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晓 蕾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张爱玲与简·奥斯汀

在英国女性小说作家的版图里，简·奥斯汀犹如山峰般矗立其中，受众人仰望。她是指引女性从“荒漠”走向“绿洲”的小说家。美国著名作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简·奥斯汀是英国百年文学史中经历数次革命，但依旧经久不衰的两位作家之一[1]。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的才女作家，虽不像简·奥斯汀那样举世闻名，但在中国众多的女作家里也是独树一帜，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一流的作家。

奥斯汀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受当时社会制度的束缚，她没有机会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但她家中藏书丰富，在得到父亲的允许后，她通过广泛的阅读开阔视野，并且培养了敏锐的洞察力。被称为“英国小说版图里的丘陵”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作品中评价简·奥斯汀为“在女人当中最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写出了不朽作品的作家”[2]。奥斯汀一生从未远行，生活平淡无奇，各项家务及会客之余，完成了多部举世闻名的著作。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传统旧家族，家世显赫，旧式的父亲和西洋范儿的母亲施与她中西不同的教育，十岁时父母离异、十四岁时父亲再婚使张爱玲失去了往昔的优越生活。考取伦敦大学却因战事转到香港大学，然而香港的沦陷又使她被迫离开，回到同样沦陷的上海。本想在圣约翰大学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却因为诸多原因再度中途辍学，之后专注写作，以卖文为生。张爱玲因少年时家庭的变故，数次辍学的经历，与胡兰成的情感困扰，赴香港后又因残酷的现实返回上海等困境，青春时代的理想追求均未能实现。因此，写作不仅成为了她谋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内心，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主要方式[3]。

二、代表作中人物伊丽莎白与白流苏的分析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和简·奥斯汀透过相同的女性视角，以婚姻爱情作为共同的主题，描写了不同的小说人物。张爱玲与简·奥斯汀所生活的时代，国家文化背景、家庭和教育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她们各自作品中的爱情和婚姻，却突破时空和文化限制，展现出许多相似之处。

(一)具有“灰姑娘”的形象特征

首先，两人都身份低微，外表美丽。伊丽莎白长相漂亮优雅，白流苏面容小巧精致，都是身份较“低微”的女性。伊丽莎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位小乡绅，因家中无兄弟，家产只能由远房的堂哥继承；而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出生在残败腐化的白公馆，白家是个没落的诗书望族，传统而闭塞，没有殷实的家底，在她适婚的年纪，甚至没有足够的金钱为她置办体面的嫁妆。其次，两人都经历了艰辛的磨难与考验。最初伊丽莎白拒绝了继承其父亲家产的堂兄柯林斯的求婚，随后又因对达西的偏见及其傲慢不逊的求婚态度，拒绝了他第一次的求婚。除此之外，伊丽莎白还曾被放荡不羁的韦翰的外表所迷惑。而白流苏也是饱经风霜。她的第一任丈夫唐一元是个典型的放荡公子，甚至婚后还继续过着风花雪月、彻夜不归的浪荡生活。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受到尖酸刻薄的哥嫂的冷嘲热讽，冰冷残酷的现实使寻求寻常的归宿成了流苏的奢望[4]。第三，两人坎坷之后终获幸福。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第一次求婚后，使得达西重新审视自己，逐渐学会尊重他人，也默默地关心着伊丽莎白的家人。最终达西的改变让伊丽莎白剥去偏见的外壳，发现他是个性格温顺，心地善良的绅士，两人和好、相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而张爱玲给了流苏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香港的沦陷让两颗自私的心走到了一起，流苏嫁给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虽然对于这桩婚姻她只是抱着以爱谋生的目的，但终归找到了一个还算体面的依靠。

(二)重视物质基础

虽然在伊丽莎白的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是情感而不是金钱，但她也同样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当她和舅舅来到达西先生所拥有的彭伯里庄园，身处富丽堂皇的生活环境中时，她说：“本来我应该是这儿的女主人。”[5]在奥斯汀的婚姻观中，婚姻中金钱不可缺少，它能提供基本的物质需求；但真正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不受金钱支配。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谈到《倾城之恋》时说：“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白流苏)无暇顾到心灵。”[6]由于家庭中得不到任何依靠，只有离开现在的家，才能找到新的婚姻和经济保障。白流苏为了摆脱离婚后的窘境，借助自己的美丽面容接近香港上流社会的富商范柳原并深深地吸引了他。最终范柳原和白流苏结了婚，但是这段看似有爱的婚姻里事实上是缺乏爱情基础的。他们的结合依附着一种纯粹的目的，白流苏为得到金钱和保障，而范柳原是为了她的美貌，他们各取所需[7]。

(三)现代女性意识：反抗精神和强大自信

伊丽莎白具有不顺从的反抗精神。她教养良好，落落大方，但从不畏惧别人的挑衅。当伊丽莎白受到凯瑟琳夫人羞辱的时候，她随即反驳，不失礼貌与尊敬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消除隔阂两情相悦时，再次遭到凯瑟琳夫人的羞辱，但她没有丝毫退却和妥协，与之据理力争展开正面交锋，大胆捍卫自己婚姻的权利和家族的自尊。相比之下，白流苏的反抗精神不是伊丽莎白那样直接，而是安静的循序渐进的反抗。白流苏和唐一元新婚几日后，唐一元便原形毕露，夜夜笙歌乐不思蜀，后又娶回胡云当小妾。胡云飞扬跋扈，故意挑衅白流苏，想看她暴跳如雷的样子。但面对挑衅白流苏视若无物的表现让胡云感到非常失落。同时白流苏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按照规矩，让胡云每天给她请安，同时要求唐一元有一半的时间陪她[8]。胡云面对这样的安排，除了任性耍脾气也别无它法，而白流苏用智慧维护了她作为正妻的尊严和权利。

除此之外，两人身上都显露出女性强大的自信。伊丽莎白有很强的主见，不会轻易改变其主张，当与达西先生观点不同时，她没有改变自己，而是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达西先生。白流苏的自信可以从她与范柳原交往过程中情感的自控力，对范柳原的吸引上得以体现。她利用女人在世人眼中柔弱的印象，表面处处受人牵制，实际上步步为营，最终成功获胜。

三、透过小说分析两位作家的婚恋观

(一)拜金社会中女性面对婚恋的焦虑与抉择

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中国的旧上海，婚姻是女性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换一句话说，就是和一个富有的男人结婚，可以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依靠。奥斯汀曾说过，接受过教育但家庭条件不好的年轻女性，总是把结婚当作唯一的一条较为体面的退路。虽然结婚不一定会获得幸福，但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依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9]。

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家人为了让王娇蕊嫁得更好，有更多的选择，将她送往国外留学[10]。还有张爱玲的《花凋》中，“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11]。由于家族门第的没落，郑川娥也不得不通过婚姻以谋取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在社会现实面前，两位作家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于爱情、婚姻和金钱的选择充满了焦虑，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社会的生活充满了矛盾。

(二)经济条件是维系婚姻的前提和基础

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婚恋很少被以爱情为主来考虑，人们将婚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观念的陈旧，物质的紧缺，让离开物质的爱情无法存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只有通过嫁个有钱的男人才能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地位，才能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奥斯汀和张爱玲均在作品中对女性因为金钱而做出的不符合社会规范、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讽刺，但她们都没有对金钱本身进行嘲讽或者抨击。奥斯汀认为，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在拥有爱情的基础上同时又能够得到财富，那么这个人才是获得了真正的幸福[12]。

(三)对于爱情在婚姻中重要性的认知差异

对于爱情这两位作家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在18世纪的英国，财富与婚姻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没有财产的妇女在社会中缺乏谋生的基础和条件，嫁人则成为改变现状的一种需求和途径。简·奥斯汀虽然明白这一事实，但仍然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原则，坚信爱情，认为金钱永远无法取代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她笔下的女性努力追求以爱情为基础，同时又能维护自尊的婚姻，既具精神的相互吸引，也有人格与尊严的平等[13]。而张爱玲，家世的阴影，童年的不幸，婚姻生活的坎坷，及其本人的气质性格决定了作品中的悲观主义气息。在她笔下的婚姻世界里，爱情失去了本真不再浪漫而单纯，爱情成为了利益交换和谋生的工具。她笔下人物的爱情及婚姻乃至整个人生都充满磨难与缺憾，情感是以物质为基础，爱情次之。

四、结语

张爱玲和简·奥斯汀是名留东西方文学史的两位各有创作特色的女性作家，她们心思细腻，以婚姻爱情为主题，从真实琐碎的日常切入女性生活，通过作品中鲜活的女性角色描写，展现出她们各自的婚姻观念和女性自我实现的精神魅力。张爱玲是文字的天才，她不留情面地揭露男女爱情虚假的面具和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奥斯汀一辈子没有嫁人，但她却始终相信爱情是世上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