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设区市与县在行政隶属上是上下级关系，从行政管辖范围来看市域包涵县域，但由于建国以来浙江“省管县”体制一直存在，因此市域和县域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实践工作中，通常所谓的市域主要指设区市的市辖区（以下简称“市区”）范围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出台的《市辖区设置标准》规定，直辖市和地级市可以设立市辖区。市辖区与其他县级行政区相比，显著的特点就是作为城市主体（即市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居民以城镇人口为主，城市化一般处于较高水平，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经济相对发达，并且第三产业占比一般较高；社会、文化、金融、贸易等相对比较繁荣。。与市区相比，县（市）政府虽然也是在设区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但其在空间规划、财政收支、市政建设等很多方面有更强的自主性。因此，市区与县域两者既相互联系，均为市域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由于两者在行政管辖责权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市区和县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合作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市区和县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和问题。以下对浙江市区与县域经济发展作比较分析。

一、近年来市区与县域经济发展呈现的主要差别

在市域范围内，市区和县域经济社会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由于行政管辖范围及职责和权利方面的不同，二者在人口构成、发展阶段和产业分布等方面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1-2]。

1.从人口构成总量看，市区人口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从人口构成来看，浙江市区人口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且长期看市区人口结构将优于县域。一是，人口进一步向市区集中。2019 年市区常住人口比重达到40.7%，比2012 年升了1.1 个百分点；而县域常住人口同期增长相对较慢。二是，市区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县域。2019 年市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 282 人，是县域的3.22 倍。浙江省市区与县域人口分布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浙江省市区与县域人口分布变化情况

2.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长期看市区人口结构将会好于县域

近年来，由于二孩政策的放开、人才新政实施力度加大和市区服务业快速发展等原因，市区年轻人口比重上升明显，2019 年市区18 岁以下的人口比重为17.6%，比2012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短期内由于18 岁以下年轻人口和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导致市区人口的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2019年该值达到69.5%，比2012年上升了16.9个百分点；也比县域高出了3.9 个百分点。但长期来，随着年轻人口比重的上升，将会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使人口结构逐步趋于优化。与市区相比，县域人口在老龄化明显上升的同时，18岁以下年轻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短期看抚养比上升不快，但长期看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会呈现加速趋势。浙江省市区与县域经济结构变动情况见表2。

表2 浙江省市区与县域人口结构变化情况

3.从发展阶段看，市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差异愈发明显

从发展阶段看，浙江市区经济已进入第三产业主导阶段，而县域经济中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消费水平上升较快。一是与县域相比，市区总体经济水平要高出一大截，且年均增速仍然较快。2019年市区人均名义GDP约为13万元，比县域高出了46%；而且近七年来的年均增速为8.1%，比县域高0.7个百分点。二是市区经济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的阶段。自2012 年以来市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50.5%上升到了2019年的61.9%，近七年来其年均增长3.0%，比第二产业增速高了7.1个百分点；也比县域第三产业年均增速高了1.9个百分点。三是县域经济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为主体。2019 年全省县域第二产业比重虽然从2012年以来下降了6.5个百分点，但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而且，从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速来看，2012 年以来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为6.5%，比市区还高了0.8 个百分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的不断完善，乡镇和农村的消费潜力得到加速释放，县域人均消费水平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2012—2019 年县域人均社会零售商品额年均增速为9.7%，不仅比县域人均GDP增速高出2.3百分点，也比市区人均消费增速高出了1.1个百分点。浙江省市区与县域经济结构变动情况见表3。

表3 浙江省市区与县域经济结构变动情况

4.从产业分布来看，市区经济占据了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环节

工业布局倾向于县域，而服务业则倾向于市区；与县域相比。市区工业企业明显处于产业价值链的相对高端，绝大多数服务行业在市区的集聚程度较高。

一是近年浙江工业向县域集中、服务业向市区集中的趋势明显。2019 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在市区和县域的集聚度分别为0.860 和1.140，比2012 年分别下降了0.056和上升了0.063；这说明近七年来工业存在向县域集中的趋势。而2019 年服务业增加值在市区和县域的集聚度分别为1.142和0.858，分别比2012年上升了0.007 和下降了0.019；这说明正好与工业相反，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向市区集中的趋势[3]。浙江省二三产业增加值集聚度见表4。

表4 浙江省二三产业增加值集聚度

上述趋势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略有不一致的地方。即在市区，制造业集聚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同时，服务业也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电商发展较快，非接触式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大量出现，从而导致服务业集聚形态出现分散化的状态。浙江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集聚度比较见表5。

表5 浙江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集聚度比较

二是与县域相比，市区工业企业明显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端环节。随着市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各类服务配套更加健全和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的不断集聚，市区工业企业在提升生产效率、做大规模和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了更大的优势。2019年市区工业企业单位用工的产值达到128.66 万元/人，比县域高出了31.2%；且近七年来市区工业企业单位用工产值年均增长4.76%，比县域高了0.61个百分点。浙江省市区与县域规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比较见表6。在创新方面，与县域相比，市区更是占有绝对有优势。以杭州市为例，2019年杭州市区（除富阳区、临安区外）的专利申请受理量、专利申请授权量都占到了全市的78%，而其他县域范围内的专利量仅占了22%。

三是与县域相比，市区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由于服务产品具有多样性和不可贸易性的特点，因此服务业与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而与县域相比，市区在上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使得服务业存在向市区范围不断集中的内在动力。以就业而言，2019 年全省14 个服务行业中，市区有9 个行业的就业集聚度要高于县域，而且集聚度最高的前三位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浙江省各行业市区和县域就业集聚度比较见表7。

表6 浙江省市区与县域规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比较

表7 浙江省各行业市区和县域就业集聚度比较

其余的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服务行业，由于具有更多的社会公益属性，需遵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相对而言在县域和市区之间的分布更加均等一些。

二、新常态下市区与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特征

由以上分析可知，与县域相比，市区无论是在人口构成，还是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从经济关系还是从行政隶属来看，县域和市区都是市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功能。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交通便捷化、经济数字化和去周期化的大趋势下，市区与县域经济发展也各自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和问题。

1.新的人口结构推动消费拉动市区经济、投资驱动县域经济的格局形成

在人口老龄化且年轻人更倾向于在大城市生活的大背景下，市区与县域相比人口结构会出现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未来十年左右市区经济（特别是大都市区）倾向于消费拉动，而县域经济倾向于投资驱动的格局。一是市区范围的人口红利消退较快，当前人口抚养比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市区总消费率上升。虽然大城市中年轻人有加速流入的趋势，但从当前的微观现实来看，年轻人的增加也同时带来生育小孩及参与照顾的老人的数量增加①比如，城市中一个两口之家的年轻家庭，一旦开始养育小孩，一般都会有1～2 个老人来长期参与照顾，这样就意味着边际的抚养比至少为1∶1～1.5（即2个年轻人与1个幼儿+1～2个老人的比）。，从而使得市区的抚养比中短期内并没明显改善的趋势，甚至还有上升的可能。比如，2012 年市区人口抚养比县域还低0.9个百分点，但到了2019年市区人口抚养比就反而比县域高出了3.9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养老设施的日益健全和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市区人口的抚养比还可能会加快上升，进而进一步增加市区的总消费率，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①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总消费和总储蓄。比如，社会中的儿童与老年人所占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储蓄倾向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参见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但从长期来看，当前市区抚养比的上升可能为在未来二十年后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提供良好的基础。二是县域范围内60 岁以下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但18 岁以下年轻人比重也下降较快，从而导致中短期内县域人口抚养比上升较慢。2012—2019 年县域人口抚养比虽然上升了12.1 百分点，但还是比市区要低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县域人口的消费倾向提升较慢，而储蓄倾向增加较快。自2012 年以来县域人均存款余额年均增长8.3%，比市区高了2.3个百分点。从县域经济总体而方，居民储蓄倾向的增加，会使得该地区的投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地区经济的投资驱动力[4-5]。

2.轨道交通的发展导致市区和县域、市区和市区间的人口结构差距进一步加大

高铁等轨道快速交通的建设，在使得市区比县域具有更强的人口吸引力的同时，也使不同市区的人口分化进一步加大②高铁对某一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正向的“集聚效应”或“廊道效应”，即高铁开通增强了该区域城市的吸引力，特别是规模较大、能级较高的城市的集聚效应更加显著；反向的“虹吸效应”或“过通效应”，即高铁开通导致该区域的人才要素更快地向附近的城市或大城市流出，特别是对规模较小、能级较弱或与周边地区资源禀赋差不多、产业同质竞争较强烈的地区，这种效应发生的可能更大。。以杭甬高铁为例，该高铁自2009 年4 月开始建设，2013 年7 月正式开通运营后，在使得杭绍甬之间的交通更加便捷的同时，也加速了杭州、绍兴和宁波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分化。与2012 年底相比，目前杭州市区和宁波市区的常住人口分别提高了16.3%、9.2%，而绍兴市区（按2012年区划，除去柯桥区和上虞区）的常住人口则下降了17.1%。而在该高铁开通前的约十年期间（即2001—2012 年），杭绍甬三个地方的市区常住人口都是呈大幅度上升的状态，分别增加了39.5%、45.1%和86.2%。与高铁开通运营后沿线市区人口的较大幅度波动相比，沿线县域常住人口的变化相对要平稳得多。自杭甬铁路开通以来，近七年里杭州、绍兴和宁波的县域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4.1%、5.8%和1.1%，而且设有高铁站的县域人口增长十分明显。如，余姚和上虞自2012 年以来人口分别增长了15.8%和2.3%，均显著高于其所在地市区的平均增幅。

3.数字经济浪潮下，市区经济展现出更强的创新性和发展性

在数字经济席卷全球的浪潮里，对创新人才更有吸引力的市区经济发展面临着比县域更多的机遇，从而导致市区和县域在就业岗位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现象最早被美国学者称之为“亚马逊效应”，即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崛起给各地美国商业社会带来的不均衡影响，在中国也可称之为“淘宝效应”。在浙江也可以观察到数字经济“亚马逊效应”对市区和县域带来的不对称影响。以就业为例，2019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市区的集聚度为1.655，已成为市区范围内就业集聚度最高的行业；而该行业在县域的就业集聚度仅为0.149。同时，与电商密切相关的批发零售业与运输仓储业，在市区范围的就业集聚度也远高于县域。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在市区的集聚度，2019年比2012 年还有所提高；但运输仓储业集聚度在市区有所下降，在县域有所提升，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电商为了扩大市场，把物流配送体系向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下沉。

4.经济下行背景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市区经济具有更强韧性

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服务业比工业具有更加强的逆周期特征，从而使得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市区经济比以工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而县域经济则会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经济增长也逐步进入一个中高速的新阶段。同时，特别是2015 年以来，全球需求进一步下降以及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导致的全球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强，使得工业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这些都给市区和县域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以名义价格来测算2012—2019 年经济增速，市区GDP年均增速仍然达到了13.93%，然而县域GDP的年均增速却下降到了4.04%。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工业经济下行。以名义价格测算，2012—2019 年市区和县域的工业增加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年均下降了2.31%左右；与之相反的是，市区和县域的服务业年均增速分别高达29.48%和14.98%。但工业在县域的比重较高，而服务业在市区的比重较高，从而导致县域的经济实际增速远远低于市区。

三、促进市区与县域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市区经济比县域经济在发展上更有优势，但无论是市区还是县域都是整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更多是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为进一步促进市区与县域经济的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建议加快健全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机制。

1.健全完善要素指标区域竞争性分配机制

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科学配置，是促进市区和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目前，虽然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但土地指标、贷款指标、环境容量指标、能耗指标等众多的要素指标主要还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行政化的配置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与县域相比，在这方面行政层级相对较高的设区市在指标分配中，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偏向本市区的倾向，这使得市区在争取有限的要素指标中往往更有优势。这种行政化为主导的配置方式，容易忽视经济效率，从而导致市区和县域在要素配置上的效率损失。为此，建议要进一步总结提炼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制度的成功经验，把更多的要素指标纳入到竞争性分配机制中来，设定合理的经济效率指标和科学的招投标流程，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要素指标的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效率。

2.加快建立产业链现代化的区域协调机制

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纵向上涉及不同生产型和服务型企业之间的协同，横向上则包含不同地区产业平台之间的协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包含全部的产业链，也没有一个产业链全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市区和县域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不同环节上具有各自的天然优势，比如市区在产业链的创新研发和市场营销环节更有比较优势，而县域则在产业链的加工制造和运输仓储环节更有比较优势。为此，建议要加快建立产业链培育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在鼓励市区和县域之间适度竞争的基础上，更加要注重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要进一步健全地区差异化发展的考核体系，防止过度强调地区GDP 竞争而导致恶性竞争；要规范地区招商竞争规则，防止地区间恶性竞争而导致企业进行政策套利而反复搬迁，造成地区产业链断裂以及土地厂房等资源浪费[6]。

3.着力构建县域经济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在经济下行周期，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市区经济相比，以工业为主导的县域经济更易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冲击，经济的波动性更大。受经济波动影响，近年来县域财政收支的压力也较大。2012—2019年全省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为11.1%，比市区少了0.2个百分点；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均增长则为14.6%，比市区增加了0.9个百分点。而且，在当前金融去杠杆化和减税降费的大政策背景下，与市区相比，县域无论是在财政一般债和专项债的发行，还是在融资平台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从而导致县域财政资金收支压力普遍较大。为此，建议重点关注县域经济的风险防范化解，创新性地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新机制，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试点，科学界定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权事权，为市区和县域经济风险防范、化解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