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院士称，由于床位增加，“应收尽收”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实现。但他同时指出，除了“应收尽收”， “应收早收”很关键。

病人越早被收治，就能越早切断传染链条，防止更多人被感染，有利于更快地消灭疫情；“应收尽收”同时还意味着，被感染者都能获得医疗救助，不至于在病情拖延中无助地陷入绝境。

“应收尽收”“应收早收”本质上都是科学问题，但在现实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意指，社会资源的总量与配置能否承载这一要求。武汉封城以后相当一段时间，资源问题一直是一个短板，疫情的快速蔓延与资源承载能力不足息息相关。

而政治问题则是说，应对疫情高度依赖政治决策，能否及时选择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方向，直接决定着疫情走向。封城，“应收尽收”，把CT影像作为诊断标准，一户不漏、一人不漏地排查，这些符合科学规律的正确举措的实施，每一次都对应着积极的变化。

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组成了疫情应对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对自然灾难的应对，表面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事实上科学能力受到社会资源的制约，更受到政治规则、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的左右。

自然规律和科学能力之间是一种对应关系，但它和社会资源、政治决策之间则处于不同领域，后者往往很难对自然规律作出亦步亦趋的反应。回顾过去20年来发生的SARS、埃博拉、H1N1流感、MERS以及当下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们就会发现，社会资源、政治决策，而不是科学能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资源几乎是无解的。一些国家可以投入巨资在大城市进行预备性的准备，比如以色列的海法，就在一些大型公共场所准备了随时可以改造为类似方舱医院的设施。但这种准备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浪费，不可能被大面积效法。当疫病袭来，紧急调集才是应对常态。

但疫情不等人，当然也不会等待政治决策在程序上必然出现的蹉跎，这一点无分东西。东方社会的控制力强，动员和决策效率更高，但地方官员可能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阻拦信息传递，丧失最佳控制时机；西方社会的信息传递更快，苗头更容易被发现，但由于有各种政治忌讳（如人权、自由、种族等）的强力制约，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来困死病毒，采取行动也会迟疑缓慢。

官僚主义是科层制的痼疾，不管处于何种社会形态都无法彻底根除。“钻石公主”号在日本的遭遇，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反思湖北疫情本应不至于如此严重一样，这艘邮轮上的疫情本来也应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旗国主义”的管辖原则让事实上唯一能提供治理救济的日本束手束脚，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则让它瞻前顾后，船上的防疫措施竟然完全没有传染病专家参与，传染病学教授揭露事实以后遭到官方和社会的口诛笔伐。最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下船后的日本人居然是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回家。

人心是不是会恐慌、社会是不是会失序、乌纱是否还能长保、流程是否完整地履行、预警是否被授权、采取紧急措施是否超越权限、不按本本要求分发救命物资是否要承担责任、紧急措施是否影响到后面的重要活动，这些社会性、政治性考量，都会让设计精巧的预警机制形同虚设。这些考量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心理活动：也许没那么严重？万一没事，风险不就白担了吗？

但疫情，其他天灾，也就是自然规律，可不会犹豫，也不必思考，更不會等待，它们只会肆虐。

可以寄望遍及世界的科层制造成的官僚主义会被有效压制，来改善下一次灾难来临时的局面吗？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总体上是天真的，即便改善也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今后更应该重视的方向，是把调查、研判、预警的权利更多地交给科学，让处于科学链条中、职责更为单纯、不必瞻前顾后的科学家们来决定前期处置，在科学与决策之间建立更简洁的连接，并且要容许偏差，让他们敢于揭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