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君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民国处于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突出，匪患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外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之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蹂躏”，民国时期“国事蜩塘，民生疾苦，创于兵，困于匪”[1]4，匪患问题是民国时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与“军队”“纸币”一起合称“民国三害”，匪患问题遍及全国，“盗匪之多，为世界冠”[2]83。当时全国各地的匪徒种类繁多，有劫盗、窃贼、马贼、海盗，陆匪等各种名目，形式不一，活动区域也不同，但性质都是从事抢劫掠夺、危害社会的不法分子。皖北位于安徽省北部，淮河以北，安徽省“地处南北冲要，夙为匪党出没之区”[3]，整个淮北地区自民国以来，也是土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有钢枪盒子炮等犀利之军械，横行乡曲，集镇为墟……逃亡之家，匪至必焚其庐舍，往往周围百里内，赭垣斗立，鸡犬不闻”[4]，所以皖北的匪患问题相较皖南更显严重。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皖北匪势异常猖獗，“皖北二十一县，如宿县、亳县、涡阳、蒙城、盱眙、来安等县，近已成为匪世界矣”[5]，几乎没有一县未曾遭受土匪侵袭，匪案多如牛毛，当时的报纸杂志也多有报道。1922年11月老洋人洗劫阜阳城后，“皖省与豫昆连之亳县太和等处人民遂一日不能安枕，土匪四起绑票横行，近亳县已不敢关城，而各处报抢之案多如雪片”[6]；1923年6月五河县袁子集出现大量土匪，“既众且悍，近已将该集占据，全集四百余户，家室大半荡然，人民损失之巨，不言可喻”[7]；1929年6月颍上太和等县匪患猖獗，股匪李克邦等率众六七千人，枪枝二千余枝，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8]；1931年泗县钜浸为灾，土匪虫起，11月初匪徒们伙聚成股，侵袭了一大半城镇，“附近庄村，受害甚烈”[9]……

民国时期的匪患问题是当时全国性的普遍问题，皖北地区频发的匪患当然也不容小觑，与全国相比，皖北只是零星一角，因何会发生如此多的匪患，将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影响皖北匪患多发的因素既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全国匪患多发的共同原因，也有因皖北自身的地域特点所造成的特殊因素。《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作为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播媒介，受众广，内容范围涵盖全国，是了解当时皖北匪患的全国性影响的重要途径，在这些报刊杂志上可以找到导致皖北匪患多发的普遍性原因，并结合一些小众媒体对皖北匪患报道的研究以及皖北的实际情况，我们也能得以窥见皖北匪患成灾的自身原因所在。

一、连绵不断的战乱造成社会急剧动荡

民国时期政权变更不断，各方势力相互倾轧，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同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都带来了频繁的战乱，造成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从而给各种社会问题的滋生与泛滥提供了温床。土匪亦是社会混乱的产物，当时的舆论对此早有论断，即“匪祸每起于多事之际”，如“吉林有易督风潮而胡匪以起，山东有外交风潮而土匪又起”[10]，而民国作为新旧社会过渡的特殊时期，这种“多事之际”实在不可胜数，因此有时人感叹：“盖自辛亥革命以还，军阀横行，生民涂炭，甲起乙扑，相寻无穷。无一时而非制造盗匪之机会，无一地而非产出盗匪之原料。”[11]皖北地处淮河流域，作为南北冲要，历史上大小战争纷乱不断，向来是各方群雄争斗之地，而“自秦末群雄并起刘项争王，唐李崛兴明朱奋起，俨成帝王之业，今日为盗明日为帝之印象已深入人心”[12]，成王败寇的现实思想在乱世之中愈发膨胀，参与派系争斗已然成为不少人施展抱负的途径。两派相争，必有一败，胜者为王，败者为匪，战争成为匪患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对于两军交战地来说，直接受战争的冲击，“胜者地方尚不致受其糜烂，而败者既经败兵之洗劫，而复加以胜兵之苛求，则人民之荡析离居破产流亡者，自必不在少数”[11]，因此频繁的战乱给当地社会带去的直接破坏性影响足以使人民流而为匪。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由于受洋货的冲击，传统手工业濒临破产、农村经济日渐凋敝，而频繁的战乱则加重了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战乱不仅会消耗当地的人力物力，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非常直接的。军队所到之处，一旦引发纷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大人民，土地因为战乱而无法耕种，农民失去经济来源，住所也因此毁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势必流而为匪”[11]的现象。不仅如此，战争势必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不良商人“只要有货在手，无不利市三倍”，“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国难发财，暴富起家”[13]的现象也是常有的，使得贫富差距加大，贫者生活无望，“遂出绑票抢掠之下策”[14]。因此当时媒体就曾披露“战事不息，其势非尽驱全国之民尽为匪盗不可”[11]，战乱严重成为造成众多匪患的最主要原因。

二、天灾频繁发生滋生大量流民

民国时期战乱纷繁，社会动荡，人民大量流而成匪，除了连绵不断的兵燹，频发的自然灾害也是造成大量流民的罪魁之一。民国以来，“无岁不灾，兵匪水旱虫疫，种种之天灾人祸，无不备历，江南河北，荒凉一片”，民众“日处于灾祸威胁之下，惟有仰首苍天，听命运之支配”[15]。皖北地区素来多灾，常被水灾、旱灾、蝗蝻、雹灾等自然灾害席卷，而且祸不单行，这些自然灾害往往接踵而至，频繁发生。其中最具危害性的，便是破坏性巨大的水灾。水灾发生时， “民间房屋倒塌殆遍，黑夜之间扶老携幼伫立水中，彼时风声雨声号哭声，一并交作，惨不忍闻”[16]，而且，由于皖北地处淮河流域要冲，平原广阔，受黄淮泄洪的影响，水灾时常发生，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全境尽成泽国、田庐禾谷、俱被淹没、死者漂没、生者流离”，“沿淮各县，灾情尤重，全国各地水灾、盖无逾于此者”[17]， 1946年皖东北地区发生水灾，“各县积水数尺，亦无法宣泄，浸达堤根，无土可以抢救，以致沙淮泉各河，多吿溃决，庐舍飘流，田禾淹没”，阜阳、颍上、霍邱、寿县等县“纵横数百里，一片汪洋”[18]，造成四百多万亩土地受灾，损失粮食六百多万石，受灾人口高达两百多万[19]。

旱灾也是皖北人民罹受较多的灾害。1935到1936年，皖北连续遭受特大旱灾春荒，“入秋以来，雨量稀少，田畦龟裂，赤地千里，灾区广达二十余县，就中以太和、阜阳、临泉、霍邱、涡阳、亳县、蒙城、宿县、灵璧等县为最惨重，寿县、颍上、凤台、定远、怀远、凤阳、泗县、五河、盱眙等县次之”[20]，旱魃为虐导致大量灾民死亡，甚至出现夫妇先缢毙儿女，然后自尽的一家五口集体毙命的惨况[21]。这仅仅是水灾和旱灾惨象的一角，更不必说多种自然灾害相继发生的惨状。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了大量灾民，其中无法行动的灾民只能等待死亡，稍有行动能力的，要么外出逃荒，要么落草为寇以求生。

三、天灾未去，人祸已至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得皖北地区民不聊生，叫苦连天，但“天灾未已、人祸又来”[17]。当皖北人民遭受自然灾祸之际，匪徒往往趁虚而入，使得皖北各县 “民生日见凋敝”，在自然灾害和土匪趁火打劫的双重打击之下，流民日渐增多，弱者成为社会刀俎上的鱼肉，其中“不愿甘为饿殍者、多挺而走险”[22]，使得土匪的规模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扩大。当然“人祸”不止于匪徒的趁虚而入。地方剿匪不力、官员腐败失职才是更大的“人祸”，也是造成皖北匪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控制土匪的措施，往往有剿抚两种，“镇压得法则匪皆为民，抚治无方则民皆成匪”[23]，匪案多发时，围剿是第一要务，但无论是驻军还是皖北地方武装，每每围剿时，实际情况却是 “本可包围土匪，聚而歼之，然仅恫吓之使逃遁而已，竟使土匪流害于乡间”[24]。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也是“既不严密防范于平日，又不认眞破案”[25]，无法抑制匪患的滋生。因此，《申报》有评论指出，“以今日军阀不能制匪，观之匪之势力盖蒸蒸日上矣”[26]，剿匪不力导致匪徒的势力日益膨胀。

与地方剿匪不力相比，官员腐败失职的影响则更为严重，不仅无法剿匪以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而失职腐败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皖北亦是如此，尤其是倪嗣冲在任时期，从上到下整个官僚体系腐败至极。地方武力不能有效抑制土匪，使得匪势日渐蔓延，而地方官员的腐败失职则直接促使了匪患的发生，无疑是对皖北匪患状况的火上浇油。倪嗣冲做安徽都督兼省长时，将督军署从安庆移至蚌埠，坐镇皖北，臭名昭著。其在任期间，不仅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还利用省参议会和组织公益维持会进行贪污腐化等寡廉鲜耻的勾当，并且私自扩充部队，任用爪牙，占领文武机关，就连倪姓一族，都得以鸡犬升天[27]368。1922年阜阳匪祸惨烈，究其原委，实乃倪嗣冲侄子倪道煦“勾结土匪扰乱乡邦”所致，而且驻军团长倪金镛也是倪嗣冲本族子弟，倪金镛“挤加地丁，募兵卫已，驭无方戒备不周”，匪祸来临时，所有武军促卫团只知拥护倪氏一族出逃，“置数十万人民数千万财产三百年精华区域于匪徒掌握，致全城顿化灰烬，商民多被掠杀，而所有拥多金之人反皆安然无恙”[28]。待匪离去，驻军才归城下令搜索残余，殊不知匪徒已至临近县域劫掠一空。因此，官员的腐败失职甚至官匪勾结极大地助长了皖北土匪的势力。

四、微妙的兵匪关系使得匪患难以抑制

武力在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的乱世中，是解决问题的直接途径。民国时期诉诸武力的方式有二，一为匪，二为兵。兵和匪两个看似对抗性的群体在民国时期却很难区分，兵匪交融，兵去匪来，匪去兵至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军队就是土匪的重要来源。

民国时期派系林立，大小纷争不断，对匪势的扩大与蔓延有促进作用。从军本就是当时人们解决生计问题的无奈之举，有战争必有成败，而战败之兵一旦无所归依，与游民无异， “足增土匪之力”，成为“土匪之新势力”[29]，溃兵就成了土匪的重要来源。而且，各方势力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不仅无暇控制匪患，无法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还会与匪互通声息，兵至匪则退，兵退而匪又至，暗地的武器交易不计其数，“政府以枪炮与军队，而军队复以之与匪”[30]，甚至直接招抚土匪以扩充兵力的现象也时常发生。祸害过皖北的老洋人、刘黑七等股匪，一出事即被招抚为兵，时军时匪，地方军阀也“纵兵为匪，庇匪为兵”[31]，使得匪患不但难以抑制，还大有扩充之势。

另外，与官匪勾结不同，民国时期的兵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匪。军队在民国时期多如牛毛，一些军纪涣散的军队士兵行为本身就与匪无异，他们经常搜刮劫掠、骚扰民众，而且仗着有军队的庇护，更加肆无忌惮。如皖北驻淮某师，打着剿匪的幌子，“每出剿匪，除要民供应外，入室搜索，稍有值钱之物，即怀之而去。匪所经处，则目为匪巢，鞭挞其家人，燔其庐舍，罗其器物，捆载而归。且对于小农，索物不遂，则诬以通匪之名，饮恨而死者，不可计数”，因此当地有“匪到如梳，兵到如篦”[4]之谣。由于军队耗养大，不仅无法抑制匪患发生，甚至徒增匪患，所以社会对裁兵的呼声恳切。然而裁兵并非易事，“遣散不难，而难在遣散后之安插与防制”[32]，棘手的是被裁之兵如何安置的问题，而且 “吾国之兵多数为本无职业无教育之人，农工业不发达，人口过多，生计憔悴，若裁遣不得法，则引起扰乱或致不可收拾”[33]，无法得到妥善安置的士兵，最终还是会流为土匪。

五、社风与民风的异化

近代以来，受外部力量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原有轨道，加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变化，文化也相应发生了转变。民国时期新旧文化相互冲击，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社会文化崇尚俭约，而西方外来文化追求的及时行乐享受，无疑是对人类欲望的一种释放，奢易俭难，奢侈之风自然容易得到流传，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到处歌台舞榭，到处淫窟赌场，皆销金窟也”[13]，人们不得不慨叹，“前清之季，已患风俗之奢，今乃尤甚”[34]。初期奢靡的社会风气或许只在通商口岸和大城市流行，但随着国门日渐被打开，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的社会风气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更何况皖北地处的淮河流域在清朝中后期就已出现“不学问而美衣服，不耕桑而喜游宴”[35]736，追求浮华生活的社会文化。生活奢侈并非是一种恶德，甚至还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向追求奢靡生活的方向发展，只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加重社会的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加重，诸如匪患之类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又会不断蔓延加深，从而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循环。

社会奢靡是一方面，皖北地区剽悍的民风也是匪患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常说南方人含蓄，北方人粗犷，每个地方民风的形成都受当地历史地理文化的影响。南方多山水，地区间信息传递困难，而北方多平原，一览无余，塑造了北方人多豪迈奔放的性格。安徽南北分明，皖南多山，人们性格较内敛，皖北多平原，长期以来造就了皖北人的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另外，受多年自然灾害影响，皖北经济凋敝，经济基础受到影响，文化也相应发生了一定变化。皖北民风逐渐从“土俗俭朴，民生纯厚”渐次转为“民风劲悍，好乐斗祸”[36]36，正所谓“气即嚣凌，尚勇争而弗知礼让”[37]21-24，崇尚武力解决问题。当时的媒体曾有评论指出，“皖北风气闭塞，人民强悍，向为土匪出没之区”[38]，“皖北习俗强悍，盗风素炽”[3]，因此，剽悍的民风也是影响匪患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匪患是人文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皖北匪患多发，与该地区的人口素质有很大关系，而人口素质除了地方社会风气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该地区教育水平的影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还包括民众教育。因为学校教育受众有限，而民众教育则面向所有国民，对人口素质和社会风气的塑造有重要作用，然而“社会上一般人的传统观念，多误认学校式的活动，才是教育，至对学校以外的民众教育，往往忽略或轻视”，皖北的民众，虽然身体强健、风气勇武，但“大多数是强悍有余，而知识不足，本质极好，而教育未施，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39]，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阻滞，孤陋鄙塞，“缺乏见闻资料与机关”，加上农民思想单纯，易受人蛊惑，“一二野心家欲假借民意，愚弄饥民而暴动，以致社会受害，弊端百出，此皆因农村教育之不发达也”[1]4。所以知识不足、教育未施成为影响皖北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继而影响到皖北的社会风气，最终影响到匪患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匪患是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除了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地理环境也会直接影响到匪患的发生。民国时期山东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匪患严重，与其独特的“崮”地形有关，这些因河流侵蚀而形成的较矮的山，为土匪的藏匿和固守提供了先天条件，因“临城劫车案”而名声大噪的孙美瑶部，就盘踞在抱犊崮地区[40]15。同样，民国时期豫西匪患严重也与山地地形有关。然而，为何皖北地区无险峻山峰，却仍然成为土匪经常席卷的区域？这是由于平原地形一览无余，与山地相比，虽无法为匪徒的藏匿和驻扎提供条件，但非常便于土匪逃窜，这也是形成皖北“客匪”肆虐的原因所在。民国时期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大股土匪经常“光顾”皖北，由于没有山地阻挡，窜逃飞速，难以捕捉，如豫匪老洋人前脚刚洗劫完阜阳，“救济灾区之事迄尚未了”，后脚老洋人便已“复移队驻毫”[5]。同时，皖北的地理区划也为匪患的滋生提供了便利。皖北与豫、鲁、苏省接壤面积较广，行政管理复杂，边界地区“向为盗匪渊薮”[41]，皖北的匪患问题也因此加重，匪源难遏。

七、结语

从民国时期多种传播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出，导致民国时期皖北匪患发生的原因很多，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皖北的匪患问题一方面受连绵不断的战乱、腐败的官僚体系、兵匪交融和奢靡的社会风气等普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皖北自然灾害频发、民风剽悍等自身特点有关，匪患多发也是人文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素质和地理环境都会影响匪患的发生。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是皖北的匪患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源，而且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导致匪患等社会问题在民国时期愈演愈烈，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社会问题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