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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业征收消费税的依据、原则及构想

2020-03-02

南风窗 2020年5期
关键词:娱乐业税目消费税

娱乐业征收消费税的依据、原则及构想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黄洪、文献、廖明刚、严红梅 本文节选自《税务研究》2020年第1期

娱乐业征收消费税的依据

为调节对奢侈服务的消费,我国对娱乐业适用5%~20%的高税率。但是,营改增后,娱乐业成了“两不管”的空白地带:一方面没有了营业税的高税率,另一方面仅适用增值税的低税率。显然,现行增值税无法对娱乐业进行有效调节,有必要将调节娱乐业的功能交给消费税。

促进税收公平。在税制改革过程中,税收公平体现在所有行业税负变化的幅度应该大体相等。如果有的行業税负下降50%,而其他行业税负下降10%。那么,与税负下降50%的行业相比,对税负仅下降10%的行业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征收消费税,提高娱乐业的流转税税负,以体现营改增过程中娱乐业与其他行业的税收公平。

筹集税收收入。娱乐业消费税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税基和税率。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娱乐业的税基会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变化;另一方面,娱乐业通常适用较高的消费税税率,并且没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将娱乐业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能够为政府筹集到可观的税收收入。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建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娱乐业的消费税收入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教育、扶贫等民生工程,体现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引导合理消费。消费税具有“寓禁于征”或“寓限于征”的作用。以娱乐业为例,部分高端娱乐服务导致享乐主义盛行,体现出浮躁、浮夸的社会风气,产生了不好的示范效应,应适用较高的消费税税率。

娱乐业征收消费税的原则

不增加娱乐业现阶段的总体税负。这样处理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宏观层面与我国现阶段的减税降费政策相吻合;二是,微观层面符合娱乐业纳税人的心理预期,虽然缴纳了增值税和消费税,但总体税负较营改增之前不会增加。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娱乐业的消费税税负可以适当增加,以体现国家对娱乐业的调节导向。实际上,消费税的很多税目都有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

科学、合理地界定娱乐业消费税税目。娱乐业税目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需要像其他消费税税目一样,随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比如,2016年10月1日之前,化妆品属于消费税的税目,后来考虑到普通化妆品已具有必需品的性质,于是规定仅对高档化妆品征税,这也为娱乐业税目的动态调整提供了参考。

在提供娱乐服务环节征收消费税。2019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在现行消费税体系中,已存在部分税目在最后环节征收消费税,比如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很显然,对娱乐业而言,应该在提供娱乐服务时征收消费税。

将娱乐业消费税收入稳步下划地方。我国现行政策指出,在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的同时,将消费税收入稳步下划地方。这为娱乐业的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政府奠定了政策基础,从而有助于拓展和充实地方政府的财力,促进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娱乐业的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政府后,要警惕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鉴于此,建议娱乐业的消费税税率由国家统一确定,不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自由决定权,防止地方政府为吸引税源而争先降低税率,从而导致我国消费税收入的流失。此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变相降低消费税税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 本文节选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年第2期

对我国内地报告的7231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进行流行病学特征描述和探索性分析,主要发现包括,虽然2019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但大多数患者为轻症表现,总体粗病死率低。在死亡病例中,大多数为60岁及以上患者,且患有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本研究另一主要贡献是首次描述了2019新冠肺炎的发病流行曲线。总体曲线呈现暴发流行模式,2019年12月发病的病例,可能为小范围暴露传播模式;2020年1月,可能是扩散传播模式。这种暴发流行的时间趋势与先前调查结论一致,即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野生动物交易,使得新型冠状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其适应性增强,继而实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疫情暴发的早期令人联想到SARS和MERS,发现了一种与冠状病毒密切相关的、以前从未描述过的病原体,预示了潜在的医院传播和所谓的“超级传播者”事件,即一次性暴露造成10人以上的续发病例。不幸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确实通过医院传播感染了医务人员。本研究首次描述了1688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大多数病例为轻症患者(85.4%),病死率低于其他病例。其主要原因与年龄有关,医务人员都是在职人员,一般都在60岁以下,而死亡主要发生在60岁以上的患者。截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任何一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中发生了超级传播者事件。

预期寿命延长、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景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郑伟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20年第2期

研究发现,第一,在给定退休年龄情况下,预期寿命延长使均衡状态的生育率下降、财政养老保险支出占比上升、劳均产出和总产出减少;在给定预期寿命情况下,延迟退休使均衡状态的生育率上升、财政养老保险支出占比下降、劳均产出和总产出增加。这表明延迟退休可以抵消预期寿命延长产生的负面效应,揭示出延迟退休是一个合理且必需的政策选项。第二,伴随预期寿命的延长,现行退休年龄下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或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空间十分有限。欲想扩大缴费率或替代率调整空间,除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外,还应积极拓宽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渠道。第三,实现三种目标所需的退休年龄延迟岁数临界值均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增加,但经济效应差别较大。若以财政养老负担不增为目标,与退休年龄延迟岁数临界值相对应的劳均产出和总产出逐渐减少;若以劳均产出不减为目标,财政养老保险支出占比下降且总产出增加;若以总产出不减为目标,财政养老保险支出占比和劳均产出都下降;同时,三种目标均导致生育率下降。

关于延迟退休的启示有三点。第一,在理念层面,充分认识到延迟退休是个人顺应预期寿命延长趋势、国家应对长寿风险冲击的一个合理且必需的政策选项。我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使个人退休后的预期余命逐渐增加,这不仅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也对财政养老负担和经济产出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政府应当从个人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让公众认识到延迟退休的必要性,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以确保延迟退休政策顺利推进实施。第二,在政策设计层面,延迟退休应当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建立与预期寿命相联动的调整机制,同时在政策实施前留有一定的缓冲期。这样不仅可以减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阻力,而且可以让公众有时间针对政策变化相应调整生命周期资源配置。第三,在配套措施层面,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生育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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