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丁玲是左联中的重要一员，又是从国统区进入延安最早的女性作家，她的文学创作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莎菲女士在延安”，丁玲同时又作为一名个性的女性作家，呈现出同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不同程度的背离。这篇文章旨在从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入手，通过三组关系——群众与革命者、群众与革命、革命者与革命的层层深入，分析丁玲小说创作的复杂性。

关键词：革命 群众 革命者 丁玲

丁玲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中的一员，她的文学创作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丁玲创作了一批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彰显她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延安时期的丁玲以革命女性作为小说主人公创作的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然而，在作者丁玲努力刻画为革命献身的女主人公贞贞时，作品中的另类思想却也暗含于其中——即文本内容同作者想要传达的革命话语之间不自觉的背离。“我手写我口”，作品中出现的这一背离不能不看作是丁玲自身思想中所固有的矛盾，即作为革命者的丁玲和作为女性个体的丁玲之间存在的分歧。本文旨在通过文本细读，以三组关系的层层深入，探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异端思想，还原丁玲在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个性的保留。

一、群众与革命者

文本一开始，被组织安排暂时休养的革命者“我”和由于工作原因同是女革命者的“阿桂”一同前往霞村。在路上，从阿桂口中，“我”对即将去往的霞村的印象是“这村子是很热闹的 ”a，但是“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甚至当“我们”进入村公所后，里面“静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很显然，阿桂口中的霞村印象和当下“我”所亲历的霞村的实际情况之间是有出入的。在此，丁玲并没有为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的出场设定一个热闹的场面。

匆忙跑进村公所的一个人看到“我”和阿桂以后却没想停下，“还想不停的往外跑”，他是被“我们”叫住问话的。文本中，这个人面对“我”和阿桂的提问，“他只好连连的答应我们”，一个“只好”，似乎表现的是这个人同“我们”交谈的不情愿。但是随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农救会的人。农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组织，既然他是农救会的一员，那自然应该是同共产党、同革命紧密联系的。可事实上，这名农救会的成员却是“不肯陪我们，而且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同“我们”“一边说一边也打量着我们”，“打量”一词即已表现出他对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的不信任感。由此，丁玲对小说中群众和革命者的关系设定上就显现了并不十分亲近的状况。这显然是同延安解放区所宣扬的农民自发融入革命的思想相背离的。

而后，因没有人给带路，“我”和阿桂只好一同去往要居住的刘二妈家。一路上，阿桂见人便问：“刘二妈的家还有多远？”读者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熟悉这村子的阿桂对于去刘二妈家的路不会不清楚吧（文中交代她曾经在霞村是待过一段时间的），可是她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问路呢？同时，文本中还有一个隐含细节，即当“我”和阿桂前往山上的刘二妈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丁玲为什么要设置这些细节，她想要表现什么呢？

天既已黑，“我”和阿桂又是女性，那么在黑暗中，当“我们”一路打听去刘二妈家的路时，当地村民的反应如何呢？文本中雖表明大家都用“回答”的方式为“我们”指路了，但不能不认为丁玲在小说中隐含着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自为“我们”带路。阿桂口中热闹的霞村和当前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作为革命者在霞村的出场是冷清的，受到的待遇也是冷清的。这样说来，“我们”在霞村不仅没有受到热情招待，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怠慢的。当地村民对“我们”的冷清态度及怠慢只能表明群众并不亲近革命者。

那么文本中传达出的这种群众对革命者的不亲近是不是被读者误解了呢？或许那种冷清是因为当地人变少了，整个村子变冷清了也未尝不可。但是，丁玲在文本中间又展示了一个小细节：当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家时候，“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所以说，不是村子里的人变少了，也不是村子本身冷清了，“人少”只是针对“我”和阿桂而言的，这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并未重视二人。

另外，“我们”居住的是村里“最远的、最高的刘家院子里”，丁玲用了两个“最”来形容刘二妈的家用意何在呢？村子里既然有山下的人家，为什么要把“我”和阿桂安排在相对最远最高的刘二妈家呢？这两个“最”字，是否同时也在暗示着村子里的人并不欢迎，或者也不希望“我们”住在自己家呢？所以大家纷纷推脱，直推到了最后一户人家，即“最远的、最高的”刘二妈家，因为是“最远”“最高”，所以无可再推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想，但把这个细节同之前“我们”进村时丁玲所营造的冷清气氛联系在一起，就不能够排除丁玲在这里安插的这个小细节是刻意为之的，或者说丁玲本身就想要在作品中呈现出这种群众对革命者的淡漠态度。

而在作为革命者的“我”和阿桂，相对于当地村民对“我们”的冷漠，阿桂对当地村民的态度却表现得异乎亲切。阿桂和“我”的不同在于，阿桂曾经来过霞村并且感受过霞村的“热闹”，所以，当阿桂面对霞村人对她的冷漠时，她一定不会甘心，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一路上虽然明知还未到刘二妈家，她却依然一直问路，表明了她努力靠近当地群众的意愿。

阿桂努力亲近当地群众从另一处也可以看出，即文本一开始通过“我”呈现的阿桂形象：“她不是个好说话的人，所以一路显得很寂寞。”然而，同之前的不爱说话的阿桂比较，进入霞村、住在刘二妈家的阿桂性情却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仿佛满能干似的，很爱说话”。阿桂以最快的时间调节了自身，积极融入和刘二妈等当地人的谈话之中，充分显示出了她努力靠近群众的愿望。

由此，丁玲在小说中呈现的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有了一个总体呈现：革命者对群众的努力靠近和群众对革命者的隔膜。群众和革命者之间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当地村民对革命者表示淡漠呢？而丁玲又为什么选择刻画这样的一种群众同革命者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把群众和“革命”事业放在一起进一步分析。

二、群众与革命

被日本人掳走并充当了慰安妇的贞贞从日本人那里回到霞村以后，杂货铺的老板在“我”面前对贞贞做了一番不堪的评价：“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贞贞自己也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霞村人之所以难以接受回来的贞贞，是因为贞贞是被玷污了的、一个“跑”出霞村的人——虽然她并非自愿而是被日本人掳走的。

日本人是可恶的，霞村人口口声声地“鬼子”就表明了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但需要注意的是，霞村人对于霞村的外来其他事物也是排斥的。如此，作为外来事物的“革命”在当地的受冷清也就可见一斑了。

同时，霞村人對外界的排斥又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因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文中“我”在审视自己居住的屋子时写道：“靠墙立着两个粮食篓子，那大约很有历史的吧。”这让读者联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 ”b，“陈年流水簿子”象征的是雷打不动的陈年陋习。丁玲设置的这两个“粮食篓子”正有着和《狂人日记》中的“陈年流水簿子”同样的作用，象征着一种悍然不动的传统观念。她想要表达的是霞村人排外思想的根深蒂固，而传达出的却是革命要取得胜利任务还很艰巨的。这是丁玲对军民团结思想的又一次背离，并且丁玲也表达了霞村人的排外思想正是他们对革命者态度淡漠的一个缘由。

然而，文本中“一年半前这里可热闹呢，同志们天天晚饭后就在这里打球”，这似乎又说明霞村曾经欢迎过革命者闹革命，那么，时过境迁，为什么一年半之后当地群众对待革命者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丁玲在文本中多次出现“一年半前”这个时间，先是“一年半前”同志们在霞村的热闹，而后在刘二妈叙述贞贞不幸遭遇的时候也明确了“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个时间呢？“一年半前”时间的重叠不正印证了革命的队伍未能抵挡日军侵略霞村的事实吗？“一年半前”，也许革命者在进驻霞村时，当地村民曾满怀希望地认为革命可以为他们提供庇护，但是革命者却并未抵挡住日军的扫荡——鬼子打毁了他们的学堂，侵略了他们的村庄。

观照丁玲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天主教堂”——这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贞贞被家里逼婚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藏身的场所。为了摆脱封建包办婚姻，贞贞曾寄希望于教堂，却不料日本人对霞村进行了扫荡。贞贞从象征希望的天主教堂被掳走并开始了她充当慰安妇的不幸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堂之于贞贞而言也并未拯救她。这样来看，天主教堂同革命有了某种共通和镜像关系——天主教堂不能庇护霞村人免遭日军侵略——革命也并未保护霞村人免受日军扫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中“一年半前”所造成的时间重叠以及“天主教堂”同革命的互为观照，简直就是丁玲在尽力地为小说中群众对革命者的淡漠态度做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解释——正是由于革命未能成功体现对群众的保护职责，才造成了群众对革命的冷漠。丁玲作为革命者中的一员，居然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对于群众冷淡革命的态度的理解，在小说的时间和地点上设置如此的细节，这是否也暗示了她本身对于所谓的革命事业神圣性的一些怀疑呢？ 这就必须进入第三组关系“革命者和革命事业”的审视中，进入与丁玲具有相似身份的、作为革命者的“我”以及与革命逐渐靠近的贞贞的审视中。

三、革命者和革命

小说中，“我”是作为革命者的形象，贞贞是作为革命、为组织献身的潜在日军内部的慰安妇，“我”和贞贞同是与革命密切联系的女性。

从“我”来说，虽说是被组织派去霞村休养的，但是文本中却处处显示着“我”到霞村以后仍然受着工作的困扰。例如，刚到霞村的“我”立马就又做起了工作前的准备，“我不能睡去，便在灯底下又整理着小箱子，翻着那些练习簿、像片、又削着几支铅笔”，由此可以看出“我”始终严格要求着自己。“我”到霞村显得并不轻松，“我要从明天起遵守规定下来的生活秩序”。处于休养中的“我”时时表露出工作的一面，显示出了革命对“我”的规训，即要求“我”时时刻刻不能懈怠于工作。

观照当时的环境，“就丁玲而言，1939年作家业已经历了西战团军事化的生活和马列学院高强度的集体劳动，她在其中体会到是严明的组织戒律、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严肃的工作态度，并在实践中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可以适应这种生活且以之为荣的革命者 ”c。小说中“我”对工作的心心念念不正是丁玲在当时环境下自身工作态度的一种展示吗？

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贞贞来说，贞贞的不幸固然在于被日军掳去做了慰安妇，但文中也交代了她后来有机会逃走，却因为要为组织传递日本人内部的消息而继续待在日本人那里，并且患上了疾病。这样说来，组织也是造成贞贞不幸的一个因素。为了工作，贞贞牺牲了身体，贞贞的身体变成了被革命利用的工具，她作为女性的个体身份被搁置。贞贞个体性的沦陷通过小说中另一个人物马同志对贞贞的态度也可以体现。

负责霞村工作的、组织上的马同志谈到贞贞时，认为她“了不起”，而随后的文本中当马同志对“我”介绍贞贞时，说“贞贞那里‘材料一定很多”，这位代表男权的、政治的、革命的马同志在审视贞贞时看的是她的价值，她带来的可利用“材料”。由此可断定，之前马同志对贞贞的夸赞，还有从他眼睛里所闪出的光辉都是建立在对贞贞可利用的价值上，并非是对贞贞本人的肯定。

那么，作者丁玲又是如何审视贞贞的呢？文本中，面对贞贞的不幸，“我”和阿桂表现出对她的同情。阿桂“躺在床上老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住的唉声叹气”，而“我”也对贞贞表示了极大关切。当杂货铺的老板对贞贞进行着不堪的评论，当所有人对贞贞表示出不理解时，“我”却对她的遭遇表现了深深的同情。很显然，丁玲设定的人物“我”和阿桂对贞贞表现出的态度是和马同志不一样的。而丁玲和文本中的“我”与阿桂同为革命者、同为女性，和“我”更是同为一名“写作者”的身份，她对人物的情感倾向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她也是站在关注贞贞个体命运的立场上去看待贞贞的。

在丁玲笔下，“我”和贞贞都受到了政治的规训，但丁玲也在文本中呈现出一些背反。丁玲在呈现人物“我”时写道：“我显得有些疲乏。”“疲乏”在此第一次暗示了作為个体的“人”同革命、工作的背离，这种背离就在于革命事业所要求的是个体对工作、革命的绝对服从，而事实却是只有机器人才是具备革命要求的最佳形式，“对于政治经济学系统而言，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 ”d，“它是绝对的、无性的、理性的生产率的延伸 ”e。但是人的身体却不同于机器，它会感到“疲乏”，所以个体无法完全规训于革命。

类似的表述在随后的文中仍有流露。如果说之前的“疲乏”是个体的身体在工作中不适应的表现，那么后来丁玲让“我”发出了“写笔记又是多么无趣呵”的感叹时，就旨在证明“写笔记”这样一项工作并不是“我”想要做的——这便体现了“我”的精神也不满足于当下状况了。这样，文本中呈现的政治规训和个体自身需求之间的裂隙再一次形成。丁玲笔下的“我”尽管一直以工作要求着自己，但是“我”的内心却时时出现同工作之间的张裂。包括在对贞贞的态度上，“我”本来也是希望贞贞同夏大宝结婚的，这正是丁玲笔下的人物“我”隐含于潜意识中的秘密——“我”希望贞贞能够舍弃工作，脱离规训，收获属于个人的幸福。而“我”对贞贞的希望又何尝不是丁玲对“我”的希望呢？“我”对于规训失效的愿望不也是丁玲内心反叛政治规训的欲望的一种展现吗？

当然，丁玲是矛盾的，如果说，个体需求有着和政治规训相抵触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自己还要投身革命？所以文本时不时仍要回归革命话语。当贞贞讲述了自己在执行任务中的艰难处境时，“我”认为贞贞的付出是巨大的。“我”本来是要对贞贞说很多话的，但是后来“我”却保持了沉默，那是因为贞贞表现得很坚强，她不需要任何人同情。还有一处细节便是贞贞离开“我”的住处后，“我强制住自己在灯下读了一个钟头的书”，丁玲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个细节？看得出，正是贞贞对于执行任务的无怨无悔激发了“我”，使“我”迫使自己重新回归工作的规训。贞贞成为鼓舞“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疲惫时，“我”看到了贞贞在为了革命前进。“我”期望有一条光明大道通向贞贞，这也恰是对“我”自己的期望——“我”希望“我”的前途是光明的。可以看出，丁玲在使人物回归政治规训的同时也是在说服自己。

然而，这种说服似乎并不成功。贞贞果真像“我”以为的那样，对革命态度坚定吗？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当“日子一天天过去，贞贞对我并不是完全坦白的事，竟被我发觉了”，这是什么事呢？贞贞向“我”隐瞒了什么？“我”为什么又说“绝不会对她有一丝怨恨的”， “但我也看得出她在想一些别的，那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她是正在掩饰着这种心情，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文本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是综合文本，在“我”即将离开霞村的前几天，贞贞的烦躁以及随后她同家庭的冲突等都表明了贞贞隐瞒的事情恰是她对于革命的不坚定的表现。

贞贞在犹豫着是留在家里同夏大宝结婚还是离开家，她在这种选择中久久不能做出判断，而最终促使贞贞走向革命的并不是政治宣传，而是她的家已经容不下她了，她的村庄也容不下这个从外面回来的女人了。她在赌气，和父母赌气，也和霞村赌气，贞贞是在同家庭赌气的情况下投向革命怀抱的。她“恨不得早一天离开这家”。如果说之前她还在犹豫，那么父母的规训“你就不可怜可怜你的娘么”，“你就这样的狠心，你全不为娘老子着想”，使得贞贞在父母的责备中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革命。在文本中，贞贞在诉说自己的遭遇时，讲过有了组织以后感觉有希望了之类的话，这也说明了投向革命的贞贞恰是看到了革命寄予她的人生价值，看到了希望才最终走向革命。

丁玲笔下的“我”和贞贞是互为镜像的，贞贞就是曾经的“我”，文本中既显示了政治对于她们的规训，同时又暗含着她们同政治规训的背离。丁玲通过在文本中对“我”和贞贞的刻画，展示了革命者和革命矛盾复杂的关系。而贞贞和“我”不也是作者丁玲的镜像吗？她们的姿态恰恰是丁玲自我举手投足的彰显。丁玲肯定了革命者具有的普通人的个体特征，也肯定了人的正常需求是不可磨灭的。

综上，《我在霞村的时候》虽然是丁玲书写革命题材的一篇小说，但文本中却透露出了人物同革命间的曲折关系。在丁玲笔下，群众同革命者、群众同革命、革命者同革命之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这显然有别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学创作的倡导，它充分显示了丁玲在政治话语面前曾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莎菲女士在延安”，丁玲为我们认识左翼文学以及解放区文学内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丰富的个案。

a 丁玲著，傅光明主编： 《莎菲女士的日记》，京华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50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b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11页。

c 李晨：《〈在医院中〉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de 〔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60页，第160页。

参考文献：

[1] 丁玲著，傅光明主编.莎菲女士的日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李晨.《在医院中》再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

[4]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作 者： 王静，文学硕士，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