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闻一多在谙熟和热爱中国传统诗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化的菁华。闻一多诗作的数量不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也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关键词：闻一多;新诗;诗学依据

作者简介：陈印娇（1979.9-），女，黎族，海南省万宁市人，硕士研究生，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南民族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2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样响亮的是，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定评。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写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伐纣、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这标举并说明了闻一多早已经超出了一般文人学士的意义，郭沫若、朱自清等人将闻一多赞许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更使得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史上获得了少有的崇高地位。

闻一多，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原名闻家骅，号友三。闻一多，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史书、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闻一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第一篇白话文作品《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他发表第一篇新诗作品《西岸》。1921年11月，他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1922年3月，聞一多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2年底，闻一多出版与了梁实秋合著的作品《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闻一多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作品《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唯美主义倾向。1926年，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1928年1月，闻一多出版第二本诗集作品《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代表了闻一多诗歌创作的独立个性。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在《周易》、《庄子》、《诗经》、《楚辞》四大古籍等的整理研究，有相当的建树;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闻一多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他的全部著作由朱自清等编成《闻一多全集》。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二

在闻一多并不漫长的一生中，充满着创作与研究、退守书斋与投身经济社会、回避到“美”的形而上学世界与投身时流的取舍与斟酌。由诗人而学者，由学者而民主斗士，闻一多生命与人格的进取、探求呈清晰的阶段性发展，又浑然一体，莫相分离，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纯粹、坚韧、宁静却怀抱着“火山”的诗人情怀、诗人气质、诗人胸襟。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而新诗运动则从诗的形式上的解放为切入点。在一个历经“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后依然遵循着“化成天下”、“移易人心”的一贯思路。依然工具性地将“群治”列为文学革新的最高目标的时代，在一个断裂传统、要求“新体大解放”、视“自由”为一切价值衡断的标准以致文体亦要作“自由主义”的申说的时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谈新诗》）闻一多对艺术形式的着重标举、要“纳诗于艺术之轨”，（《一九二六年四月致梁实秋、熊佛西信》），可见他对艺术特质的深切领悟。

针对胡适的“小脚妇人穿大鞋”的“尝试”（《尝试集·自序》）与“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和郭沫若式的“一种欧化的狂癖”的倾向，闻一多在1922年“手假研诗方剖旧，眼光烛道故疑西”的“律诗底研究”于“文学尤当含有世界的气味”的高自标置显然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在分说律诗的“均齐”、“浑括”、“蕴藉”、“圆满”的美学元素时，推许律诗“是中国诗的艺术底最高水涨标”、“是纯粹的中国艺术的代表”、“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而“创作家纵畏难却步，不敢尝试;律诗之当永为鉴赏家之至宝，则万无疑义”。由可借鉴赏、研究到可借鉴、移植到新诗创作，闻一多抱着对文艺的绝对诚意，则标榜“越有魅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诗的格律》）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标榜出“音乐（音节）美”、“绘画（辞藻）美”、“建筑（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美”等听觉与视觉、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美学标尺。“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汽之凝结”，而“只有节奏能激发情感”，“一切的艺术应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与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诗-诗的音节亦不外此例。”（《<冬夜>评论》）同样，“相体裁衣”、“由我们自己的意匠随时构造”的新诗格式所保持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亦是“诗的实力”之一，（《诗的格律》）“热烈的情感的赤裸裸之表现，每引起丑感”，而“均齐之艺术纳之以就规范，以挫其暴气，磨其棱角，齐其节奏，然后始急而中度，流而不滞，快感油然生矣。”（《律诗底研究》）这样，在时时不忘“今时”、“此地”，不忘翘望默祷“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的“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女神>之地方色彩》）中，闻一多“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建设的时期”和“承认这在新诗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的坚信，则造就了他绝非简单的顽固不化、自缚手脚的理论标度。

三

尽管中华民族那段历经磨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我们读《死水》，感受到它的魅力是严峻的冷酷中夹杂着火一样的热情。闻一多的笔法之辛辣老到、隐晦曲折，其构思之新颖精巧、虚实相映，其语言之典雅富丽、意味悠长，向来为世人所称道。现在的我们读起来，依然还是那样的情深，听起来也还是敲人心弦，时光并没有磨去它的光辉，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闻一多在谙熟和热爱中国传统诗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化的菁华。

在留美期间，闻一多于1923年暑假转学珂泉，跟随梁实秋听“现代英美诗歌”和“丁尼生和勃朗宁”的课程，接触到英国近代与维多利亚诗人的诗。这些英美诗人的诗风是“平静地表达”，“客观地抒情”，“笔力与感情很有浓度”。哈代的诗兼有丰富的哲学和活泼的想象力，善于把感情经过冷静理智的清滤。读哈代的诗，让人感到他对人生与宇宙的冷静，而在冷静后面藏着很高的热情。霍斯曼的诗有古典的约束，以节制与冷静来调剂浪漫情绪，他站在人生以外或以上的立场，沉静地观察人生。丁尼生和勃朗宁渴望创造一种不受主观约束的客观诗歌，从超然的角度表达人的精神状态。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表现了客观的抒情诗的原则和方法。闻一多自觉地接受英国近代和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人生的理想碰壁，希望幻灭，他从积极浪漫的追求转为悲观沉郁;二是经过生活的历练，他感到有必要追求沉静的观察和冷静的抒情;三是不满现实社会，但绅士风情的熏陶促使他寻找一种能巧妙地把抨击现实和同情人民的情感结合起来的客观表现手段。因此，我们在读《红烛》时，感切的是年轻赤子的炽热之心、火热之情，是多情的，感伤的，秀丽的，丰富的;而《死水》虽也有炽热的情感，但却被压抑着历练，给予适度的表达，不让它如《红烛》中的那样纵情奔放，是沉郁的，压抑的，理性的，历史的，沉重的，凝练的。此时期的闻一多多了理智的驾驭，反对那种“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灵感说”，认为自己的创作是自省型的，这使得他的诗与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相比，“老成懂事，”冷静含蓄，凝眸人生景物。

我们知道《红烛》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浪漫主义诗篇，富感忧伤情调的浪漫主义气质。而到了《死水》，诗人的浪漫气息明显的被客观化了，虽然也抒写个人的内心世界，却没有直抒胸臆。造成这种转变，除了受现实和阿诺德的影响之外，在表现手法上，闻一多主要接受了英国近代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述说的手法，使诗呈现客观性;二是戏剧的手法。勃朗宁的戏剧独白就是客观抒情表现手法。闻一多在《死水》中就较多运用了客观的描写和叙述，以达到客观化的效果。

相对而言，《红烛》以心灵之火编成了自己炽热的歌，以感人的力量唤醒民族的沉睡，是诗人的社会使命感和精神品格中最闪光的、最深情的表现之一，侧重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和个人的主观色彩。这首诗前引了唐代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春蚕自始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后半句，在开头就以感叹的语气把诗人的心和红烛的颜色进行比较，把对物的吟咏引向对人的深思之上，全诗使人感到所描写的红烛的精神和品格，又都是对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时代启蒙先辈们的精神和人格的真实剖白，深切表现了对祖国前途的执着追求和献身于祖国的伟大抱负。而《死水》则融入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诗人的胸怀更宽广，更具有社会意义和普遍性价值。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美国的意象派诗人风靡诗坛。闻一多学习和借鉴了意象派诗人佛莱琪等意象派艺术技巧，《死水》注意意象的象征性，以“死水”象征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种象征又暗含着诗人内心的苦闷，他通过自己自觉的自省式创作，恰到好处地将“死水”写得如此之美，将个人情感和诗情熔铸成浓烈醇厚的那么唯美。

闻一多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不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也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温如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7月.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

[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M].山東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