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阳

（昆山博物馆，江苏 昆山215300）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传统乡村经济中，“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然而，20 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电子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现代工业文明席卷全球，“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在快速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传统的“乡土家园”的生活环境被打破，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据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而到2010 年时，自然村数量就锐减到270 万。10 年间有90 万个村庄消失，几乎是以每天250 个的速度消亡”[4]。传统村落的迅速瓦解使得大量民众被迫进入城市生活，身处异乡、无所归依的空虚失落，让人们开始怀念“乡土”这个精神上的美好家园。这种思乡情绪不是具象化的、对某一处家园的怀念，而是抽象化的、对整个“乡土印象”的怀念。就像白先勇在小说《台北人》中所说：“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这是一个民族在面对新文化生态时所产生的普遍性的情绪体验，“是一种涉及人的生存的乡愁，是人的精神飘零无依、栖居艰辛的乡愁”[5]，我们称之为“文化乡愁”。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曾经失去的乡土家园难以寻觅，但我们还有博物馆这个融古纳今的神圣场所。一方面，博物馆替传统村落中的人们保留着“乡土记忆”，如一块记录村规民风的石碑，一套村民曾经使用过的石磨或者水井辘轳，一张记录原始村庄样貌的老照片，一盏曾经点亮生活的油灯，等等。另一方面，老工业遗址、老营业场所、老字号招牌等城市现代化历程中留下的物证也都被保存在博物馆里。正是因为掌握着这些独特的资源，博物馆可以针对文化乡愁的特点，有目的地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将自身的发展与当代民众的精神需求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文化中枢的作用。

一、文化乡愁的回归指向

与传统的古典艺术博物馆不同，现代博物馆不应局限于收藏、研究及展示藏品，还应自觉参与到社会当中，发挥公共文化教育作用。针对文化乡愁这一现代文明社会特有的“时代病”，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应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思考与探索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特色，更好地发挥疗愈文化乡愁的作用。

文化乡愁寄托着人们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眷恋和追忆，呈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趋势。具体来看，这种回归指向三个方面：

1.指向传统生活模式的人情味

从古代的农耕文明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人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中心的特有的社会关系，每个人从生到死，一直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看到的、交往的，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村人亲朋。乡里乡亲互帮互助，保持着一种温暖和谐的人情关系，形成了很有安全感的人际交往模式——“人情味”是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到了现代，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聚居在城市社区里，住户之间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风俗观念更是不同，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家家装铁栏，户户用猫眼，互联网上通南北，不和对面聊一言”，人们如同生活在精神的“孤岛”上，找不到情感上的归宿。这种陌生化的人际关系，和过去的“熟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无法回到传统的生活模式中，只能在心里渴望着原来充满人情味的生活环境，从而产生了指向温暖人情社会的文化乡愁。

2.指向乡土家园的安全感

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遵循乡风民俗有序地生活，耕种是普遍的生存技能，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技术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不用面临激烈的生存竞争，每个人都是这个乡土家园中的主体，以“自我”为中心，随着四季气候的变化参与劳作，与自然和谐共处，与社会建立起简单、自然而又紧密的联系，即使经济不发达，文化也相对落后，人们仍具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生产力发展迅速，自动化、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人们一贯熟知的生存技能和生活习俗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不了作用，不得不用各种方式“充电”来掌握新的技能，从而保障自己的生活质量。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个人的孤单和无力被放大，“个体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普遍缺少安全感。同时，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削弱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主体感”，以川流不息的车辆、闪烁的霓虹灯和林立的高楼大厦为代表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新的社会主体，人的主体地位被挤压。城市规划大多“见物不见人”，人们的传统记忆被抹杀，地方文脉也因此而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怀念传统乡土家园中“安全”的生活方式。

3.指向文化身份的群体认同

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是文化乡愁产生的根源之一，也是事关民族凝聚力的重大精神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普遍，中华民族在儒家文化熏染下形成的文化身份认同受到了动摇。一方面，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人口的大幅膨胀，拜金文化的大行其道，社会群体的道德迷失等，增加了人的焦虑。陈刚认为：“由文化认同危机所带来的生存焦虑和意义缺失，主要是因为过去心灵所系的文化命脉没有了或从根基处动摇了，所有的价值和意义都得重估或重新寻找。”[6]一个群体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必然会寻求重建文化身份，而文化乡愁“通过回归的姿态指向人的内心需求，是一种基于文化寻根意义上的心灵回归”[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乡愁指向了基于文化命脉形成的文化身份认同。

二、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应对文化乡愁的实践与探索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尝试建设了很多生态社区博物馆，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安徽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这些新型博物馆通过综合保护和展示传统村落与街区的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及生活场景，再现了当地地方文化的发展轨迹，在应对文化乡愁问题上日益显示出资源优势。与之相适应，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也在弘扬传统文化、疗愈文化乡愁方面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

1.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可以重构温暖的人情社会

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正是指向了博物馆作为“社区活跃参与者”及“社区的协调中心”的新角色。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可以通过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参与，弘扬传统礼俗文化，使聚集在同一区域的民众友爱互助，共建温暖、团结、互助的“人情社区”。

图一 周庄万三酒庄内景

近年来，苏州水乡古镇周庄建立起一批展示水乡民俗的博物馆，从服饰、音乐、美术等不同方面展示了周庄的水乡文化，万三酒庄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图一）。万三酒庄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黄酒厂，其出产的黄酒是周庄民众节庆时酒宴上必不可少的助兴用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酒厂逐渐衰败。为了留住这个“美丽的乡愁”，当地政府将酒厂原址改造成万三酒庄。万三酒庄不仅是一座具有怀旧意味的酒庄，还是一座黄酒博物馆，在陈列各类酒品的同时，向民众展示了蒸煮、发酵、原酿、贮存等传统黄酒酿造的完整制作工艺流程。游客们可以亲自参与黄酒制作，“研制”出各自喜爱的“新口味”，通过制酒、品酒、观览等不同方式感受周庄浓浓的酒文化和乡土风情（图二；封二，1）。在酒庄营造的怀旧与时尚相交融的氛围中，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传统乡土社会的温暖与惬意：老年人可以寻觅到年轻时代的记忆，年轻人可以体味到淳朴民俗的温情，青少年可以探索到大自然的奥秘。

2.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可以复活传统乡土家园

陈刚认为，乡愁虽然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抗拒，但其背后还蕴含着一种对“社会自我修复的期待”[6]，人们希望将乡土社会的优点移植到城市社区中，重建乡村式的温暖淳朴的群体关系。而在当代社会中，除了博物馆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场所，能够保存古代和近现代文明最宝贵的物证材料，记录一个地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尤其是社区博物馆和乡村博物馆，大多包含了较多源于本土的“乡愁元素”，如财神文化、酒文化等，为博物馆发挥疗愈文化乡愁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可以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展示所在地的民俗文化，“复活”过去的乡土家园，为民众留住乡愁。

图二 万三酒庄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

以江南地区的非遗文化“宣卷”为例。宣卷发源于唐代佛教文化，最初用于讲述佛教故事，劝化世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宣卷的艺术形式非常简单，两三个人配上简单的道具就可以演出，因此在民间特别是乡村流传较广。长江三角洲是宣卷艺术重要的分布区域之一，江苏靖江、浙江四明等地均有广泛分布，其中江苏昆山锦溪是历史上宣卷活动最繁盛的地方之一。宋末到明清时期，锦溪寺院林立，佛教文化兴盛，加之当地百姓崇尚文艺，艺事活动频繁，具备了培育宣卷艺术的土壤，而宣卷的内容也清晰地记录下锦溪乡土风俗的发展历程。在当地民众心里，“乡土印象”和宣卷之间存在某种联结的可能性。随着锦溪的快速城镇化，村落中的人们纷纷住进了社区，逐渐远离了原来的乡土生活，文化乡愁随之产生。为了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锦溪镇政府设立了锦溪宣卷艺术馆，定期开展演出活动，让民众在浓郁的宣卷艺术氛围中感受传统乡土文化，既保护了宣卷这种传统民间艺术，也留住了“乡土锦溪”的生活记忆（图三）。同时，锦溪还充分发挥“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文化资源优势，构筑起包括古砖瓦博物馆、民间壶具馆、张省美术馆等多种类型博物馆在内的“博物馆群”，从锦溪古镇的建筑风格、居民传统生活用具、锦溪人的艺术才情等多个角度展示“乡土锦溪”的文化面貌。这一系列展示锦溪乡土记忆的建设活动，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锦溪宣卷艺术馆可以充分利用锦溪博物馆群的力量，打造精品社会教育活动，如在宣卷历史专题展览的基础上，开展“发现锦溪，走进千年”的探寻式社会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了解宣卷历史的过程中感受锦溪不同时代的乡土文化，在对“乡土家园”的回归和重塑中寻觅传统记忆。

3.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能够重建文化价值认同

文化学者王昱提出：“文化与认同常常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8]文化乡愁根源于现代人面对新文化生态时产生的群体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这种精神困境的产生是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必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国内一些比较先进的移民城市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以苏州昆山市为例，来自乡镇等较不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约为本地人口的两三倍，已经成为城市的“稳定新生力量”。他们居住在不同的社区里，远离家乡，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文化乡愁的精神困境显得格外突出。针对这一情况，昆山博物馆以社区为中心，通过开展以保护地域文化、展示地方历史为主题的社会教育活动，让这些“新昆山人”逐渐了解并融入昆山的地方文化，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归属感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感。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昆山博物馆在巴城老街社区举办了“文博研学之旅——青少年非遗体验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将苏州的竹刻、“青团子”制作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巴城老街博物馆、水磨韵昆曲馆等场馆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听课学习、观览互动、学唱昆曲等项目，让参与活动的几十组亲子家庭沉浸在巴城老街社区浓厚的水乡文化氛围里（封二，2）。这样的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能够让城市移民真切地感受到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形成对城市文化价值的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解文化乡愁的孤独感。

图三 锦溪宣卷艺术馆内的演出

三、当代文化乡愁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反哺功能

围绕文化乡愁问题展开社会教育工作，能够凸显博物馆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发挥其文化中枢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乡愁也有着积极力量，可以反过来促进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发展。

1.文化乡愁的存在，为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并不是一种程式化的功能，需要随着博物馆内涵的延伸不断调整和发展。文化乡愁作为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精神困境，反映了当前社会民众所面临的熟悉与陌生的情感冲突、新与旧的记忆矛盾、空间流动与稳定栖居的生存张力、主体性的变动与多重压力的应对等新的社会问题，如何帮助人们摆脱这一困境已成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之一。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博物馆社教工作者们在不断地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主题活动才能更好地介入现实生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更好地满足当代民众的精神需求？当文化乡愁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普遍时，反而会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产生激励作用，使其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位于重庆渝北区兴隆镇的重庆乡愁博物馆，就是为了“追寻乡愁记忆，重塑乡村魅力”而专门建立的博物馆。该博物馆共设置了“少时之忆”“乡村大课堂”“巴渝乡愁项目沙盘”“农创文创”等四个展示厅，以刻石、木雕、集市等形式将巴渝地区的民俗风情、文化遗产、历史面貌等呈现出来，集中展现了巴渝地区的乡村风貌和乡愁文化。重庆乡愁博物馆正是为满足民众“回归传统”的精神需求而建立的，该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也因而有了明确的方向：通过复原“旧乡村时代”民众生产劳动、饮食起居的场景并设置相应的体验项目，对逐渐远去的乡村文化进行“唤回”和整合，让民众感受传统农耕文化，寻回乡愁记忆。

2.文化乡愁的积极取向，让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文化乡愁通过“在时空流逝错位中对过去颂扬而对现实批判，从而实现对现存时空的价值重构”[9]。文化乡愁包含着现代人积极的现实追求——构建既能体现传统美德，又有现实发展理想的更圆满的生存空间。现代人对乡土文化的回归愿望，促使社会重新寻找、认知传统乡村世界里的美好元素，并尝试在现代社会里进行重新架构。这种回归与重构的迫切需求使得博物馆在开展相应社会教育工作时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北京市昌平区北店村史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乡愁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积极影响。北店村建立于1615年，距今已有400 多年历史，受“村改居”城镇化改造的影响，这座传统村落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为了留住乡土记忆，2014 年11月，村民们成立了自己的村史博物馆，将家里保存的旧农具、老瓷器等老物件，以及拆迁前老房子的照片等作为展品，放在博物馆里进行展示。博物馆位于北店嘉园社区内，展板上展示了自建村以来所有的村民姓氏，不同的区域摆放旧房契、地契，老账本及背篓、马鞍、陶罐等过去常用的生活物品。这样的博物馆，承载着村民们的个人记忆和情怀，因此他们对博物馆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据工作人员介绍，所有村民都来过博物馆，对于社会教育活动，也都积极响应参与（图四）。现在这座博物馆已经被打造成当地乡村旅游的一个项目，村民们会主动充当讲解员，热情地为游客讲述着自己所亲历的乡村发展的“前世今生”。

图四 北店村史博物馆“忆苦思甜”社教活动

北店村史博物馆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没有记忆的民族，不会拥有光明的前途；没有记忆的村庄，无法拥有美好的未来。”博物馆里藏着一个村庄的“来处”，也藏着一个民族的“来处”，正是文化乡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让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3.文化乡愁所表达的情感诉求，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明确了未来的发展定位和使命

英国东盎格鲁生活博物馆馆长、“幸福博物馆项目”负责人托尼·巴特勒（Tony Butler）指出：“世界已经与往昔不同了。环境变化，资源压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幸福社会远比富裕社会重要得多……这一切都促使博物馆重新定位自己的使命。”[10]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的“精神健康”、社区的管理等，均是“幸福博物馆”关注的事业。巴特勒设定的“幸福博物馆”的建设目标，与文化乡愁所表达的情感诉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努力寻求更好的人类生存方式，维护人类的“精神健康”。

刘爱华认为，文化乡愁指向现代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也指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问题，最终是要构建“富有人性关怀”的新生活方式，这也正是博物馆未来的使命。文化乡愁是人类在科技文明剧变期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也势必会长期存在。它强烈的“回归”力量，促使博物馆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使命，在发挥文化中枢作用的同时，紧紧围绕文化乡愁的主题，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不断拓展社会教育服务的内容。

“我思故我在，我为故我强。”博物馆自诞生至今，一直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进行着不断探索和追寻。伴随着这一历程，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也在不断调整定位，努力深入到民众当中。深度参与社会文明进程并与文化乡愁这样的当代人类精神健康命题相始终、相配合，已经成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进步的标志。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6.

［4］张孝德.“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与有根的中国梦［J］.绿叶，2014（12）.

［5］钱中文.文学的乡愁：谈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N］.社会科学报，2016-01-12（6）.

［6］陈刚.全球化与文化认同［J］.江海学刊，2002（5）.

［7］刘爱华.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J］.民俗研究，2016（6）.

［8］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J］.国际观察，2000（6）.

［9］彭佐扬.乡愁文化理论内涵与价值梳理研究［J］.文化学刊，2016（4）.

［10］贺靖婷.英国六家博物馆获“幸福博物馆基金奖”［N］.中国文化报，2011-0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