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青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一、引言

Identity, 又称身份或认同，它是人类一直在追寻和探讨的问题，在20世纪中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基尔·克鲁斯(Jill Krause)和尼尔·瑞维克(Neil Renwick)认为“身份的建立，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都是社会生活一个普遍、重要的方面”[1]39。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文化身份的问题。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被译作文化认同，简单来说，它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特性。但是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如何维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则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霍米·巴巴(Homi Bhabha)针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提出了“杂糅”概念，他认为“杂糅”是“殖民权力、其不断变动的力量与稳定性之生产能力的符号。它是对借助否弃(即那种确保了权威的‘纯粹’、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而实现的统治过程进行策略性倒转的名称”[2]159。因此，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再是单纯的倾向一方的问题，而是在本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建构的。

在当前的国内外研究中，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问题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Malini Schueller 指出，在多种文化共存的语境中，解构美国和中国、男性和女性、以及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才能更好的建立华裔女性的身份[3]。Yuan Shu承认汤亭亭在重写华裔女性的主体性上做出了很多努力[4]。 国内学者胡亚敏认为，事实上，汤亭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她从小生活在西方，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深受美国思想的影响，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得到西方人的认同，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及获得成功，但是她所拥有的华裔背景却让她难以很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5]。张义在其论文《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身份建构》中认为华裔女性作家想要“反映和探讨种族历史与传统文化，将华裔美国人定位为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并努力修改柔弱女子的性别身份”[6]。这些都揭示了汤亭亭作为华裔作家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她的双重文化背景造成的身份认同困难，同时也表达了她想要通过民族文化再书写重构华裔女性身份，让华裔女性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

本文先解释什么是“杂糅”文化身份以及其文化身份在文中的体现，继而着重分析作者通过重述民族文化，颠覆美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从而建构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在此基础上分析作者建构文化身份的原因，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了作者本人的身份焦虑。文章结合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理论，着重分析了汤亭亭对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她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重述建构了的“杂糅”文化身份。期望以下的分析能对《女勇士》的文本理解有新的启迪，对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二、“杂糅”的文化身份

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不再只是通过霸权占领殖民地，奴役被殖民者，他们通过文化霸权来压制被殖民者的本民族文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人一等，并且认定被殖民者是“他者”，这就导致了被殖民者的身份焦虑以及他们迫切地想要建构文化身份来寻求认同感。罗如春在《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中提及霍米·巴巴关于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的见解：“过去的受殖人民、近日社会的移民(或多元文化人口)，——所有这些，别无选择，只能栖身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在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我们的身份认同。简而言之，我们‘既是此又是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过程之中。”[7]150霍米·巴巴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认为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构造出来的，少数族裔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建构的是“杂糅”的文化身份。这种“杂糅”的文化身份更有利于被殖民者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也能让他们找到归属感。同样，斯图亚特·霍尔也强调杂交性，他认为“移民社群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8]208-223。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作家，从小在父母讲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但是现实生活中却生活在美国这个异质文化中。她需要在自身的中国文化和所生活的美国文化中寻找差异并且利用差异，“通过差异来定义身份”[9]87-107，让自己更好地立足于美国社会。她借助《女勇士》，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再书写，建构了其“美国自我”与“华人自我”相结合的杂糅文化身份。

《女勇士》中的叙事者“我”，就是汤亭亭建构出来的“杂糅”文化身份。首先，“我”具有美国文化的特质：追求平等，注重个体发展和渴望自由。“我”渴望男女平等，最痛恨的民谚是“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头鹅不养女仔”[10]39。同时，“我门门功课拿A”[10]41，希望可以拿到奖学金去上大学，认为作为女性也可以接受平等的教育。其次，汤亭亭意识到完全摒弃本民族的文化是无法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更无法立足于美国社会。汤亭亭“十分清楚自己的族裔属性，特别强调她的中国文化继承和美国华裔属性”[11]47。所以，“我”身上也具有民族文化记忆，其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打抱不平的女英雄气质、坚忍勤劳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羌笛野曲》一文中，“我”是花木兰的化身，带领军队惩奸除恶，斩除皇太子，杀掉压榨乡亲的大财主。同时，在训练的过程中，“我”忍受着风吹日晒，皮肉之苦。回乡替父从军时，父母又在“我”的背上刻上仇恨、誓言和名字。这种坚忍不拔的品质以及替乡亲报仇的女英雄气质都体现了“我”身上的中国特质。

并且在《女勇士》中，从“我”的心理历程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态度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一开始“我”反抗并且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小说一开头母亲就说道：“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10]1但是汤亭亭却用文字记录下了无名姑姑的故事，想要质疑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她认为姑姑是旧中国的牺牲品，她可能遭受到了某个男人的胁迫，同时她也认为对姑姑真正的惩罚不是村民们对姑姑的突然袭击，“而是全家人故意要把她忘掉”[10]14。当时的“我”对这种中国文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我”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很大，而且非常难听，甚至拼命地想要成为一位地道的美国人，想要模仿她们“走路正，说话轻”[10]9。但是后来，“我”看到了母亲身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品质：自强独立、意志坚定、救死扶伤以及大无畏的精神。并且在母亲所讲述的花木兰和蔡琰故事的影响下，“我”从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逐渐转变成认同，也逐渐认识到文化记忆对自身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性。首先，汤亭亭在自己母亲身上看到了一位艰苦奋斗、刻苦求学的女性形象。当汤亭亭父亲在美国时，她的母亲利用父亲寄来的零用钱去广州学医，而不像是月兰一样拿着丈夫的钱逍遥度日。在广州读书时，她是班上最刻苦、最勇敢的学生，她敢于跟所谓的鬼魂作抗争。从母亲勇兰身上，她看到了从小在中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母亲是如此的坚韧、勇敢与独立，渐渐转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其次，汤亭亭通过母亲所讲述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让她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通过重述花木兰的故事，既体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出了“我”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与赞同。同时，蔡琰的故事，更是给予了汤亭亭一个希望以及她想要建构的一个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不是单一地依靠某一种文化，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其他文化交融中产生。正如书中的小女孩所说，如果她们和地球上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她们就属于整个地球，“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10]98。这正体现了汤亭亭的诉求，不是简单地受单一文化的影响，相反，是在中美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更好地构建华裔美国女性的文化身份。

三、“杂糅”的文化身份建构：重述身份

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汤亭亭对母国文化的联系不够深切，同时对美国文化又没有一种归属感。她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背景下，努力在两种文化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不是重新发现身份，而是生产身份。不是植根于考古学而是植根于对过去的重述中(retelling)的一种身份”[8]208-223。汤亭亭本人也认为，单纯地记录神话不过就是祖先崇拜，她“所用的保持中国文化鲜活的方式是以新的，美国的方式去讲述她们”[12]177。汤亭亭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新阐释中华传统故事，透过这些故事重述自我的文化身份。

花木兰是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人物形象，替父从军，保家卫国。但在汤亭亭的笔下，花木兰这个故事糅合了武侠故事、好莱坞电影、中国的历史典故、近代中国的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妇女等片段，让花木兰这个人物更加立体丰满，同时也展现出了汤亭亭理想中的华裔女性形象以及她想要建构的文化身份。汤亭亭通过花木兰这个人物建构了“杂糅”的文化身份，她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体。首先，汤亭亭在民间传说和母亲所讲故事的基础上重述的花木兰身份体现了美国特性。 花木兰在她七岁的时候在一只鸟的带领下进入白虎山。她之所以拜师学艺是因为一位老太太跟她说，她可以为村上的人报仇，可以抢回被盗贼抢走的粮食，并且她的侠义行为也将会被汉人永远铭记在心。从这点能够看出，花木兰的深山修炼是想要实现自我价值，想要成为一个独立并且有思想的个体，而不是单纯地被他人掌控。这体现出了汤亭亭在建构花木兰这一形象上的美国思想，花木兰不再是单纯的替父从军；相反，她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其次，汤亭亭建构的花木兰既消除了性别区分，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她把岳母刺字的典故和花木兰的故事嫁接在一起，将“精忠报国”改成了“报仇”“誓言和名字”。她说：“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人的力量。”[10]193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已经打破了性别之分，拥有着男性和女性的优秀品质。同时花木兰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替父从军代表着百善孝为先，惩奸除恶则代表着保家卫国、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信念以及集体主义的思想，并且花木兰在训练中坚忍不拔的品质更是中国人勤奋刻苦的一个象征。

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完美地将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塑造了具有“美国自我”和“华人自我”的花木兰，一位反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独立女性。“过去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8]208-223正如霍尔认为的那样，文化身份不是简单地叙述和找寻过去，而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建构。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样也需要对其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汤亭亭将中国传统经典故事与美国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建构出了独一无二的花木兰，她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文化叠加在一起，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建造出颠覆华裔女性刻板印象的文化身份。

汤亭亭重述的另一个是蔡琰的故事。作为一直想要成为真正美国人的“我”，在母亲的中国故事影响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开始逐渐增强。从刚开始母亲讲故事给“我”听到后来“我”和母亲共同讲述蔡琰的故事，明确地传达了汤亭亭关于构建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想法。蔡琰作为被掳的一方，与蛮人一起生活了十二年，才得以回归到自己的国家。在与匈奴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只要他们一靠近，她便疯了一样想杀他们。在这期间，她生育了三个小孩，趁匈奴人不在的时候，便教他们汉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下，蔡琰寻找一种平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也不被匈奴文化排除在外。《胡笳十八拍》正是蔡琰努力的结果，她在匈奴的乐曲填上自己的汉语词，她唱的是中国和在中国的亲人，她的歌词好像也是用汉语写的，“可野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有时他们觉得歌里有几句匈奴词句，唱的是他们永远漂泊不定的生活”[10]192。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是两种文化通过彼此的交流和融合，达到了一种共鸣。这首《胡笳十八拍》，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国古琴名曲。“中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仍然演唱这首歌曲，歌词翻译得也不错。”[10]192这个结尾不正是汤亭亭一直探索并且想要找到的答案吗? 虽然蔡琰和匈奴人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但是通过她的努力，匈奴人可以渐渐理解蔡琰的文化，这首《胡笳十八拍》正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及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化可以顺利交流，同时也可以找寻到文化认同感。汤亭亭笔下的蔡琰是一位“胡”“汉”两个民族文化沟通交流的使者，她通过自己的方式，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获得话语权，解放了自己，赢得了匈奴人的尊重。汤亭亭重述中国传统文化故事，是为了让美国理解并接纳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两种文化的沟通交流与融合，从而建构了“杂糅”的文化身份，让华裔女性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扩大华裔女性在美国的话语权。

霍米·巴巴认为混杂是“是不同种族、族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杂的过程”[1]39。汤亭亭同许多华裔一样，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空间里：一个是看不见的想象中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美国世界。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华裔必然会产生对自我身份建构的迫切性。正如卫景宜所说，《女勇士》的作者汤亭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以及对中国历史传说故事的改写深刻地展现出了华人在美国真正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给华裔作家提供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有效的隐喻功能[13]173-184。汤亭亭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故事，通过重述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建构了“杂糅”的文化身份，让她不再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同时也能让她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事实上，汤亭亭确实取得了成功，不论是《女勇士》这本书在美国的畅销，还是她的身份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同，都证明了汤亭亭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华裔女性赢得了身份认同。

四、汤亭亭：“两位一体”的身份焦虑

关于身份焦虑，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提及，他人对我们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14]7。总而言之，人类是在集体社会之中生存，无法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而身份焦虑的主要原因，则是人类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是受到外界社会与周围人评价影响的。华裔美国女性移民，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族裔特征。她们身处异国他乡，寻求的不仅仅是立足在美国，更多的是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感。但是在美国主流文化的霸权下，她们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华裔美国女性不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纳，同时也与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脱离，没有归属感，一直处于一种“身份焦虑”的状态。同样，汤亭亭作为第二代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一直被认为是“他者”“边缘人”，徘徊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边缘，族裔文化和自己的身份认同让她困惑、焦虑。她建构文化身份主要是由于自己身份焦虑，首先是社会层面上，美国的法律制度以及种族歧视导致了汤亭亭的尴尬处境；其次便是文化层面上，汤亭亭不仅遭受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压制，无法发声，而且还承受着父权文化所带来的压迫。她是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同时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对抗，更让她没有归属感，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

首先就社会层面来说，华裔女性的身份焦虑主要来源于美国社会的法律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华裔一直处于被美国社会排斥的状态。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导致了华人成为众矢之的，一直被排斥在美国的法治体系之外。1924年的美国种族主义法律《移民法》拒绝华人融入美国社会，并且也禁止境外中国妇女赴美与她们的丈夫团聚，事实上，这就导致了华人在美国的急剧缩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同美国一起抵抗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成为战线同盟。1943年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华人一直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在美国从事着最低级的工作，比如开洗衣房、经营餐厅、开杂货店等。汤亭亭的父母就是属于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他们在美国靠开洗衣房为生，养活一家人。汤亭亭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的父亲是从古巴乘船偷渡到美国的，而且前前后后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并且在偷渡过程中，他被移民局警察逮捕过两次，也被遣返两次。 正如《女勇士》中的“我”一样，反复被父母强调说有些秘密是不能说的，尤其是关于移民的秘密更是不能当着美国人的面提及，一旦这个秘密说出去了就会被遣送回国。即使身处在强调自由平等、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美国社会，美国并没有给华人营造一个安全的、有归属感的氛围。并且由于种族歧视，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华人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华人一直是被压迫的对象，华人女性更是在夹缝中生存。

其次便是文化层面，汤亭亭作为第二代华裔一直被美国主流话语压制，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导致了她的身份焦虑。赛义德(Said)在《东方学》中提到，对于美国人而言，所谓的“东方”是与远东(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起来的，它与欧洲相邻近，之前也一直是长期处于欧洲的殖民势力之下，因此它“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15]1-2。东方，一直以来都是以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形象所存在，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是落后、粗鄙、专制和腐败的代名词。在文化层面更是如此，西方国家始终持有自己的文化高于东方文化的观点，对东方的文化更是将其“他者化”。在美国眼里，中国就是落后的粗鄙小国，其文化也是落后的，只有美国才代表先进的文化与文明。一方面，美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影响，为了实现对其他种族的边缘化和弱化，将华人形象刻板化。华人男性被塑造成顺从的、被动的、缺乏男子气概的刻板印象。华人女性也不可避免地被刻画成特定的人物形象，她们是娇小、温柔、屈从、橄榄肤色以及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娃娃”，或者是奸恶狡诈的“龙女”。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汤亭亭感受到了自己所遭受的文化压制，想要打破华裔女性的刻板化形象，建构出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为华裔女性发声。

另一方面，文化压制与种族歧视更是存在于汤亭亭的日常生活中。 《女勇士》中的“我”，切身体验着美国人对中国的他者印象。在《羌笛野曲》一文中，汤亭亭描写了小时候上学时期的“我”，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拼命地想要隐藏自己的中国声音，有时甚至还模仿美国人说话细细的女性声音。“我”的沉默，是在美国这个大环境里被逼而成的。“我”和妹妹上课总是不愿意讲英文，即使说英文也是嗫嚅低语。汤亭亭清晰地描写到，除了她以外，其他华人女孩也不讲话，于是她明白了华人女孩沉默的原因是因为她们是华人。所以后来，当“我”遇见那个不讲话的小女孩，“我”总是迫切地想要用各种方法让她开口说话，因为“我”明白沉默不语、失声无法让华裔女性立足于美国社会，只有大胆地发出声音，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美国社会。同时，书中的“我”，以“疯女”的形象诉说着华裔女性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困境。汤亭亭在书中详细地描写到，每家都会有个疯女人，而她家的疯女人便是书中的“我”，“我”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灰蒙蒙的，手也总是脏乎乎的，常打碎东西。并且“我”爱跟自己头脑中的一些英雄好汉讲话，跟他们沟通交流。同时“我”还总是想象力丰富，时常幻想自己是轻浮粗暴的孤儿，有着白皮肤，长着白头发，骑着白马。书中的“我”作为一个反叛、思想跳跃的女孩，对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持有质疑的态度，被认为是疯女。其实，汤亭亭是透过“我”来折射出她自己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身份焦虑，描写这个疯女人形象表现出汤亭亭不再沉默，她想要为华裔女性发声，从而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

五、结语

本文从后殖民的角度出发，以霍米·巴巴和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为立足点，分析了汤亭亭自身的身份焦虑，探讨了她透过书中主人公“我”的视角，呈现出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的尴尬处境，通过重述中国传统故事来构建中美文化相融合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既不是只依靠自己的母国文化，也不是完全吸收美国文化，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架构了既有“美国自我”又有“华人自我”的文化身份。这样华裔女性即具有西方文化特质，比如对平等、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又有来自父母所教育的中国文化特质，比如行侠仗义的女英雄气质等。汤亭亭通过重新建构华裔女性的“杂糅”文化身份，从而替换掉被主流社会贴上的标签，以便华裔女性在美国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广泛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