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琪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麦家的这部新作《人生海海》，书名就来自作家故乡的闵浙方言，泛指沧桑变迁之后的坦然和领悟。它言说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世浮沉，更是浙东山村一代人在二十世纪历史浪潮中的命运飘零。麦家一向擅长传奇的书写，《风声》《暗算》等描写抗战时谍报工作的小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也为作者带来巨大声誉。然而他这次却抛却已熟悉的谍战题材，讲述了一个生于富阳山区农村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进而表现浙东的乡土在整个二十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异化以及价值剥落。《人生海海》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麦家回归故乡的转型，好比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麦家似乎也在刻意营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除了书名以及故事的发生地外，作品的情节安排上也暗含着一个从他乡到故乡的“归乡”命题，如“上校”经历抗战、内战以及朝鲜战争最终回归家乡，还有叙述者“我”在小说的第三部中从西班牙回归故乡。麦家用他精心营构的民间叙事艺术将回归乡土的尝试付诸实践。

一、性器·道义·声名——崇拜与偏执的民间信念

小说以一个叫“上校”的人物展开，村民表面上称其上校，然而私底下却以“太监”的绰号称呼他，这是因为流传着一个说法，他在战场上被炮火炸伤了生殖器。几乎每个人都对“上校”的性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包括年岁尚小、不谙人事的“我”。“上校”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际同样也是因为人们对其下半身的好奇、谣传和偏见。人们一方面对他的聪敏多智和乐善好施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另一方面却又在心底里对其充满不齿与鄙夷，全因为他单身不婚，尚无子嗣，这也是他身负“上校”与“太监”这两个意义极端悬殊的绰号的根本原因。

这里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常深厚的民间价值向度，即生殖崇拜。陈思和提出“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1]，而这原始的人类欲望的很大一部分指向的就是生殖欲望。生殖文化一直是民间社会的一个极富生命力的坚实存在，在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里，它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角色，一直被压抑着。从孔子批评“郑声淫”，到五四新文学家们鞭挞“鸳鸯蝴蝶派”，皆是因为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人的性欲望，体现了主流话语对民间的遮蔽。尽管民间的生殖欲望一直处在被压制的境地，但还是蓬勃生长，四处滋蔓。

生殖崇拜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性器的崇拜，《诗经》里有一篇民间歌谣《褰裳》有这样的诗句：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2]69，根据郭沫若和李敖的考证，“且”本身就是男子性器官的俚语，也就是说早在周以前，性器官已经成了民间俚语的一部分，张口就说，稀松平常。随着儒家礼教的束缚，民间对性器的追逐逐渐走向极端，在《金瓶梅》中，四处可见对西门庆“那话”的夸张书写。而在《人生海海》中，主要人物“上校”一个异于常人的标志就是他独异的性器官，“上校”在战场上伤了下体，新长出来的疤又厚又硬，使得他的生殖器体量大增，反而成为他的生理优势，也使他成为抗战时日本军官遗孀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在民间价值观念里，一定程度上性器还是权力的代名词，一个大家族的领袖人物必然是生殖能力强的人，而没有性器官的太监只能以附属品的方式存在。莫言《生死疲劳》里的洪泰岳，之前一直是西门屯的领袖，性欲极强，然而当他被西门猪咬掉生殖器后便一落千丈，直至癫狂。在《人生海海》中，“上校”凭借他强健的性能力逐渐取得日本上层女鬼佬的认可，甚至还取得了川岛芳子的信任，这为他刺探敌方情报提供了巨大便利，逐渐成为军统内举足轻重的人物。经历半生传奇回到双家村后，因为一个没有生殖器的谣传，“上校”成了村民口中的太监，被人鄙夷。

民间对性器的崇拜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把男女的性器与诸多自然界的动植物对应起来，成为蔚为壮观的民间性符号隐喻系统，比如水鸟隐喻男性，而鱼则对应女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关于性器官的隐喻，比如弗洛伊德就总结过西方社会的两性隐喻符号，“长形直竖之物如手杖、伞、竹竿、树干等”[3]116是男性的象征性器物。《人生海海》的开篇就介绍了双家村的前后两座山，一座海龙山，一座老虎山，而龙虎正是男性与女性的性别隐喻。从古到今，龙都是男性的隐喻，龙的原型是蛇，蛇的形状伸屈自若，时柔时刚的特征，使它成为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意义。《史记·高祖本纪》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4]114刘邦出生的荒诞经历自然是史官的杜撰，但可以证明的是龙自古就是男性的身份隐喻。与之对应的则是，虎一直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女性生殖崇拜的隐喻，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认为人出自葫芦，葫芦像女性的子宫。虎形体与葫芦相类,类似一个怀孕的母体。上古传说中的西王母就是母虎女神，主管生与杀。因此,虎自然被视为女性的隐喻,受到民间的崇拜。双家村的海龙山和老虎山便象征着男性和女性的生殖欲望和强健的生命活力。

民间社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有其自身运行的生存法则，它和官方的法律是平行存在的，所谓“皇权不下县”。而维系这种稳固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就是民间的道义力量，有时这种力量和官方的政策往往相悖，将官方的行政力量消解于无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说下，民间自发形成的道义力量往往被当作非文明、非理性的荒蛮形态。在五四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力量是需要被“民主”与“科学”所取代的糟粕。然而事实却是，民间的道义力量在很长时间内与官方权力一同构成对国家的管控，一道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二者对社会运行的把控形成一种共生互补关系。这种道义力量甚至成为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坐标，如《论语》中就有“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5]80的说法。《人生海海》中这种民间道义力量的彰显俯拾皆是，“我”的爷爷一开始对“上校”深恶痛绝(因为有谣传称“上校”和“我”的父亲存在性关系)，但是当红卫兵押着“上校”游街，极尽侮辱时，爷爷大骂红卫兵。因为在底层民众的价值坐标里，并没有那些空洞的标准。“上校”极富智慧，又乐善好施，浑身每个细胞都喷溢着精气神，在村民们看来他就是道义的化身。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上校”参加过军统，又和日本女鬼佬有过一段不堪言说的过往。当官方的价值准绳和民间道义力量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道义观念发生了作用，文中以“我”的口吻直言“别以为我们是野孩子，不讲道德，祖宗定下的道德是长在我们身上的，像胎记，抹不掉的”[6]198，这就使得双家村的村民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反感。

同样根深蒂固的另一个观念是民间社会对于个人及家族声名的偏执。民间一直流传着“家丑不可外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俗语，这是因为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个体人的存在，宗族体系的网络牢牢笼罩着每一寸乡土，维护家族的名声是每个人的至高义务。为了维护声名，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义约束。《人生海海》里，“我”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澄清儿子和“上校”之间的谣言，毫不犹豫地把“上校”出卖给公安局，条件仅仅是让公安局给村里张贴一张辟谣的告示，以维护家族的声名。然而事与愿违，当爷爷告密的事情流传出去后，反而给家族的名声蒙上巨大阴影，名声坏掉的一家人几无立锥之地，爷爷在羞愤中自杀身亡。《人生海海》中，这些生命原始欲望的张扬，这些根深蒂固的道义观念以及对家族声名的偏执，都构成了麦家所沉溺的深广的民间世界。

二、猫·瞎子·智者——血肉丰满的民间人物群像

麦家一直擅长给笔下的人物起绰号，如《暗算》里的小马驹、《风声》里的老鬼等。在《人生海海》中，绰号的运用被发挥到极致，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是以绰号的形式出现的，从“上校”“太监”到“老巫头”“老保长”，再到“小瞎子”。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是“上校”，他叫蒋正南，但是这个名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叙事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蒋正南”这个名字时直言“蒋正南大概是上校的名字吧，我不知道，应该是的吧”[6]90，麦家的这一处理极具民间色彩。

在广阔的民间世界，每个男性社会成员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这仅仅是为了官方记录的方便，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下使用率是极低的。日常生活的场域中，民间的人物指称一般是以绰号的形式出现，样式包罗万象，首先是依据鲜明的生理特征如“瘸子”“红眼睛”等，《人生海海》中即有“小瞎子”“矮脚虎”等。其次是依据职业身份，如“老巫头”“上校”等，其他还有依据各种飞鸟走兽，生活用具名称的绰号则不一而足，蔚为大观，甚至如贾平凹《古炉》主人公的绰号就叫“狗尿苔”。同时，一个人的大名，即有名有姓的官名是静态的、固定的，一般情况下一生都不会发生变化。但绰号是动态的，是伴随一个人的成长流动的，如“上校”早年是一个技艺精巧的木匠，那么他的绰号可能就是“小木匠”，后来生活经历发生变化，才相继有了“上校”和“太监”的称呼。绰号一方面体现了民间生命价值的卑贱，另一方面则彰显了民间的蓬勃活力。

“上校”这个人物是整部作品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在他的生活里，常伴左右的不是爱人，而是一白一黑两只猫，这两只猫正是“上校”的人物镜像，神秘深邃而又纯净高贵。承载他一生荣辱的是腹部的伤疤即女鬼佬刺的那两行字，它类似谍战小说里常出现的意象“密码”，关于“上校”的整个故事都是为了解开这个密码而展开的。“上校”的这个伤疤，一方面是“上校”被损害、被侮辱的标记，因为这是女鬼佬在他身上宣泄变态情欲的产物，这个疤痕不仅是他一段不堪的、难以启齿的记忆，也是他后来遭受磨难的关键。疤痕在这里成为一种受辱的标志，这在文学作品中也并不鲜见，如莫泊桑《瞎子》中的主人公，他身体最鲜明的标志就是那使他双眼失明的伤疤，这是他一生受辱的根由，最终在寒夜里死去。然而“上校”伤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上校”的“军功章”，因为它记录了一段经历，即“上校”打入日军内部刺探情报，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上校”的伤疤就有了光荣和坚韧的标记意味。只不过“上校”的那份光荣和奉献在其时的情境下是不被认可的。伤疤的丰富内蕴也正契合了他形象的丰富性，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悲剧，但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悲情英雄来概括他，因为他的身上负载着太多历史的、人性的桎梏，只能说他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步步退却的迟暮英雄。

与英雄相对应的便是小人、恶人，即“小瞎子”，他是《人生海海》中唯一一个眉眼清晰的恶魔性因素。引用“恶魔性因素”来关照文革叙事是陈思和的一个创见，它是指“一种用来表达某种欲望、暴力、破坏或者具有生命爆发力的意象”[7]315。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关键词“欲望”“暴力”“破坏”和“生命爆发力”。小瞎子像是一个手段残忍的恶童，批斗大会上，在台上“胡司令”和台下群众的注目下，他手持皮鞭眉飞色舞地对“犯人”用刑。由此，他联结起了三种欲望，第一种是“胡司令”为代表的红卫兵的权力欲望，值得注意的是小瞎子自己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望，他巴结“胡司令”只是为了能够掌握随意虐待别人的快感。第二种是他自己的破坏欲望，小瞎子的破坏欲望不仅仅体现在破坏别人的肉体，更多情况下是他制造流言，从而摧毁人的精神。小瞎子散播的关于“我”父亲与“上校”的流言给爷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是爷爷最终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第三种是群众的窥私欲望，几乎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上校”的秘密，从一开始“上校”是不是太监，到后来“上校”腹部的那行字是什么，群众的窥私欲愈演愈烈。小瞎子的身上并不是仅仅交织着欲望和破坏，他还是一个极具“生命爆发力”的人，“生命爆发力”是一种超越生命常态的癫狂状态。小瞎子对超出常规的癫狂越轨行为心存痴迷。文革前，双家村村民面对“上校”时都表现出了尊敬和礼貌，只有在私下才称呼他“太监”，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小瞎子，他一次次当面直呼“上校”为“太监”，被打之后虽疼得龇牙咧嘴但并无痛苦之色，仿佛被虐之后才能达到生命的癫狂和大欢喜状态。及至他被“上校”割去舌头，挑断手筋和脚筋后，他也没有沉沦，一直在尽可能制造流言，极尽破坏之能事，可以说小瞎子是一个极富生命活力的民间恶魔。

民间人物中更多的则是希望生活安稳的乡土伦理的守护者，突出人物就是爷爷。和老保长不同，爷爷讲的最多的不是故事而是仁义忠信的民间道理，他是乡土社会的一个智者。然而讽刺的是，爷爷为了维护家族名声做了告密者，最终身死名灭。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家族名声，这是乡土社会里最正当的诉求，然而他的告密却违反了民间的道义准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矛盾处境，更折射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伦理道德的精神悖论。

三、讲故事与听故事——限制叙事视角的民间形式

看过《人生海海》的读者都会注意到麦家并没有采用惯常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上校”波澜壮阔的生命传奇是由老保长和林阿姨等不同人物的转述，才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条，这是一种典型的限制叙事视角。但是，稍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与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中的限制叙事有所不同。现代读者对全知视角的嫌隙一方面是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则是“对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叙述的是否真实可信表示怀疑”[8]68，也就是说在西方叙事学框架下，限制叙事视角最终的指向是扑朔迷离的虚无，是没有真相。经典的采用限制叙事视角的作品如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以此改编的的电影《罗生门》成为了影史经典)，七个与武士之死有关的人各自言说，都自认为把握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七个人的合力将事件推向一个扑朔迷离的叙事圈套，使得事件没有了真相，走向虚无。《人生海海》同样采用多声道的限制叙事，“上校”的传奇经历由爷爷、老保长和林阿姨的叙述共同完成，但和《竹林中》不同的是，多人的叙述不仅没有将故事引向模糊，反而通过他们的叙述，“上校”的经历才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人生海海》的限制叙事视角和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不同。麦家所采取的是一种中国民间的故事言说方式，即口口相传。在这种民间传统的叙事结构里，每个人既是讲故事的人，又是听故事的人。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或是历史故事的构建历程中，从来都是历经几代人的群体性工程，最终形成一个来龙去脉十分清晰的叙事结构。虽然这个叙事结构的最终呈现会使得人物形象存在脸谱化的倾向如“曹操奸”“关羽忠”，在一定程度上也流失了历史的部分真实和人性表现的丰富性，这是限制叙事的弊端，但是它从来不会走向“罗生门”式的了无头绪的虚无。《人生海海》的开篇是对双家村地理环境的介绍，这一部分是由爷爷来叙述的，是放置在爷爷这个限制叙事中。第二部分放置在“老保长讲”这个限制叙事里，主要呈现的是“上校”在抗战和内战时的经历。这两个时期，老保长部分地参与了“上校”的生命经历，所以他可以真实地讲述。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听故事的人，比如关于“上校”异于常人的性器的事就是他听妓女讲述的。在他的讲述中呈现出“上校”雄健和传奇的一面。第三部分是“林阿姨讲”的限制叙事，这一部分还原的是“上校”在抗美援朝时的经历，呈现出来的是“上校”充满男性魅力的一面。“我”作为一个听故事的人串联起了这几个讲故事的人，从而把“上校”波诡云谲的一生相对完整地还原出来，也将这个充满血泪的民间传奇讲给两个小女儿听。由此，麦家所采取的这种限制性叙事模式也牢牢地打上了口口相传的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民间叙事色彩，麦家的这一尝试也是对叙事学的一个突破，即多声部的限制叙事未必会消解整体性走向虚无，反而会合力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线条。

《人生海海》中凸显的民间叙事格调宣布了麦家从他乡到故乡的一种回归，相比其他主流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人的回归乡土，麦家似乎是姗姗来迟。然而透过这部作品，麦家的回归恰逢其时，他的深入民间与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寻根有很大不同，不单单是文化意义上的回归。小说的时间下限是2014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腾飞令世界瞩目，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才和资本的涌入，更有大量海外华人的回流，小说第三部分的言说主体“我”就讲述了自己从马德里回归故乡设厂投资的事。这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批海外华人的回流共同演绎着新时代的“归乡”主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麦家的回归乡土就有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说，麦家的回归恰逢其时。对其个人而言，《人生海海》是麦家想要摆脱“类型作家”称号的尝试，他是有着很强的纯文学大家情结的作家，从《两个富阳姑娘》等作品中已现出端倪。对当代文学而言，《人生海海》进一步开拓了纯文学的体量，进一步打通类型文学或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早在2008年麦家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评论界就承认了类型文学是纯文学增量的事实，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这两部类型文学作品作为新世纪两个十年的重要收获，共同开拓出当代文学新的意义边界。《人生海海》则进一步把传统纯文学与民间通俗传奇熔于一炉，推动了纯文学概念向大文学的转变，这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是有着独特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