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 刘佩锋

2020年除夕前夕，全国人民处在喜迎新年的节日气氛之中，伴随着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返乡“大迁徙”的，还有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真正出现在人类身边的时间和方式说法不一，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引起人类高度重视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武汉市官方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2019年12月8日。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宣布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停运，机场、铁路等离汉通道关闭，出城高速封闭。同日，以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医疗队迅速集结，火速支援武汉，随后，全国几百支医疗队、数万名医护人员汇集援鄂。到2月14日起，除湖北外，全国新冠肺炎传染趋势才出现拐点，新增病例开始下降。

在此次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率先遏制了病毒扩散的势头并逐渐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决策以及民众高度自觉、积极配合防控要求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在充分肯定成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全国人民积极配合防控政策的同时，也有被称为“毒王”的超级传播者（SS:Super Spreader）逆行。其故意隐瞒、拒不执行隔离政策，致使不特定的多人感染，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公开报道的案例看，因有严重疫区旅居史而隐瞒不报并致多人被传染的超级病毒传播者就有几十人，尤其以有意大利旅居史的郑州郭某鹏、有武汉旅居史的福建张某某、广西韦某振和美国旅居史的北京黎某女为典型。这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

一、与病毒斗争的普及教育须长抓不懈。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人类与各类病毒的斗争史。有史以来，形式各异的病毒给人类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虽然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人类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大规模的病毒传播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是惊人的。从此次新冠病毒传播来看，其后果除了逾十万人失去生命外，广泛的心理恐慌、对生活生产秩序的巨大破坏、经济萧条造成难以计算的损失、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国家间的合作空间被严重挤压等十分明显。实际上，人们在每次战胜重大灾害后，都会有一种放松的“惰情”现象，对已经取得的胜利自信满满，对可能后续的重大灾害认识不足。2003年曾经暴发过与新冠肺炎类似的非典疫情，其后，并未对该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并汲取其经验教训。相当多的人对病毒的危害认识不足，以至于多处出现隐瞒、抗拒而导致大范围传播的超级传播者，这是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二、科学认识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大数据在疫情监测、人员管控、医疗救治等诸多领域，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但认真分析“毒王”的传播过程，却发现我们引以为傲的大数据并未如想象中的那样强大无比。以从意大利观看球赛回国的郑州郭某鹏为例分析可说明问题。郑州市疫情防控部门在3月5日的通告中强调，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同海关、边检、机场、高铁站、火车站、外事、卫健、公安、公路等部门，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强化信息获知，统筹信息通报、身份登记、健康检测等工作，严格管理、严把关口、严守防线。 但郭某鹏观赛后从意大利乘机回到北京首都机场后，乘大巴到北京西站，然后转乘火车到郑州，又随后在大半个郑州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大数据并未对其发挥作用，机场、海关、高铁、社区等所有数据采集与使用部门均未能将其拦阻。这给我们以深刻警示：我们既要认识到大数据在社会管理中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局限性，特别是目前数据来源渠道狭窄、采集手段落后、缺乏有效数据管理、数据流通不足以及数据孤岛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轻视大数据与过分依赖大数据都是有害的。

三、疫情防控中的道德自律性不容忽视。虽然人们在面对病毒传播等重大灾害时，都会发挥智慧并最终战胜困难，但我们在强调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人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局限。人不可能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再先进的技术，总有未触及的角落，再周密的计划，总有疏漏之处。就本次新冠疫情防控来说，政府的管控措施不可谓不密，技术应用不可谓不精，打击力度不可谓不重。但全国故意隐瞒、拒不执行防控命令而导致大范围传播的“毒王”却不是个案，被立案调查或判刑的达几十起。这说明外部强加的防控措施，无论多么的严密，总有疏漏之处，绝无万无一失的可能。民众内心的道德自律正是这种外部强制管控的最终补充，任何过分依赖外部强制力与轻视民众内在自我约束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本文系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公共管理”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