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健

（温州商学院 管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双重特征，而破解环境治理瓶颈较好的方法是环境信息披露。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公示企业环保行为，使企业这个环境责任主体能够接受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这需要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动力联动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化、规范化，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提高环境绩效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管齐下对环境污染进行监督。

一、环境信息披露载体分布与社会责任报告评价

1.环境信息披露载体

自1989年挪威Norsk Hydro 公司发布了世界首份企业环境报告以来，企业EID的数量逐年增加，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途径是发布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在公司网站或媒体贴出零散报告[1]。环境信息披露载体主要有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和环境报告。自社会责任元年开始①2006 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2006 年1 月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二是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并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该年被称为社会责任元年。，金蜜蜂一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金蜜蜂中国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库显示，社会责任报告已构成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见表1）。

表1 2006—2019年环境信息披露载体分布表

在政府的政策和社会关注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数量也呈上升趋势。2016 年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达到2 475家。截至2019年9 月24 日，沪市上市公司共计1 520 家，深市上市公司共计2 182家，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计3 702家。2019 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下降为1 273 家，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4.4%。2019 年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共有1 394 家，其中采用社会责任报告的1 273 家，占比91.32%；采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88 家，占比6.31%；采用企业公民报告的2 家，占比0.14%；采用环境报告的31 家，占比2.23%。采用社会责任报告占最高比例。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自2016年后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上市公司基于“漂绿”动机，热衷于社会责任评奖，不愿意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其二，逃避社会监督，主要是不履行社会责任，如许多企业因污染环境受到处罚；其三，社会责任报告标准不一、内容选择性披露，已经丧失了基本功能与作用，被数量众多的企业放弃。企业环境信息大多在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定期披露，由于不同类别的环境信息披露载体所参照的标准不同，不同载体披露的环境信息不具有可比性，不可避免地给政府及社会公众评价和监督企业环境绩效造成困惑。

2.社会责任报告评价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以下简称评测体系）对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进行考察，各项分别设立二级和三级指标对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的评价，其中涉及二级指标13 个，三级指标37个。评测体系把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分为A、B、C、D、E五个等级，其中等级A和等级B属于高等级，根据等级A和等级B各自在报告总数的占比，可以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价，具体见表2。

表2显示，2010—2019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等级A和等级B各自占比出现震荡，虽有小幅回升，但总体趋势下行。2017 年等级A占比为0，等级B占比下降到0.3%，2018—2019 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等级A和等级B各自占比均为0，表明社会责任报告得分等级在下降。由于上市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下滑，权重为30%的股东责任得分率下降，此外部分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无效披露得0分，多重原因叠加拉低了社会责任报告得分等级。

二、温州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分析

截至2019 年11 月，温州已有境内A股上市公司20家[2]，其中沪市8家，深市12家（包括中小板7家，创业板5 家），分析数据取自19 家温州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金卡智能发布的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文不予分析。由于2019 年尚有数家上市公司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影响了总体分析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考虑到社会责任报告不同于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相邻年份的社会责任报告差异较小，故采用2018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分析的依据。

1.行业分布

正泰电器、森马服饰以超过300亿元市值门槛而排名靠前。据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从申万一级行业类别来看，温州企业分布在纺织服装、电器、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12 个行业中，其中：纺织服装版块最多，达5 家；其次是电气设备、机械设备与医药生物版块，均有2～3 家；其他行业均有1 家。温州上市公司行业分布较为合理，但总体数量偏少，远低于杭州，甚至低于台州。通过对浙江省内各市上市公司比较，不难发现温州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短板。长期以来温州企业总体数量多、民营小微企业多，机制灵活、特色明显，但上市企业数量偏少，直接融资规模不大、间接融资为主，在资本市场上影响力较小；在政府的推动下企业股份制改造步伐明显加快，但转化为上市企业的步伐偏慢；民间资本雄厚、市场活跃，但对规范的金融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重视不足、利用不够[3]。

表2 2010—2019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得分情况

2.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披露数量不足。信息披露应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考量，数量是指环境信息披露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占有的篇幅，质量是指环境信息披露的有用性。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无需纳入年度财务报告，通常通过环境报告、社责任报告等载体披露环境信息，形成信息的碎片化。另一方面，环境信息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非财务信息日益关注，并将相关数据纳入投资组合策略，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可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篇幅占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比例来分析数量方面的情况，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根据表3 数据计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平均篇幅占比为12.3%，最大值为26.4%，最小值为6.1%。由于行业不同，各类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故环境信息披露所占篇幅只能大致地反映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 617—2011）《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规定了企业环境报告书的框架结构、编制原则、工作程序、编制内容和方法。按该标准编写的环境报告篇幅通常在30～55 页区间内，信息量至少是社会责任报告的10倍。

表3 温州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所占篇幅

（2）信息披露质量缺陷。信息披露质量度量主要体现在环境信息对政府、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有用性。环境信息披露决策有用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促使企业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树立企业绿色形象的信息；其二，为企业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提供依据。第三方社会责任报告评价系统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判断依据。根据和讯网评测体系评分数据计算得出，温州20 家A 股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存在缺陷，无法全面体现决策有用性，环境责任得分为0（未得分）的有13 家公司，占比高达65%，有得分的有7 家公司，仅占35%。通常可以认为，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责任得分为0，所披露的环境信息是无用信息。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得分次数、最高分和最低分波动较大。7 家公司最多得分次数为6 次，最高分23分，已经接近权重分30分，最低分为5分。

（3）社会责任报告得分波动较大，环境信息缺乏可比性。从可比性来看，同一公司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环境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编制标准，不得随意变更。很多上市公司编制社会责任报告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 年9 月25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14 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这两个标准不仅差异大，而且老化过时，标准弹性大，其特点是披露内容笼统、披露成本低。从短期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成本增加，这与企业财务目标有冲突，决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受成本效益的制约[4]。不难理解，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缺乏统一的标准，必然导致企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标准。仍使用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得分数据①等级A分数区间[100，80]，等级B分数区间（80，60]，等级C分数区间（60，40]，等级D分数区间（40，20]，等级E分数区间20以下。，采用SPSS18.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温州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得分统计描述如表4 所示。表4 显示：等级C3份，占比15%；等级D11份，占比55%；等级E6份，占比30%；全部分布在C、D、E三个等级。最大值出现了等级A、等级B区间的分数，多数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分数标准差偏大，说明不同年度分数变动较大，影响了平均分数的代表性，也削弱了可比性。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四点结论：一是，目前仅要求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强调环境责任的道德约束。在环境负外部性的作用下，多数企业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环境信息。二是，把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弱化了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约束，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环境信息披露载体可能导致企业通过实施“漂绿”②由“绿色”（green，象征环保）和“漂白”（whitewash）合成的一个新词。用来说明一家公司、政府或是组织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这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环保宣传。行为，逃避环境责任监管。三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环境信息内容少、空洞、标准不一，环境信息使用者无法从中了解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真实情况，不利于落实企业环境主体责任。四是，社会责任报告不是环境报告，在企业披露环境管理、绩效及环境信息沟通等方面信息都不能满足完整性和可比性要求，不适宜作为环境信息披露的载体。为了推进温州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带动更多的非上市公司及时发布环境责任信息报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引导上市公司采用环境报告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社会责任强调的是道德约束，社会责任报告是自愿披露，其披露方式有随意性和主动性的特点。加上报告编制格式杂乱无章，缺乏统一的标准，加大了实践中社会责任异化现象和社会责任倒退风险，这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和存在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由此也导致企业对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和动力逐渐消退，社会责任成为许多企业装点门面的“伪装”[5]。根据《南方周末》从2009年起连续六年发布的“年度漂绿榜”，一大批知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被指涉嫌公然欺骗等十种“漂绿”行为，“漂绿”行为愈演愈烈，环境信息质量不能得到保证[6]。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环境监管的干扰，维护企业良好的环保形象，建议出台温州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指南，要求温州企业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 617—2011），依法披露环境信息。明确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主体和规范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实施精细化制度管理，落实温州企业环境主体责任，提升企业整体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

表4 历年温州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得分统计描述

2.完善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应该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在政策实施时，要区分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不能把环境责任仅作为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以突出环境责任的法律强制性。温州市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温州企业建立健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重视环境会计信息的储备、整理和分析等基础工作，为向社会公开提供环境管理、环境表现、环境绩效等信息资料储备基础。明确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是要求温州企业共同遵守环境信息披露规程或行动准则，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利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公平评价其披露质量，并加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惩力度。

3.推进环境信息公开能力建设

环境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一样，环境信息使用者对环境信息披露有较高的质量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不足、质量不高，这与长期以来把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责任组成部分、环境信息披露纳入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企业环境责任意识薄弱、信息公开能力欠缺有紧密关系。要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能力，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建议温州市政府建立智库，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发挥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鼓励温州各类投资机构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的风险因子，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能力建设。制定并实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战略，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现有效、稳妥、多方共赢的发展局面。发挥温州上市公司环境披露的带头和引领效应，整理宣传环境信息披露的优秀案例，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利用多样化的新媒体信息披露方式，实现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可比性，大力降低环境信息的取得成本，进一步增强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4.提升环境披露的信用度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企业并未真正履行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而是与环保部门玩捉迷藏的游戏，采取各种办法违法生产，或逃避环境监管违法排污，或造假数据，或不运行治污设施，被环保部门依法查处[7]。而要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全面、真实的环境信息披露是重中之重。企业是环境资源的最大消费者、工业污染的主要源头，同时又是环境信息的提供者，其向社会公开的环境表现、环境绩效必须得到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因此需要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工作提升温州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信用水平，以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和信息公开。同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温州企业环境责任审计，注册会计师运用其专业能力，对温州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合法性、公允性实施审计，并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为信息使用者决策提供鉴证服务。通过官方媒体提醒各类投资机构更多关注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尤其是环境绩效履行的主要指标等，规避机构环保投资风险。只有第三方认证、环境责任审计和媒体介入多管齐下，才能提升温州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信用度，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合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