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远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117）

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公共治理的一种手段，体现其有效整合资源的显著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系统，个体处于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一旦面临突发的社会风险，个体就很容易受到侵害，这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去应对风险，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就体现出来。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为有力应对疫情的治理效能。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

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话语概念，既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又蕴含着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下举国之力的攻坚克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中公共资源配置意义上的集聚能力，概括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就明确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现代化治理方向。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我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制度惯性。中国古代形成的封建大一统制度，即前现代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具有整体资源掌控、调度、整合的力量，能够在大一统时期留下灿烂的历史文化成就，诸如大运河、长城等。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渊源是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则最早出自邓小平1982 年谈“六五”计划时的表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2］邓小平提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我们历史传统中的强势政府转型为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府管理，突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才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也确立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认同。新中国70 多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办成了许多大事，得益于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反映广大民众的意愿，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正确的集中，保证了决策程序化、科学化与民主化。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地将人民利益、执政党的意志和国家发展有效贯通，形成决策与执行对接的双向互动的制度体系，进而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确保党和国家事业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在决策实行过程中，党作为领导核心始终起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将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方方面面，才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高效决策力和执行力。

（2）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也奠定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基础。中国在面临工业化基础薄弱、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将有限资本、技术力量集中到办好工业化的大事上。这是生产社会化的一般要求与后起工业化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所共同促成的［3］。“两弹一星”和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取得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活力，但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依然需要在实践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加强基础性、关键性的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比如北斗系统、超级计算机、天眼、铁路网、公路网、电网、通信网络等，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3）以人民为中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从现实成果来看，集中力量办成的大事都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难点问题，说到底也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确保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4］。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要办好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大事，也要办好直接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联系的小事。精准扶贫正是关乎全体人民的事。我国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脱贫攻坚，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扶贫联动，集中力量确保全国人民步入全面小康社会，能够让每个人都公平平等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确立并巩固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集中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形成资源优势与力量优势，迅速实现预期发展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公共管理的一大特色”［5］。

二、疫情防控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优势

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考验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应对危机管理逐渐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职能。自2003年我国全面建立危机管理体系之后，在应对历次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主导、以广大民众为主力军、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应急处置与动员模式，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新时期我国政府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最好验证。

（一）全面有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

（1）党的统一领导是集中力量防控疫情的“最高层”动员。疫情发生后，要求应对速度快，需要在短期内做出统一的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保证决策的快速与高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切实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6］的应急管理要求，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转为制度效能，推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应急管理工作，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决策要求。正是来自党中央的“最高层”动员，才能够积极动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员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带头作用，为形成全国性社会动员、部门协同、资源统筹、有序防控的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2）国有企业积极行动是疫情防控的“经济”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是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主力，另一方面在应急管理中，更是应对危机的主力。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局部暴发到全国扩散，给人民的健康、生活与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威胁。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种特殊时刻，能够优先考虑人民和社会利益，这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比如，以中国建筑所属中建三局牵头，在相关中字头企业的紧急支援、密切配合下，创造了十天建成一所专门医院的奇迹。雷神山、火神山两所医院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武汉当地医院收治重症病患的能力；同时，武汉以平均每1.5 天新建一所方舱医院的速度建成16 所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2万余人。在面临疫情防控一线相关医疗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响应国家号召转产，以战时方式全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保障防控一线物资供应。电力、电信、粮食、航空运输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全力保障疫区基础产品的服务供应。不管是从医疗物资的统筹上，还是疫区人民生活必需产品的供应上，都可以看到作为公有制代表的国有企业的担当与付出。

（3）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疫情防控的社会动员。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一般认为有两种动员方式［7］：一是党和政府为主体对社会进行的政治动员；二是社会动员即社会力量主动进行的，形成群众运动或者组织起群众有效参与，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以及志愿组织有效地参与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与民间组织的发展具有相关性［8］。随着我国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民间社团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志愿捐赠和志愿参与被充分调动起来，政府也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支持，进一步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在资源、服务、合作机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水平。既有大批企业、个人积极捐款筹募资金，也有不同圈层的社会组织提供大量应急服务。比如，海外华人团体、一些高校校友会等组织协调海外资源支援国内；在武汉“封城”之后，民间自发成立多支爱心车队，有的帮助运送生活物资与医疗物资，有的帮助接送医务工作者上下班，极大地补充了政府全面抗疫中的后勤保障力量，凸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中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协作机制。

（4）党组织是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组织动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目前拥有党员总数9 059.4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61万个，全面覆盖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农村、社区。依托于数量众多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组织优势，这是应对危机保证应急动员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这势必需要全员参与抗疫斗争，党员干部成为带领人民应对重大风险的直接组织者。在防控疫情的前线，“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为广大群众战胜疫情的主心骨。各级机关干部下沉到基层，到社区、村报到，与基层党员一起参与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基层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网络化党建优势，通过戴党徽、亮身份、树党旗，设置“先锋岗”“示范岗”“流动哨”等方式，与社区（村组）两委干部、物业管理人员一同参与联防联控、差异性复工的精准施策行动中，确保党中央防控疫情的重要决策与应对策略能够及时地落到一线工作中。另外，为防控此次疫情对重灾区实施“封城”后，更需要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组织动员优势。疫情暴发期间，全国各省市全力支援，19 个省市更是通过“一省包一市”的方式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以外的地市。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各省市因地制宜做好复工复产，为国家整体经济稳定发展、支援重点灾区做好有力保障。从中央到地方构建起防控疫情的垂直网络，地方开展对口支援，这正是举国体制应对全国性突发疫情的重大制度优势。

（二）统筹科学技术力量应对疫情的协同能力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社会成员全面参与的疫情防控战线，另一条就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研攻关和诊疗救治战线。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国科技战线组成科研攻关组，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是科学领域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表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概括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基本方针［10］，强调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合力攻克尖端领域的核心技术。

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提出的“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与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相结合”，为科研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2008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成立了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确立了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等一系列具有自主创新的重大项目。这些项目在确保中央财政投入的同时，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掌握了一批影响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提升了相关领域的重大创新能力。十几年的科研发展为应对这次疫情打下了良好的科研基础，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11］。

（1）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极大地提高了抗击疫情的临床诊治速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这几年所取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有力地支撑了新冠肺炎疫情科研攻关和诊疗救治工作。在临床诊断方面，新冠肺炎AI辅诊算法能够根据病灶部分的占比量化病情轻重，在短时间内帮助医生判断结果，极大地减轻了临床医生的工作量。5G 网络通信技术为疫情中的各大医院提供了远程会诊、防治指导等服务，为全国不同地区的专家集中、实时会诊提供了便利。在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方面，擅长数据分析、文献筛选的AI算力，能够对以往有效针对冠状病毒的历史药物进行数据挖掘与集成，跟进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科研动态，为新型冠状病毒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帮助科研机构缩短研发周期。在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大数据平台更是有效地锁定感染者活动圈和隐形传染源，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为有效了解病毒传播提供数据支持。

（2）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疫情防控中科研主体的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与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不同的是，“面临着从行政配置资源为主到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从产品导向到商品导向、从注重目标实现到目标与效益并重的三大转变。”［12］这意味着在当前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的前提下，既要通过举国体制进行基础研究，也要不断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大中小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的积极性，推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这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党和国家意识到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需要进一步完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13］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在生物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多地政府通过给予物质激励、荣誉奖励等相关政策，尽可能地提高企业和个人在新冠肺炎快速检测试剂、特效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等方面的积极性，相关审批部门加快审批流程，推动成果转化，共同协作应对疫情。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保障下，我国的核酸检测试剂确诊时间从半小时缩短到几分钟，极大提高了临床诊疗速度。各地企业顺应政府政策引导，积极转产，保证医疗物资的供应；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在新冠肺炎的疫苗、药物、诊治方法等研究领域投入精干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奠定了抗击疫情的科研基础。

（3）与全球化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共同抗击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意味着控制疫情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的事情。科学领域中的新型举国体制在面对大流行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有了新的特点与方向，即集合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共同应对疫情。中国科研人员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分享到公共平台上，并及时公开数据，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防控疫情科研攻关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我国毫无保留地分享应对疫情的中国经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三、在实践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这一优势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力量的治理效能。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合理调配资源遏制疫情，但应急管理还存在粗放的问题。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是制度自我发展、自我改革的社会学习过程。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

（一）不断完善科学决策机制，提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准施策能力

集中力量既要办成大事，也要提高办成大事的效率。常态发展中，能够以层层上报、逐级汇总的方式来集中管理，但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中，大事也是急事，极大地考验政府快速、科学决策的能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涉及面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等特征，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领导决策的科学机制。一是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大数据技术实现人口流动、疫情状况等的预测，推动常规的经验决策模式向事实决策模式转变，在后期推动复工复产安排上，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简化审批手续，降低行政成本，更好地激发企业复工复产的积极性。二是要在法律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在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党和政府首次整体使用“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等军事化术语，强调应对这次疫情的“战时状态”，表明了疫情斗争的严峻程度。解决好“战时状态”的重要大事，意味着个人要服从社会的整体安排，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应急状态下的集中力量能够更好地调配资源与解决重大事项，但越是应急特殊情况下越是要在法律范围内正当行使权力，严格依法防控，处理应急状态下出现的危害防控、侵犯群众利益、哄抬物价等行为。运用大数据加强防控工作也需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严格遵守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和大数据使用规则。

（二）不断拓宽民众参与的渠道，平衡集中力量办大事中的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

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公民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和途径主动参与到危机管理活动中来，更好地与政府应急功能形成互补。在此次疫情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动员模式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政府全面介入到社会资源和社会空间中，这可能会导致部分民众应对危机时产生惰性依赖心理，甚至出现一些非理性行为，需要不断拓宽民众参与应对危机的渠道，平衡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一要完善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人民群众参与抗击疫情的社会动员中，政府机构应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比如，对自己所捐款项与物品使用流向的知情权，只有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回应民众的质疑，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动员的力量。二要完善平等的对话沟通机制。以平等沟通的方式劝导民众服从集体安排，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依法防治与科学防治相结合，避免出现过度管控。在复工复产时，要积极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通过网络化、精细化的治理方式来调动社会力量。三要完善合作互动机制。应对疫情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政府要积极引导，简化审批手续，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的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推动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三）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提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局意识

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从疫情刚开始的严防死守到有序复工复产，针对疫情防控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重点、难点、着力点，中央对宏观的精准把握需要与各地创造性开展具体工作相结合。一方面在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各地树立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坚持全国一盘棋，服从党中央的统一安排。坚决纠正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个别地区不顾整体利益损害其他地区利益的错误倾向，完善统筹全局利益与各方资源调配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发展的后期，各地区需要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来科学合理地优化工作目标、强化工作重点，做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作，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提高工作的协同性与整体性。目前，尽管疫情防控依然是关系到国家重大安全的重要事项，但有序复工复产也是维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两手都要抓。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要打破各地的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统一全国健康码认证，有序复工复产。

四、结束语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强化巩固常规化治理效能的结果。在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还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创新社会参与治理的方式与途径，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中央统筹领导和地方主动作为的双重作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规范性、整体性与协同性，推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方式精细化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