面，亦或是炫耀，与文本无关，这就是在作伪。真正的作家不过分夸张或压抑、不伪饰自己的情感，惟其如此，才能使读者为其生命的震颤所感动。

真情的传达与真实的描写互为依托。真实源于现实生活经验，艺术内容从来不是无根浮萍，而是凝结在经验之中的生命的深厚。艺术的真实必须符合人类普遍逻辑与普世价值，并需要有情感作为内在逻辑统摄整个文本，仅由客观事实有序罗列只能堆砌出一个漏洞百出的艺术世界。因此，艺术的真实必须符合作品中人物情感的自然流动，而其中也必然包含作者感情的投射，只有灌注了作者真情实感与自我个性的创作，才足以称其为真实的存在。但作家不应以自己的私心刻意介入文本，施加在人物身上，而是克制对作品的束缚，给予人物自由活动的空间。

2、艺术表现的生命力：以谐和而动人

艺术表现生生不息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来源于作家对于和谐坚持不懈的追求。李健吾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求谐”的思想与其批评理论糅为一体。

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在《新诗的演变》一文中，李健吾否定了某些人批评徐志摩诗歌创作中情感的枯竭，而认为徐志摩是超越热烈的内心激荡的时期，渐渐凝定下来了。从情感过剩到情感节制几乎是每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节制是一种平衡的力量，意味着作家生命意识渐渐地沉淀，并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转化为一种生命思考植入作品之中。洋溢着生命力的文学作总是有着张弛有度的创作节奏，作者吐露情感如涓涓细流，为读者留出足够余裕，使其能够在字里行间自由穿梭，获得真挚而又闲适的阅读体验。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李健吾看来，形式与内容如同皮肤与血肉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过度忽略形式，会产生如轻视材料的观察、选择与安排等问题;过度重视形式，则会造成使用辞藻过犹不及等后果。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相互制约也相互配合，均以适度为前提。他又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辞达而已矣”与“情欲信，辞欲巧”解读为对立的两面：前者重内容，后者重形式。但李健吾认为应当将“达”看作标准，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谐和，通过双方各为节制的努力，保持“情欲信”与“辞欲巧”互为表里的关系。

语言与文字的无间。作家的语言表达须随其生命的律动自然地游走于笔端，无需刻意雕琢文字、刻意调动表现手法介入文本之中。因此，作家在创作中要考虑如何组织恰当的文字，切忌以过多甚至毫无艺术价值的文字游戏来破坏“故事的谦易和朴素”。倘若将一切匠心留在字面，不但没有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反而妨碍了语言的自然流畅。作家须得以生命意识为经络，打破两者之间的隔膜，使其融为一体，并注意到文字不只作为工具而是服务于语言和情感。

三、结语与启示

长期以來，李健吾因强调创作主体与批评主体的主体意识而被贴上“印象主义批评家”的标签，事实上，他广泛而批判地吸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象征主义诗学等近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子，并从中国古典文论中汲取养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赋予“生命意识”以全新的阐述，从而建立起直觉与理性共存、个体意识与普遍人性兼顾、艺术内容与艺术表现并重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时还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批评实践的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一种独特视野。

参考文献：

[1]李健吾：李健吾文集·文论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47.

[2]杨守森.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J].文史哲，2014（6）：99.

[3]李健吾：李健吾文集·文论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356-357.

[4]曹彦.独立的批评世界：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三元体系[D].南京师范大学，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