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挫折—侵犯理论最初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于1939年提出，该理论认为挫折是人类侵犯行为的成因，其主要论点认为侵犯是受挫的一种结果，挫折的可能作用是加强个人对暴力关联事件的侵犯反应。本文借助多拉德等人的挫折侵犯理论，对艾丽斯·沃克的长篇小说《紫颜色》和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进行分析，详细论述文本中黑人男性暴力行为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关键词 ：挫折—侵犯理论 《紫颜色》 《最蓝的眼睛》 黑人男性

小说《紫颜色》和《最蓝的眼睛》都描写了深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的不幸遭遇。《紫颜色》开篇之时，西丽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一点点看到她的成长和蜕变，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自黑人男性的虐待和压迫是她成长中最大的桎梏，暴力是她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面。《最蓝的眼睛》则是讲述了十二岁小女孩佩柯拉在暴力和压迫中走向自我崩溃的悲剧。两个故事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但是在两个故事中，来自黑人男性的压迫都是造成黑人女性悲剧命运的一大推手。本文试图通过挫折—侵犯理论分析黑人男性暴力产生的原因，同时指出其对家庭的影响。

一、挫折—侵犯理论

挫折是指当一个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努力时遭受干扰或破坏，致使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的情绪状态。多拉德提出，人的侵犯行为是因为个体遭受挫折而引起的，该理论认为侵犯是受挫的一种结果，侵犯的存在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反之，挫折的存在也必然导致某种侵犯。多拉德等人刚提出该理论时，认为挫折与侵犯之间是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

米勒于1941在《挫折—侵犯假说》一书中，修正并扩充了挫折—侵犯理论的内容，把挫折—侵犯之间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修正为一对多的关系。在米勒之后，伯克威茨也对挫折—侵犯理论提出修正，认为挫折的存在实际上是使个体处于一种侵犯行为的唤起状态，侵犯行为最终是否会发生，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否给他提供一定的侵犯线索。如果个体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线索，那么个体不一定会表现出侵犯行为。也就是说外在环境的侵犯线索是使内在侵犯冲动形成实际表现的必要条件，并且侵犯行为的反应强度取决于挫折被唤起的程度。实际上，伯克威茨把原来挫折—侵犯理论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引申为多对一的关系，即一种侵犯行为的最终产生除了受到挫折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诸多的其他因素影响。

综上所述，挫折—侵犯理论的主要论点是：第一，侵犯的强度同目的受阻的强度成正相关；第二，抑制侵犯的力量，同该侵犯可能受到的预期惩罚的强度成正相关；第三，在挫折强度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惩罚越大，侵犯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预期惩罚恒定，则挫折越大，侵犯越可能发生。

二、《紫颜色》中黑人男性形象分析

（一）《紫颜色》简介 《紫颜色》是艾丽斯·沃克的长篇书信体小说，书中以西丽的口吻叙述了在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社会中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为反抗种族歧视、男权压迫而进行的抗争。

在美国南方佐治亚乡村，十四岁的黑人女孩西丽被继父奸污，生下两个孩子。多病的母亲不了解真相被活活气死。西丽的孩子被继父抢走失踪，她本人又被迫嫁给已有四个孩子的鳏夫。而丈夫另有所爱，对她百般虐待，而她受旧思想旧习俗的影响只是自叹命苦，从不反抗，只在写给上帝的信里倾诉内心的痛苦。西丽对丈夫毫无感情，甚至不愿意叫他的名字，只称他为某某先生。善良的西丽发现继父和丈夫都对妹妹耐蒂不怀好心，便帮助耐蒂离家出走。另一方面，她任劳任怨地把丈夫前妻的儿女抚养成人。

大儿子哈波娶了生性倔强的索菲亚，结婚以后，哈波希望能像父亲那样使唤打骂老婆，但索菲亚不肯对丈夫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断与哈波的暴力行为抗争。哈波执迷不悟，一心想驯服索菲亚，最终导致索菲亚离开。

西丽丈夫的情人——歌手莎格患重病流落街头。某某先生把她接到家里养病，在西丽的精心照顾下莎格得以恢复健康，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莎格开导西丽要充分认识自己的聪明才智，要跟大男子主义思想作斗争，主动争取女人应有的权利。

莎格的启发开阔了西丽的眼界，她开始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考虑问题。后来，莎格发现西丽的丈夫一直把耐蒂从非洲写来的信件秘密收藏起来不让她知道，西丽在愤怒之余决定脱离某某先生，跟莎格去孟菲斯。她走出家庭，学习缝纫，成为手艺精湛的裁缝，开起裁缝铺，过上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某某先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过去大男子主义思想的错误，向西丽做了诚恳的检讨，获得了西丽的原谅。他们不再是夫妻，但成了知心朋友。

西丽的妹妹耐蒂出走后到黑人牧师塞缪尔家干活，又随他们去非洲做传教士。她发现牧师的一儿一女就是西丽失去的孩子。塞缪尔一家在非洲生活得很艰难，他妻子染上非洲疟疾不治身亡。英国殖民者为种植橡胶肆意破坏当地奥林卡人民的土地和村落。塞缪尔和耐蒂赶到英国向教会求救，但遭到冷落和侮辱。他们返回非洲时当地人民对他们大为失望，纷纷投奔住在森林深处反抗白人的母布雷人。耐蒂此时已经跟塞缪尔结成夫妻，决心带着儿子亚当、女儿奥莉维亚及儿媳妇塔希回国。

小说结尾处，西丽跟妹妹和儿子、女儿重新团聚，过上快乐的生活。

（二）《紫颜色》中黑人男性形象分析 小说《紫颜色》的核心人物无疑是一群黑人女性——西丽、耐蒂、莎格、索菲亚，男性人物作为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存在于小说中。书中着笔最多的黑人男性形象是某某先生艾伯特，其次是哈波，其余人物如阿方索、拳击家、塞缪尔牧师等，仅有少量单独的直接描写。本文主要对某某先生和哈波的行为进行分析。

某某先生是西麗的丈夫，却一直对莎格怀着深深的爱慕。因为自己懦弱不敢违抗父亲，未能与莎格成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他对前妻没有爱，只是因父亲之命结成连理。他对西丽也没有爱，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四个孩子找个妈。某某先生受大男子主义思想影响，动不动就对西丽大打出手。“他揍我就跟揍孩子一样”，“他说，西丽，把皮带拿来。孩子们都在门外扒着门缝偷看”。这样的生活让西丽变得麻木，大家互不关心地生活着。小说中莎格和西丽成为好朋友之后，西丽告诉莎格某某先生总是打她，因为她不是莎格。某某先生深深地爱着莎格，当莎格落难无处可去时，虽不敢站出来替她说话，却悄悄将其接回家照顾，并每天守护在侧。然而对待西丽，他却呼来喝去，任意打骂。这种行为反差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某某先生始终怀着想要跟莎格结合的念头，而西丽的存在对与莎格结婚来说无疑是一种阻碍。某某先生知道自己的软弱，也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愤怒，他不敢将怨气对准父亲，于是只能将不满发泄在自己的妻子身上。不管西丽家管得多好，孩子带得多好，在某某先生眼里她只是一个又丑又笨、一无是处的女人。而西丽的顺从和唯唯诺诺的性格又加剧了某某先生的暴力行为。某某先生曾明确表示，他打西丽和他的前妻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从不反抗。由于他的暴力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他便日益将家暴行为合理化。在教导儿子哈波时，他直言道“老婆都像孩子。你得让她们知道谁厉害。狠狠地揍一顿是教训她的最好的办法”。某某先生的虐待最终导致西丽的离开，西丽脱离了某某先生，跟随莎格去往孟菲斯，成立了自己的大众裤子有限公司，过上了独立的生活。

哈波是某某先生和前妻的大儿子，索菲亚的丈夫。由于母亲死在了自己怀里，他内心受到不小的伤害，在西丽结婚的那天，“他捡起一块石头把西丽的脑袋砸开了。血流了不少，一直流到胸口中间”。在这里他将失去母亲的痛苦和愤恨转嫁到了新妈妈西丽身上，通过攻击她，来发泄自己的痛苦。在和索菲亚结婚之后，他一改往日的懒惰，每日积极地下地干活。结婚三年，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但是，哈波心里始终想要控制索菲亚，想要她听话。在父亲的教唆下，他开始和索菲亚打架，而索菲亚也不甘示弱，由于哈波固执地想要驯服索菲亚，索菲亚最终选择离开哈波。在文本中不难看出哈波性格中懦弱的一面，索菲亚的父亲不同意他们的亲事，索菲亚选择以怀孕来表示抗议，强迫父亲同意自己嫁给哈波。反观哈波的反应，父亲某某先生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索菲亚哈哈一笑，说道：“我干吗非要嫁给哈波不可”，礼貌客套之后就离开了。哈波站起来想要走，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又坐下了，始终没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软弱让他在外部社会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于是他拼命想要在家庭中寻找自己在社会中无法拥有的权威感，想要通过压倒索菲亚成为家中唯一的话语力量。这种行为便是对外在受挫的一种反应，既然无力去对抗权威，便将这种控制欲转化到自己能接触到的弱者身上，通过对他们的控制，来弥补自己在外缺失的威严，以维持自己权威的个体形象。而正是这样的认知，最终导致了索菲亚的离开。

三、《最蓝的眼睛》 中男性黑人形象分析

（一）《最蓝的眼睛》简介 《最蓝的眼睛》 是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该作品以1941年发生在俄亥俄州洛林镇的事件为中心，对相关人物进行描写。通过双声道叙述——九岁小女孩克劳迪娅（以季节命名的章节）以及全知叙事者（故事片段命名章节），将碎片化的内容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倒叙的方式描述了佩柯拉的悲剧。黑人小女孩佩柯拉出生在一个贫穷而缺爱的黑人家庭，母亲曾有过美满的爱情，可是在生活失意后选择将全部心思放在白人雇主身上，对自己的小家不管不顾。父亲长期酗酒，由于童年成长经历不知道如何对待孩子，和妻子动辄就争吵打架。一次酗酒之后，他竟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并导致其怀孕。佩柯拉在家里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在外也备受欺凌，由于有着纯正的黑皮肤，同学总是嘲笑和排挤她。她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跟她同桌。这一切遭遇，让佩柯拉陷入深深的自卑和自我厌弃中，并将所有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丑陋，进而萌生出想要一双像白人那样的蓝眼睛的想法。在向皂头牧师祈愿之后，佩柯拉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于是她不再把别人的蔑视当作是对自己丑陋的回应，而把这一切都理解成别人对她拥有蓝眼睛的羡慕，进而陷入癫狂而无法自拔。

（二）《最蓝的眼睛》中男性黑人形象分析 《最蓝的眼睛》中着笔最多的黑人莫过于乔利·布里德洛夫。乔利出生只有四天的时候便被母亲遗弃，幸而姨婆吉米发现，才救了他一命，此后他就跟随姨婆一起生活。乔利对姨婆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另一方面又对她充满嫌恶。“乔利对自己被救心存感激。但偶尔也不这么想。有时他看着吉米姨婆用手指抓甘蓝菜吃，嘬着那四颗大金牙；或者闻到围在她脖子上的橡胶药袋的臭味；或者她在冬天为了暖和，让他跟自己睡一块儿，他看见她干瘪的乳房时——这时他就会想当年索性死了是不是更好：掩埋在汽车轮台中，头顶佐治亚灰暗的天空。”姨婆的照顾虽然周到，但是却没能给予他心灵上的慰藉。从小说后面对车夫布鲁杰克的描写可以看出，乔利的成长缺乏关爱和陪伴。当姨婆去世后，他想要去麦肯找生父，然而生父沉迷赌博，不仅对他的到来不理不睬，甚至不明就里的威胁和侮辱他，他只能选择逃离，他的一生都在逃避。

在吉米姨婆的葬礼宴席后，小说提到乔利、达莲娜、杰克和苏可一起去散步，嬉闹之中，他们走散了，在彼此的吸引之下，乔利和达莲娜在草丛中发生了关系。然而两个白人猎人的忽然出现，打断了他们，乔利又惊又惧，在猎人略带命令的语气面前，乔利既羞愧又不知所措。“出于全然的无助，乔利狂暴地掀起达莲娜的裙子，拉下了自己的长裤和内裤。”白人离开后，乔利恼羞成怒，并将仇恨转嫁到达莲娜身上，“他对她恨之入骨”，“乔利真想掐死她”。在这个场景描写中，乔利的愤怒源自于白人猎人的羞辱，但是他却把怨恨一股脑怪在达莲娜身上。“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怨恨那两个猎人。那种情绪会毁了他的，他们可是身材魁梧、带着枪的白人。而他矮小无助，还是黑人。”达莲娜和乔利一样是受害者，可是在乔利眼里，这一切成了达莲娜的错。白人在他的生活中制造了挫折和痛苦，但是由于白人太过强大，他不敢将这种愤怒指向他们，于是他开始将其转嫁到柔弱的女性同伴身上，通过对她的狠以及对她的伤害，他的愤怒得以发泄和释放。由于攻击白人所带来的后果是喬利在精神上所不能想象的，于是他压抑了自己对白人的仇恨，将暴行转移到毫无招架能力的黑人女子身上。达莲娜可能怀孕的念头让他害怕不已，于是他“像小鸡脱壳一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门廊”，准备去麦肯寻找生父。

在小说以全知视角对宝琳的身世进行描写时，提到了乔利和宝琳搬到洛林后的生活。无处不在的白人对黑人充满嫌弃，“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压着我们”，而“白方的有色人种也不一样，都是势利鬼。论卑鄙不比白人逊色，他们会让你感觉自己人微言轻”。而乔利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卑劣，老想揍宝琳”。争吵和打架开始成了布里德洛夫家的日常。布里德洛夫太太“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同样，乔利也极其需要她。在他厌恶的事物当中，她是为数不多他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他把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通通发泄在她身上。”从这段话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乔利和宝琳成了彼此对生活不满的发泄对象。宝琳不堪忍受白人妇女的歧视、黑人妇女的嘲笑而选择沉浸在电影世界中，最后甚至逃进白人雇主家生活，而不去面对自己支离破碎的小家。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成了家庭纷争的原因。与先前的懦弱相反，婚后的乔利举止愈发暴躁乖戾。小说描写佩柯拉家刚住进洛兰镇时候提到他们买的沙发，“刚送到靠背布料就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而商店不愿意负任何责任”。乔利虽心有不满“可我买的时候是新的，我可不要破沙发”，但实际上他“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了起来”。那时候他还没有酗酒，也没有家暴行为，对外在世界的不满与欺侮，他只能怀恨在心，怯懦忍受而不敢有所作为。但是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让他选择了酗酒以逃避麻烦和痛苦，在酒精中麻痹自我。而宝琳等家人的存在则为他无名的怒火和耻辱提供了便利的发泄空间。对妻儿的打骂不会给他带去无法承受的后果，而他也不会因为这种行为而受到任何责罚。在这种受挫又不断攻击的往复中，他变得日益暴躁，最后烧了住宅，进了监狱，害得全家差点露宿街头。

而在小说故事的末尾，乔利在一次酗酒之后，侵犯了在厨房洗碗的女儿佩柯拉，這一情节的出现将小说推至一个高潮。他看见弓着瘦小的背俯在水池边洗碗的女儿，对她产生了厌恶、内疚、怜悯，然后是爱。“厌恶是对她年轻、无助、无望存在的反应。”她把女儿弓着背、歪着头想象成在躲闪始终威胁着却没有挥出的拳头，并将其解读成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谴责，进而“真想拧断她的脖子”。内疚和无助的感觉让乔利变得惊恐，而女儿对他的爱则使他暴怒。在这样的情绪斗争中，他强暴了自己的女儿。由于对自己的无力产生出了厌恶、恐惧，进而引发愤怒，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出现。曾经的乔利也同样感觉到无助，但是他的行为只是停留在打的阶段，而当他感到的挫折变得更深刻更充分时，他奸污了自己的女儿。挫折程度的增加，直接导致了他暴力行为的升级。乔利的暴行让家庭分崩离析，宝琳不再辛苦操持家务，转而把爱留给了白人雇主；大儿子萨米无数次离家出走；小女儿佩柯拉陷入对蓝眼睛的癫狂中不能自拔。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小说中黑人男性的暴力行为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刺激，如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不公正使黑人生活始终难以得到较大改善，持续的贫困是家庭纷争的导火索，也是家暴行为的动力。同时，白人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黑人社区。另一方面，黑人男性身上的懦弱加剧了暴力行为的发生，由于在外部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黑人男性便把在家中树立权威当作是一种受挫后的抚慰，而打骂妻子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处在家庭中的至高地位，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四、结语

《紫颜色》和《最蓝的眼睛》都着眼于对同一时期底层黑人生活的描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紫颜色》塑造了一个从无知、懵懂、麻木到自立自强的黑人女性形象，而《最蓝的眼睛》则是叙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如何在别人嫌弃的眼光中变得自我轻贱、自我厌恶、自我迷失，最终导致她精神崩溃的悲剧。《紫颜色》侧重于刻画夫权和父权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即种族内部的压迫，而《最蓝的眼睛》侧重于描写白人文化对黑人价值观的影响，即种族外部的压迫。

两部小说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却在不同的空间展开。在两个环境中，我们都能嗅到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而小说中的主要男性角色也有着类似的性情，生性软弱，对白人唯命是从，在家庭中却暴力不断。相同的是黑人女性面对的困境，来自黑人男性和白人的双重压迫，不同的是人物所处的外在环境，相互支持的黑人社区和互相蔑视的混合社区。本文着眼于在两个时空中黑人男性相似的行为举止，并试图用挫折—攻击理论对其暴力行为的产生加以解释，并指出这种暴力对家庭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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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欣乾，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英语专业大四学生。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