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下人进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在讨论城乡差距问题时经常设置的一种模式，通过乡下人的奋斗史表现一系列城市问题。乡下人与大城市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阶层不同，阶层不同导致身份不同，乡下人进大城市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跨越，成为城市人，但是陈金芳的命运起伏历程告诉奔忙于大城市中的青年一个“陷阱”：当阶层的流动越来越小，貌似努力的人都拿到了车票，拼尽全力挤上车，但普通人手里的票只有登车的权利，换票晋级机会也只是昙花一现的惊喜，前面无法跨越的层层阶梯和一层一层的人总會把你打回原形，一个农村人、普通人成功的可能性是何其脆弱，“鸡汤文”、成功学背后无法遮蔽的仍是无法跨越的阶层。陈金芳进城失败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自我认同感的缺失，一味地迎合社会潮流；资本的强大使人丧失了自我，唯金钱至上；出身决定论背后的固化阶级是根本原因。

关键词：陈金芳 阶级固化 自我认同 金钱至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社会的特点定义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a这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转型，原本是一体的乡土社会分成城市与乡村这两个存在空间，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城的不断加快，本质上从乡村转型而来的中国城市掠夺了乡村的更多资源，发展得越来越现代化，便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扔下土地，从封闭的山村涌入现代的城市，寻求投机的机会，这便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就业为目的的自发性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到了90年代，商品经济愈加繁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乡下人进城，“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与此同时，3亿农民工进城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样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在这个巨大的迁徙过程中，乡下人进城的经验、生活、情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文学常会通过描写乡下人进城的情境反映因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存在的不同生活空间而生成风格相异的价值观，比如阿Q、祥子、高加林、涂自强等现当代文学中进城的农民代表，他们的进城之路很坎坷，希望与绝望交替于生命体验中，结果都是终究无法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城乡二元对立、边缘人的身份缺失、自我认同感的降低成了城乡问题讨论最多的话题。《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的也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拼命想扎根于城市，但终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从高处跌落，陈金芳的悲剧有着难以抵抗的必然性，现实批判的色彩十分浓厚。陈金芳与赵小提选择的是两种人生，他们的结局打破了“努力”的毒鸡汤，让我们看到，社会是复杂的，选择背负重担前进的结局不一定是喜剧，而选择“混不吝”的、自在纵情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造成陈金芳命运悲剧的原因在于在一个以金钱至上为唯一价值标准的社会中，缺失自我认同感就很容易被时代所裹挟，从而迷失自我，但是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阶级固化，无论如何努力，乡下人都无法打破阶级固化的牢笼所带来的现实无力感。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陈金芳进城的失败是无数汲汲于进入大城市的“乡下人”都会经历的精神剧痛，这种剧痛是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边缘人”对于生存的焦虑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无法正确定位自己，便急切地想要去除身上带着的“农村红”，有点可笑的改变过程也恰恰说明他们在城市中转换身份的过程中被社会的洪流所裹挟而迷失了自我。

陈金芳想要在大城市中重新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首先便是义无反顾地融入时尚潮流。这个“个头一米六，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一年四季的换洗衣服不超过四套”的典型农村女孩成为“班上女生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第一个到批发市场小摊儿上穿耳孔的”b，她开始从审美观念上逐渐摆脱乡村的朴素审美，又不满足于在班级里做时尚潮流弄潮儿的她，不断追求不合时宜的口红、耳环、黄发，开“乌诺”轿车。成年后愈发追求名牌，围着卡地亚丝巾、挂着古驰包、开着英菲尼迪越野车，这些通过消费时尚品堆砌来装点的门面，不是建立在对于自身的了解或是对于时尚和美的欣赏，而是想要通过模仿高级时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企图如此便可以进入大城市，完成由乡进城的转变。殊不知，这些模仿在城市人看来是如此可笑与蹩脚，外在形象的过分装扮反而让她在心理上距离城市越来越远。

缺乏自我认同的陈金芳以为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就会让自己驶入进入城市的快车道，其实这种自我断根反而是最不自信的表现。首先她急切地抛弃了带着乡土气息的名字而改为“陈予倩”，姓名是一个社会性的符号，改名便意味着自我身份的确认性开始动摇。在得知父亲去世，母亲生病后，陈金芳拒绝通过招婿顶门的方式支撑原生家庭，这在注重代际伦理的农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家人骂她“忘本”。忘本断根的“陈予倩”暗合了小说标题《世间已无陈金芳》，城市中已无带着乡土气息的“陈金芳”，却存在着千千万万个“陈予倩”。他们不惜切断与自己的来路，游离于城市，忍受着失根、缺乏自我认同与不被城市接受的双重痛楚，背负着理想的巨石不断前行，像西西弗斯一样，负重前行失败后依旧从山底重新出发。

二、金钱至上的洪流裹挟

陈金芳进城的失败不只是由于缺乏自我认同而迷失自我，“深层次的失败是无条件地认同某种成功的规则，又为了这个规则而不顾一切c，当社会被单一的价值标准——金钱至上的成功规则所裹挟，在群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已经无暇反思，只顾埋头追名逐利这是可怕的，石一枫的底层叙事就是在警醒读者反思现代社会，正视金钱、利益至上的社会现实。

音乐本是最灵性的，不掺任何杂质，具备拯救人性的力量。但是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音乐成了陈金芳进入上层的主要手段，陈金芳迷恋的不是纯粹的艺术性，而是音乐的周边产物——昂贵的小提琴和钢琴等西洋乐器、高端的音乐厅、尊贵的西装革履、高价的演出门票，等等，这些载体组成了只有作为大城市的上层阶级才能欣赏和消费的高雅艺术，代表着城市人的高级身份，所以，在这个资本为主的世界里，音乐的背后是金钱与利益，音乐的功用性就在于它所代表的上层社会人的身份。

每晚站在树下听琴声，这是陈金芳的音乐启蒙期，也是她要进入都市的信念奠基期，小提琴之于她，不只是音乐载体，更重要的是城市身份，小提琴打开了她对于城市人的认知窗口，也为她混迹于艺术圈子埋下种子。等到陈金芳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候，“每逢北京有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去买票”，甚至为了买钢琴而不惜和未婚夫豁子大打出手，一拍两散，还在小提琴师伊扎克·帕尔曼的音乐会上与“我”相遇，此时的她已经成为一个在艺术圈声名鹊起的优雅的“成功人士”。音乐是陈金芳进入城市上层之路，但是鱼龙混杂的“艺术圈”并不能让她真正成为城市人，在巨大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面前，这条路被彻底堵死，陈金芳成为一个越反抗越绝望的底层悲剧人物。

人被金钱、资本的洪流所裹挟着，除了音乐的功利性表现之外，还有社会对人的物化。身边人是如何评价陈金芳的呢？亲戚朋友们评价她为“能人”是基于“她翻修了老房子，给姐姐姐夫添置了全套家电，母亲过世后还举办过十里八乡最辉煌的葬礼”，在花出大把的真金白银后，“亲戚朋友们又顺理成章地对她刮目相看”。 陈金芳在上流艺术圈内如鱼得水时，真正八面玲珑的人是这么评价她的：“同时和好几条脉络上的人打得火热， 许多圈子之间原本互相排斥，但提起她却都颇为认可，不管在哪儿，她一出场就能成为核心人物，几乎不用抢，风头自然而然地转向她了。”d在这些评价中，陈金芳看似成功地得到了乡村和城市的认可，但是在这背后应该警惕地认识到，这些认同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乡村人相信她，对她另眼相待是因为她出手阔绰、风光无限，城市人愿与她为伍是因为她在好几条脉络上都有人脉，利益的错综复杂让大家对她充满好奇的同时，又在利用她。因此，陈金芳所获得的认同感不是来自于个体的价值，而是其拥有的物质像货币一样被流通起来。社会对她的评价是物质性的而非人性的，因此当金钱散尽、利益消失，这种认同也就随之消散。乡村来的胡马尼和城市里的画家在陈金芳落魄时还对她破口大骂，辱之，弃之，尽显世态炎凉。

三、阶级固化的鸿沟

阶层，既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现在也成了经济概念。社会学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级固化。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强，重新洗牌的可能性大，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稳定，社会的阶层越来越难被打破，阶层不断被固化。早就有学者发出警告，21世纪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贫二代”和“蚁族”都是阶层固化的产物。底层渴望成为贵族，贵族希望荣耀代代相传，而阶层固化所导致的后果是出身决定发展，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越是底层的人，进步越难。马太效应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只能强者更强，弱者别无选择，只能更弱，虽然这听起来冰冷，但是这样的规则一直维系着社会的运作，陈金芳的悲剧实质也是这种规则在起作用，她让我们从“寒门贵子”的成功学陷阱中惊醒，将我们从安逸的生活中拉扯出来，重新认识这个社会的规则。

小说中很多地方都描写到阶层的分明，比如陈金芳的同学对于她开始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从看不惯到斥责再到动手，原因就在于：“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e，这是赤裸裸的鄙夷与排斥，好像农村人就应该有农村人的样子，连衣服都不配与城里人相同；后来，当陈金芳进入艺术圈，游走在一群城市边缘的“顽主”之间，同居者对她的评价是“这女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活儿好”，他们在意的只有她的肉体，而非一个平等的人；当与专业投机客b哥一起投资艺术品时，b哥一句话捅破了陈金芳花团锦簇的表面：“亏了就伤元气的人，说白了根本不配跟着我们玩儿”；陈金芳特意将世界顶级室内乐团请来为“我”伴奏，“我”拒绝了这种暴发户做法，并对此倍感鄙夷，一句“我是从来没打心眼里看得起过陈金芳啊”点破了如鸿沟般的阶层差异。

北京大院子弟“我”处处流露出优越感。当陈金芳不惜与未婚夫决裂也要学钢琴从而拥有进入城市的身份认同，而“我”随随便便就放弃了学习小提琴，且不觉可惜；陈金芳处处钻营、出卖身体与自尊混入上层社会，听到了高级的音乐会，而“我”参加音乐会只不过是为了以帮闲的眼光打量各阶层的奋斗者，冷眼旁观名利场。“我”明确承认自己很混蛋，但不需要改变也可以自在地生活在舒适圈里；“我”不屑于追求、拼搏，胸无大志，心中也无大恶，处处表现出内心茫然不知所终的样子。这种看似“犬儒”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不需要装点门面、不需要汲汲于努力就可以达到陈金芳努力半辈子到达的“天花板”。

然而，石一枫在作品中对于跨越阶级做出了想象与尝试。“她会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出现在我窗前的树下，我在拿起小提琴试音之前，也会望一望外面有没有那个痴痴愣愣的人影……不知何时开始，我的演奏开始有了倾诉的意味，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儿的一个时期。”f通过“树下听曲”的互动将来自两个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好像淡忘了阶级和金钱；后来在“我”与妻子离婚后遇上了被豁子拳打脚踢的陈金芳，两人深深地拥抱，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拥抱令人动容，是精神深处的互相抚慰。

四、结语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最沉重的负担却也是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延续，它让生命变得真切而实在，越贴近大地，越稳固而踏实。”陈金芳一路奋斗，从一个内向的乡下女孩到城市胡同里的女顽主，从左右逢源的艺术圈名人到身败名裂的破产者，为了进城，为了“活得有点人样”，为了摆脱骨子里的自卑感，渴望进入城市上层社会。她改名字、与父母决裂、开服装店、投资艺术品、非法融资，不停折腾，处处钻营，冒天下之大不韪，敢闯敢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攫取金钱，但最终以锒铛入狱的悲剧收场。每一个行为对一个农村女性而言都是极为沉重的，但正是她选择了背负重担，她的生命才会如此强盛，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活着的意义，她的想法与追求是接地气的。虽然她靠着自己的“努力”由土里土气的“陈金芳”蜕变成了光鲜靓丽的“陈予倩”，但是农村出身的她注定无法进入上层人的圈子，跨越固化的阶层十分困难。

石一枫作为一个有强烈现实主义情怀的作家，以文字介入社会，通过他所塑造的陈金芳的浮沉身世与命运悲剧，揭示了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陷阱：在“城市化”越来越快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奋斗的空间，但由于社会结构的固化和唯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陈金芳们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这与缺失自我身份认同、社会唯金钱至上的价值标准、阶层固化不无关系，底层的农村青年在城市的生存与上升之路依旧很艰难，“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是他们的精神困境所在，这是不能回避的社会之殇。

a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bdef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第97页，第24页，第25页。

c 石一枫：《石一枫杨庆祥共话“失败的青年”》，《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9日。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2]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 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J].文学评论，2017（4）.

[4] 孟繁华.在现实与不那么现实之间——近期中篇小说的新突破[J].文艺争鸣，2016（4）.

[5] 黄文倩.底层的“精神”幻象及其生产——论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J].雨花·中國作家研究，2016（7）.

[6] 谷显明.城乡两域·底层视角·苦难叙事——论转型期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叙事[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6）.

[7] 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7（3）.

[8] 石一枫.石一枫杨庆祥共话“失败的青年”[J].中华读书报，2016-03-09.

作 者： 高健欣，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