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黎

我看着那些岁月如何驱驰，熬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梭罗《瓦尔登湖》在本世纪初，曾有位学者前去拜访100岁的哲学家伽达默尔。

壹

伽达默尔开创了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诠释学。做过德国哲学学会主席，更以其长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位老先生1900年出生，活到了2002年。

探问他有什么“长寿秘诀”。百岁哲人回答：“唯一的长寿秘诀，就是50年来未看过医生。”——即便在他自己拄了几十年拐杖的情况下。他还把自己的健康“归功于做化学家的父亲”，说从小父亲就通过各种实验，向他展示药物的副作用和危害， 所以他拒绝任何化学药品，并坚持不与医生和医院打交道。

伽达默尔并不反对现代医学，恰恰相反，他认为医学或能成为挽救现代科学危机的一个突破口，成为撬动人类知识转型的阿基米德之点。生物化学导向的医学范式之种种弊端，正促使现代医学向整体医学的思维上靠拢。伽达默尔的哲学整体观，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医学发展的尴尬处境。

2016年底，扎克伯格声明出资至少30亿美元，来创立Bio hub研究中心，希望以此“治疗、管理并预防一切疾病”。大致在同一时间，微软也表示计划在2026年前“解决”掉癌症。Facebook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也承诺，捐资数亿美元来对抗癌症。还有两位慈善家贡献了14亿美元给布罗德学院研究中心及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中心，试图攻克精神分裂及遗传性精神病。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商业精英一直有类似的情结和野心，渴望在健康和疾病领域能有所建树。

有人说人类的身体好比机器。机器、电脑等不会进化，然而生物体是会进化的。人类虽然逃脱了进化的束缚，但人类仍要依赖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理化学系统。现代医学和上述硅谷或华尔街精英们对疾病问题的解决思路，依然在以物理学的解释范式统括生物学的个性存在，依然抗拒着伽达默尔的“整体医学观”，依然不具备终极的本体化意义。

治疗可以“精准”，濒死可以“冷冻”，人类努力破译和解码着“大自然放置在疾病里的真理”（福柯语），“天下无病”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然而在现实中，人类根本无法摆脱疾病的纠缠。

人类基因组测序后这20多年来，似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人类铲除自身疾病的曙光，产生的新药物和治疗方法也少得可怜，患有癌症、过敏症、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在这几十年间，科学家针对特定基因进行了持续的试验，增删编辑，结果试验动物的寿命确实较大程度地延长了，有些还增加一倍以上。然而经过基因工程处理而得以寿命延长的动物，产生了不少生理缺陷，有的矮小丑陋，有的不能生育。极少数没有缺陷的，生存能力总感觉弱不少，不能在实验室以外的环境中正常、自由地生活。

每年在美国出生的50万例早产儿中，大多数都接受常规抗生素治疗，哪怕许多情况下没有感染证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科学家开始担心，这些药物可能会损害婴儿发育中的肠道菌群，并增加之后患病的风险。

自以为受现代医学庇护，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死亡。大部分死亡在现代人类看来，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人又是必死者。在疾病的意象里，有一个“膏肓之谜”：像小鬼一样的疾病就躲在这膏肓之间，使所有高明的医生都无力回天。

“膏肓之间”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绝对空间，喻示医学存在着永恒的盲点，无法抵达全知、全能、全善之境，就像我们视觉神经连接视网膜处其实有一块视觉盲点，无论往哪儿看，都会有个古怪的洞一样。但是大脑自动填平了这个洞——将双眼的输入结合在一起，假定邻近位置的视觉性质类似。这意味着我们视觉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假的，是由潜意识创造的，是欺骗自我的假象。

科学试图解释世界是如何来的，生命又是怎样诞生的，组成万物的是什么，同时也诚实地表达了“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科学也并没有在人类的身体里发现这个“膏肓”究竟在什么位置。

我们可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早就知道自己的个体，乃至种族，都终将死亡的物种；医学无论如何进步，也无法做到包治百病。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除了让濒死的痛苦略为延长外，根本无力阻挡死神的脚步。在人类对健康的所有执念里，一半是希望，另一半，只能算作是奢望。

人类不能铲除自身的所有疾病与痛苦，包括来自外界的各种侵袭。有研究证明，病毒可能有数百万，甚至数万亿种，但是迄今人类只命名了6，828种病毒，已知其中250种会感染人体。自然界无所谓健康不健康，它只要整体管理平衡就好。对人而言，完全的健康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攻克疾病”“消灭癌症”之类，最终只能是一个无物之阵，因为“疾病”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客观化的对象，也就无法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贰

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分期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个人行为方式，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具体到自然环境因素，比如气候环境（温度、湿度、风雨雷电等），地理环境（江河、湿地、土壤、水质等），天体运行状态（日食、月食、朔日、望日等），环境污染、环境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等，其致病的共同特点是，可直接作用于人体生理结构和机能，使之发生异常变化，引发躯体性疾病。人类患上的现代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等，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对抗，或者逃避了自然影响、自然选择后导致的，而且这些疾病，又是人类基因组正在缓慢衰败、累积有害突变的征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出现，甚至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突变载量递增”。

曾经暴发、流行过的传染病，通常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产物。比如这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多国暴发的某些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等，都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较大关系。自然变化在先，人体顺应自然的变化在后，总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总归要来，而且这种滞后性，又为追溯源头增加了难度。

病痛有害也有益。一次大的疾病流行之后，对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产生严重影响；当然，群体的免疫水平会有所提高。一年之中偶尔患几次感冒的人，比起从不患感冒的人反而不易患癌症。身患慢性疾患之人，日常更注意身体的保养，其猝死率远比那些平素非常健康的人要低，因其身体更具有韧性，不易遭受突然的死亡。

有医生观察到，某种过敏性鼻炎，实际上是一种水代谢性疾病。它的周期性发作，可能只是对肾脏排泄功能不足的一种代偿。医生想办法努力控制住鼻炎，不让其发作，反而可能导致尿频、腰痛等肾脏疾病的症状。

某些残疾形成后的病理稳态，可以视作某种相对健康的状态，如果打破这种病理稳态，反而可能对机体有害。曾有一位耳聋了几十年的病人，突然听力意外恢复，竟然再难以适应有如新生般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出现了很严重的身体问题。

现代医学一再降低疾病门槛，将疾病表征当成疾病本身，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诊断标准一再放宽，甚至肿瘤病理诊断标准也不断放宽，医学进步反而使得健康人越来越少。甚至正常的精神应激反应与状态，也变成了疾病，如焦虑症、多动症、行为异常、肥胖、睡眠障碍、脱发等，都成了重要的医学和疾病特征。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时候，有些疾病的定义，只是在为医疗和医药开发拓展市场而已。

在自然界里，进化这件事本就是如此。因环境变化，一项功能丧失，另一项功能往往便应运而生，经过漫长孕育，终于取而代之，一切都是动态的、有目的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人们看清这一点后，健康指标的数学化开始不断被质疑。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基于观测的结果而形成的解释系统。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曾向我们解释“感受性”在物理与感官之间的互不兼容，“头疼时的痛感、酒的香味、傍晚暗红色的天空”。这些描述一经表达，我们立即心领神会，然而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传导给对方那些物理因素，正如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他人对于颜色、声音、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

生命的物质体现，不能等同或归因于生命本身；生命所有的组成部分之和，也不能就认定为生命整体本身。现代医学将超出“正常”生物参数范围的情况定为疾病，却将人类健康推向了另一种无法真实测知的境地。

疾病可以导致心脏增大超出正常范围，但运动员的心脏常常超过正常大小并伴有心动过缓，却不是病态；再比如说，人们可能遭遇假阳性和假阴性的诊断；还有更普遍的，很多人血糖或血压在“不正常”范围，但机体功能却很正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会有由权威解释者所建构、以自身愿意相信的方法和途径来解释的模型，直到它被更适用的版本所替代。

海德格尔认为，对象性绝不能囊括自然丰富的本质，这是一种自作聪明，反将世界和人类自身带入险境。不止于医学，扰乱自然系统之行为，比如热带雨林砍伐、大气组成改变、海洋酸化，也令我们自身处于生存的危险之中。在医学范畴，患者更不应是一个“待解决”的难题，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等待着被执行“对象化”的处理。

叁

雅典国王忒修斯从克里特岛归来时，共搭乘了30艘船，被雅典人留下来作为纪念。随着岁月流逝，船板逐渐腐朽，当地人不断使用新的木料替代，以求历久弥新。最后，这些船的每根木头都被相同材质换过了。

那么，这些船还是原本的忒修斯之船吗？如果是，但它已经没有最初的任何一根木头了；如果不是，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的呢？

赫拉克利特也曾提出相似的悖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切都是动态的，无论是河还是人，实际上都已经不同。在人体内，至少栖居着100万亿个细菌；在这个蓝色星球之上，从山川湖海到无形空气，每一立方厘米中都包含了亿万个细菌。在每一个瞬间，人与自然都在发生着寂然无声而又斗转星移般的变化。

生生灭灭，变易不居，这就是自然。人类从来都不是主宰，也许我们说不清楚人类是基因还是微生物的载体，但最起码，我们从来都不仅仅是社会文化中的自己。生命系统的随机性、坚韧性和可进化性，随时在向我们提示着生命体复杂的活动规律。

用一种技术性目光去看待作为现代技术“对象”的患者，逐步忘记了患者作为人的“存在”，治疗效果也就是不确定的。未来医学要怎样面对在生命研究中混沌中的秩序？

疾病很痛苦，但是痛苦背后，延伸着一条觉悟之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曾有人发问，所有秘密之中，最伟大的是什么？问题的答案是：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然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就好像会不朽一样在生活。

肆

基因图谱之外的生命图景，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都说不清楚。就从基因测序出发的精准医学研究来说，基因特征又不过是可测量的一种暴露因素而已。在众多因素之中，基因是否可以超越其他因素而胜出，就连这一点，都依然是未知数。

千万年来，我们这个肉身在茫茫时空里，划过了怎样的命运轨迹？只能是沧海桑田，苦楚难言。直到20世纪，人类医学才取得了一点成果，行之有效的药物普遍得以应用，外科手术和术后护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预防接种等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得以加强。人类控制了鼠疫、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结核病和其他传染病，人类平均期望寿命显著延长。

但毕竟，医学是一门以群体利益、长远成功率为重的纯科学，与此同时，“医学又是自然科学中最人文性的， 也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性的”。现代医学要有意识地保持清醒，警惕一切对自然、对生命、对存在本身的干预手段。有时会想，人类用了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传染病作战，这百年来才初见战果。面对流行不到100年的慢性病如癌症等，也许我们太急于解决问题了。

一切试图跨越不确定性边界的人，都是痴妄的。一百年前的奥斯勒医生就认定“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可能性的艺术”，无奈之余，所以才有特鲁多大夫的教诲：“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现代医学必须走出自然的数学化趋势与统计学崇拜。如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生命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人更是生命中有灵性的一群，是生灵，不能简单地降低为生物，不要轻易地去干涉，对于生命与生灵，没有过多的干预，它们会更幸运、更自在。在大数据时代里我们要重建自然与健康的关系，就不要忘记百岁哲人的劝谕——伽达默尔在专著《健康之谜：科学时代的治疗艺术》中，指出人类必须在“星辰之移动、大海之起伏、森林之勃发、田野之生机”中，去寻找人类医学和健康的奥秘。医学比哲学更接近整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医学探求都联动着物理、生理、心理、生物和生命的多个层级，贯通病毒、细胞、基因等品类，乃至人文、灵魂、信仰等全方位的价值领域。

天地无垠，四野寥廓。生生灭灭，无非自然。时下的疫情终将过去，而“后‘新冠’时代”之概念，已历史性地置于眼前。现在开始认真思考这些命题，已然带有了几分急迫之感。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类的真正危机就在于：我们存在于一个“存在本身被极度遗忘、远远抛弃”的时代；这种难以言说的荒诞感，才是我们最终无力承受的生命之轻。现代医学只有、也必须向生命哲学适度延伸，跳出直接、功利和实用理性的价值诉求，阻止工具理性过度染指自然与生命，以寻找自然与疾病的真谛为志业，并以此探求医学与健康的终极关怀，叩问生命与存在的彻悟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