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

引言

2019年2月，国家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制度层面将职业教育放在了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各省市亦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方案，将“双师型”“1+X”证书等政策逐渐落地实践。然而，由于职业教育长期处于教育体系中的弱势角色，政策效应虽然可以弥补长期职业教育的部分短板，但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却仍任重道远。

会考制度本是国家承认的省级普通高中文化课毕业水平考试制度，是检查、评价高中教学质量、考核高中学生文化课是否达到规定要求的重要手段。1990年8月，在《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是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会考成绩具有同等效力。会考制度与高职教育结合的初衷，来自于当前职业教育的质量危机。高职教育质量由于其内生的生源、课程质量及管理问题，导致教育质量长期得不到学生及社会认同，而中国的高中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又是极其成功的，因此，探索会考制度与职业教育的结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教育质量危机的来源

高职教育的质量问题已经愈来受到社会及学界关注。高技能人才的人才荒和社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歧视构成了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结构性矛盾。究其原因，即是当前的职业教育质量难以满足中国经济升级所要求的高技能人才需求。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各行各业中愈加重要，而当前的高职教育仍在结构性矛盾中迷茫，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院校利益绑架职教初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学生质量标准两个关口，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现实中，由于职业教育的主体职业院校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教育标准及毕业标准很容易被院校利益所“俘获”，从而激励职业院校放宽毕业质量标准以吸引生源，进而造成职业教育内核与外壳的脱节，使教学质量考核与院校利益相行见远，进一步偏离国家职业教育的初衷。对于中国上千所高职院校而言，提升高职教育质量与生存危机二者之间，很显然大多数学院选择了后者，为了能抢到更多的生源，教育质量及其相关的管控措施往往不再重要，宽进宽出的教学模式成为了职业教育的常态。

第二，生源危机与教学质量考核。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偏见，职业教育长期在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获得优质的生源，进而倒逼院校逐渐放宽入学门槛及教学质量标准，以适应职业院校间的生源竞争环境。在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由于基本实现了入校即能毕业，所以在日常学习中，部分学生并不在意学习成绩，使得职业教育创新中的教育教学方法统统失效。多数高职院校在面临此种困境时，并未真正实施职业教育质量考核标准，尽管高质量的考核标准可以建立起良好的院校口碑，但由于职业教育仅三年周期，一至两年的生源危机都可能摧毁一个专业，或者教学系部。于是高职院校形成了学生倒逼教学模型的怪相，即教学一线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接受程度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断去适应学生，从而培养了学生不断试探教学质量底线的能力，形成了教学目标和实际效果大相径庭的结果。

第三，精英俘获与教学质量考核。由于职业院校难以在教学质量领域发出明确的信号，部分院校则倾向于参与各类职业教育间的比赛，以做到“墙外开花墙内香”。从优秀学生中选拔适合职业技能比赛的好苗子集中训练，以期在省级、国家级各类比赛中取得名次，学校获得了荣誉和口碑，指导教师获得了荣耀和奖励，这些学生中的精英获得了行业的认可。从院校、教师、学生精英的利益分配格局来看，学校、教师、学生精英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但这可能是以牺牲了其余学生的利益作为代价的行为。职业院校的全国及省级比赛是举校机制，最优秀的教师和最有效的学生被集中起来冲击比赛金牌，这些优秀教师的教学工作及这些优秀学生的课程学习则暂时束之高阁，而其余大部分学生则与这些比赛相去甚远，不仅使高职院校的资源被少部分精英教师与学生俘获，同时教学质量的考核在精英学生与普通学生间实行了双轨制，由于二者难以换算，进而打压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亦降低了教学质量考核的权威性。当然，精英俘获的问题并非职业院校独有，但往往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精英俘获的问题会更严重。以笔者的教学经历来看，一个教学班往往会有一小部分学生达到精英的标准，从而获得了大部分院校资源，而大多数学生则成了陪读，这主要是由于精英俘获与高职院校的利益不谋而合，从而加剧了教学质量的缺失。

第四，“1+X证书”与教学质量考核。X证书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简称，是职业教育与行业接轨的保障，学生在学历教育进程中获取X证书，便取得了进入行业的通行证。行业证书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一般情况下，行业准入性质的证书通常是最低标准的证书，即该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能达到的水平，虽然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只要培养达标的学生即以完成了其社会责任，但却难以满足纷繁复杂的市场需求。作为企业，可以通过工资信号告诉自身对劳动者的需求标准，而作为职业教育毕业生，却难以通过“普惠型”的X证书发出自己的价值信号。虽然可以通过建立高职类的“双高计划”以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但院校内部的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仍会面临这种尴尬。

第五，高职质量保障体系滞后。郑锋（2017）认为，高职院校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外部保障、内部保障和第三方保障，而问题就出在了内部保障和第三方保障之中。虽然目前大多数职业院校建立起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内部管理，但高职院校更多的是将学校按照企业的模式运作，使得职业教育的管理格局愈来愈像企业。如果将职业教育视作企业，我们会发现，当前的企业体系更多的是对员工的管理，教师、行政人员是职业院校的员工，而学生则是学校的客户，虽然高职院校的内控管理系统亦对学生管理有所涉猎，但更多地以推动“企业员工”——教师、行政人员的方式去引导学生，从而未能真正将“客户”融入到职业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中来。

对于第三方保障，亦是当前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缺憾。近些年来，越来越大的第三方机构开始踏足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行指委、校企联盟等机构，但这些机构离真正沉下来，融入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中还很遥远。第三方机构成为了政府机构之外的新的半官方机构，其发布的报告、比赛成为了高职院校的指挥棒，而真正能为职业院校学生的培养添砖加瓦的教育却往往不被关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于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质量的显现还需时日，使得第三方机构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动机真正沉浸在高职教育中来。

二、会考制度的核心作用

职业教育改革搅动了院校、师生等各方面的利益格局，职业教育的质量考核必须从顶层设计中激发职业教育参与者的积极性，才能为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英、美、德、澳四国的职业教育质量研究中，微观数据的采集尤为重要，形成了调查、测验、评估等全方位的测评体系，国内高职院校在学习这类评估方法时，通常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调查的效果并非激励高职院校提升质量，而是刺激院校在调查项目上与调查方进行博弈。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与其学习西方的测评方法，不如在中国成功的高中会考制度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第一，会考制度有明确的评价目标。会考制度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教学管理，推动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给教学以正确的导向。凡思想品德表现合格，体育达标，毕业会考成绩合格者可以取得毕业证书”。相比高中教育，高职教育的重要缺失即是评价目标的缺失，虽然当前的研究中对高职的培养方案、教学方法等等提出了众多观点，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高职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形成对高职生偏见的来源。因此，可以将高中毕业生的会考制度借鉴到高职教育中来。以专业为单位，同一省市的同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参加由省教育部门主办的高职毕业会考，会考分为理论与实作，考试结果分为ABCD等级。此举解决了毕业生质量的信号显示问题。众所周知，用人单位招聘合格的毕业生，更多会从其提供的资料综合判断，而毕业生发出合适的信号可以降低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高职院校缺乏有力的信号显示工具，由省级教育部门通过专业会考的方式综合评估人才状态，可以给用人单位以强烈的信号，同时倒逼高职院校的学生努力提升自身的信号强度，积极融入到职业教育质量体系中来，另外也促使高职院校将提升培养质量落实到具体教学进程中来。

第二，会考制度可对当前的专升本考试形成有效替代。当前的专升本考试是高职院校学生升入本科学校就读，提升学历的核心通道，由于专升本考试是本科院校针对高职学生的入门考试，其课程体系必然与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息息相关，而与高职教育的内容大相径庭。在现实教育工作中，很多努力学习的高职生通常是在准备参加“专升本”的考生，由于专升本内容与高职教育内容存在部分的脱节，加剧了这类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抵触，形成了爱学习的学生对课程无兴趣，不爱学习的学生更没兴趣。高职院校的毕业会考以替代专升本考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到本科院校学习，同时也使高职院校的各项教学改革有的放矢。专升本这根指挥棒吸引了高职院校足够的优秀学生参与其中，而指挥棒与高职教育脱节必然引发职业教育质量的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专升本考试，但根据优秀学生的带动作用，其示范效应不容小窥。如果高职院校中最优秀的学生都对职业教育内容失去了兴趣，何谈其他学生。

第三，会考制度可以从中央顶层设计层面倒逼职业院校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形成高职院校间良性的竞争。会考制度可以将企业动态的用人标准通过每年发布的考试大纲的形式传递给院校，激发高职师生接触企业前沿，从而避免了一项标准使用数年的尴尬局面。高职院校之间的会考成绩会促使高职院校从生源战转移到质量战，从根本上解决困扰高职教育的质量培养问题。职业院校的质量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企业、社会的脱节，长期以来的官办学校的思路使得学院即使保持现状亦能生存下去，然而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及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期待，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呼声愈来愈高。会考制度成为指挥棒，可以引导学校、企业、社会、学生共同维护职业教育的辉煌。

三、结论

虽然会考制度在当前的职业教育研究体系中属于冷门的范畴，但笔者相信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优秀的高中教育经验必然可以成功移植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来，为中国的职业教育添砖加瓦。中国近代教育会考制度，以国家层面言之，正式创立于1932年，其历史渊源追溯至传统科举考试时代，直接前身则为清末新式学堂的毕业考试（刘希伟，2017）。会考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之中，学校、学生、社会对其的理解和接受没有困难，而其广泛推行，还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