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绮雯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郭翼（1305-1364），字羲仲，昆山（今属江苏）人，元明之际江南汉族中下层文士的代表。他家境贫寒，又不屑为举子业，向张士诚献策亦无果。在社会动荡且出仕无门的大环境下，诗人转而投身由杨维桢、顾瑛等文坛东道主引领的文学活动中，开展了丰富的诗歌创作，留下了不少兴寄高远的佳什。

《四库全书总目》中《林外野言》提要有评：“翼从杨维桢游，诗颇近其流派。其间如《望夫石》《精卫词》诸篇，皆用铁崖乐府体，尤为酷似。”[1]谈及郭翼诗歌，便不能绕开杨维桢及其铁崖诗派对诗人创作的影响。

一、“铁门诗人”郭翼

杨维桢，号“铁崖”，诗歌创作极具艺术个性，时称“铁崖体”。所谓“铁崖体”，就体裁而言，应是排斥束缚性情的律诗而专尚古体，尤以“古乐府”为主。这些诗歌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圆熟平缓的藩篱。

关于“铁崖诗派”，杨维桢在《玉笥集叙》中已有谈及：“泰定、天历来，予与睦州夏溥、金华陈樵、永嘉李孝光、方外张天雨为古乐府……一时学者过为推，名余以铁雅宗派。”[2]309其后列有该派主要成员：昆山顾瑛，郭翼，吴兴郯韶，钱塘张映，嘉禾叶广居，桐庐章木，余姚宋禧，天台陈基，会稽张宪。可见，郭翼确属铁崖诗派无疑。

黄仁生《铁雅诗派成员考》一文首次对该派成员进行了考证，初步确定铁崖诗派诗人共91位，除杨维桢外，有铁崖唱和友19人，铁门诗人71人。郭翼即属于铁门诗人一类。然杨维桢在《可传集序》中有言：“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2]473诚然，即便是能诗者，水平也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有高下之分的。黄仁生综合多方考量，遂列郭翼、章木、宋禧、张宪、袁华、吕诚、吴复、杨基、金信、贝琼为“铁门十家”[3]，视为铁门诗人中的最优者。凡此种种，都是郭翼在铁崖诗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证明。

铁崖诗派对郭翼诗歌创作的影响在诗体、诗风等方面多有呈现，最显著的当属诗人70余首“古乐府”的创作，这也是笔者即将重点探析的部分。其余如《和李长吉马诗二十三首》，是效仿李贺所作，同以五言绝句借咏马抒发不遇于时的苦闷，也应是受到杨维桢力追长吉的影响。

二、郭翼所作“古乐府”谫论

（一）“古乐府”的范围界定

上文所引《玉笥集叙》中已提及“古乐府”，该文中还有言：“我朝习古诗如虞、范、马、揭、宋、泰、吴、黄而下，合数十家，诸体兼备，独于古乐府犹缺。”[2]309可见，“古乐府”应属“古诗”诸体之中，其“古”字当取“复古”“崇古”之意。既然“古乐府”是杨维桢大力倡导并大量创作的，那么关于它的范围界定便要从《铁崖古乐府》等诗集中寻找答案。

首先，从题目来看，“古乐府”中既有汉魏六朝（隋）的旧题，如《将进酒》《公无渡河》等；也有唐宋人所拟的新题，如《丽人行》《花游曲》等；还有杨维桢等文人自创的新题，如《精卫操》《卖盐妇》等。需要说明的是，“旧题乐府”也曾被称为“古题乐府”或“（先唐）古乐府”，但很明显与铁崖诗派的“古乐府”并不等同。其次，从体裁上看，杂言体、五七言古、五七言绝乃至四言乐府均有出现，可谓兼收并蓄，并以其中“小乐府”最具特色。此外，不少乐府采用歌、行、吟、谣、篇、引诸体，同属歌行一类。最后，从创作手法上看，诗人或以旧题写本事，或以旧题写时事，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诗歌内容涉及抒怀、咏史、游宴、闺情等各个方面。

由此可见，铁崖派“古乐府”的内涵是相当宽泛与灵活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杨维桢看来，除了律诗（含排律）以外，以各种古体与近体所创作的各类题材的诗歌，是都可称之为‘古乐府’的。”[4]此言也并非全然夸大。

综合以上认识并结合郭翼的创作情况，笔者在划定诗人乐府诗范围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1）诗题具有乐府属性，包括元代以前已有定评的和当时文人新创的乐府题；（2）参考传统看法，如四库提要中即点明《望夫石》《精卫词》皆用铁崖乐府体；（3）诗歌带有明显的歌行性质，如《题沈君锡画木》就是典型的歌行体，属于“题画类乐府诗”。三条原则占其一者即归入“古乐府”之列，既不过于严苛也不至于空泛。据此，笔者梳理出郭翼乐府诗共74首，约占诗人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

（二）郭翼乐府诗的诗题特征

从诗题上看，郭翼乐府诗中选用先唐旧题的居多，共31首，另有17首如《柳枝词》《堤上行》等用唐宋新题，其余26首诗歌基本为元人的新题乐府或是郭翼“即事名篇”的诗作。值得思考的是，这与元代乐府诗的整体创作情况并不一致。元代百余年间，诗人们从未停止乐府诗创作，元朝末年，在杨维桢的带领下，更是掀起了创作乐府诗的高潮。在这些作品中，元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数量较多，且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周霆震的《军中苦乐谣》、张宪的《胭脂井》《大腹儿》、杨维桢的《食糠谣》《地震谣》《苦雨篇》《拟雪词》《弹瑟篇》等，尤以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成就最高。然而，这类在杨维桢笔下可谓“出入少陵”的新题乐府，在郭翼笔下却少有现实主义光辉，以清丽婉媚者居多。

相比于新题乐府，郭翼根据先唐旧题创作的乐府诗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更胜一筹，理应重点分析。这些篇目“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既可以溯源先唐，又有立足当下的生成。笔者将郭翼部分旧题乐府与宋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的篇目进行了比对，梳理如下：

《送远曲》二首：鼓吹曲辞中有《齐随王鼓吹曲》，是谢朓奉镇西随王教于荆州道中作，其八《送远曲》状送别场景，郭翼诗则是送友入京时的嘱咐之语。

《江南曲》《游女曲》《采莲曲》《采菱曲》《江南采莲曲》：相和歌辞中有《相和曲》，其三《江南》歌唱采莲时的愉悦情景。清商曲辞中有梁武帝作《江南弄》七首，转为歌采莲女，属艳歌。郭翼《江南》《游女》《采莲》《采菱》四曲便是《江南弄》的拟作，诗中对女子的衣着、情态、心理多有描摹，写得婉媚动人。《江南采莲曲》在内容与体裁上都与上述四篇不同，首句“涉烟采芙蓉”[8]451似是对古诗十九首的回归，全诗清新雅致又带有淡淡的哀愁，将江南的美景佳人描绘得恰到好处。

《白头吟》《婕妤怨》：相和歌辞《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怨诗行》。郭翼《婕妤怨》哀后宫佳人“弃捐徒怀想”[8]463，与本事多有联系；而《白头吟》却是古题新义，感叹君臣关系中常常以新间旧，出现周公恐惧流言、荀子废死兰陵的悲剧。

《凤台曲》：清商曲辞中有梁武帝制《上云乐》七曲，一曰《凤台曲》。郭翼诗与李白同题乐府一样写弄玉吹箫的传说。

《独漉篇》：乐府原诗属舞曲歌辞，题解中引《伎录》句：“求禄求禄，清白不浊。清白尚可，贪污杀我。”郭翼据此生发，抒写理想中清明的政治环境，与原诗“为父报仇”以及李白拟作“为国雪耻”的主题多有不同。

《自君之出矣》三首：汉徐幹《室思诗》中有“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句。宋孝武帝以“自君之出矣”为首句作乐府，收入杂曲歌辞。其后所有拟作均以此句开头，并常在第三句写“思君如（若）××”。郭翼诗也依循此传统，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是典型的代言体。

《行路难》十二首：乐府原诗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中认为此题多有“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杨维桢曾言郭翼诗中少有“大号疾呼”，这十二首《行路难》[8]440却是例外，诗中充斥着诗人对人生的慨叹。有痛陈身世如“予年四十贫不仕，戚戚何日展颜色”；有感年华易逝如“人生寓一世，何异石火飞流猋”；还有因天命难违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如“天意茫茫何可道，夷叔饿死颜回夭”以及“富贵在天那在我，争者招尤速其祸”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几首借抒写女子容颜老而君恩移的不幸来寄托诗人心中苦涩的诗，在这一乐府题的拟作中不多见。

除以上所列，还有如《棹歌行》《阳春曲》《淮南王曲》《夜起来》《夜夜曲》也同属旧题乐府。虽然这些诗歌中呈现的主题纷繁驳杂，难于概括，但对乐府旧题的运用却是有迹可循。就内容的比对上来看，古题古义的诗歌居多，即在主题思想上与乐府原诗相吻合，如《阳春曲》《自君之出矣》；有十首左右的诗歌属古题新义，如《送远曲》《夜夜曲》，其中更有《独漉篇》甚至抛开本事，以赋题法进行创作。此外，这些旧题分属《乐府诗集》中的五个大类，且诗人不拘泥于前人多有拟作的篇目，实属难能可贵。对于乐府旧题，从乐府诗本事到文人拟辞，已俨然形成了特定的创作传统，大量的文本积累对后代诗人而言既是财富也是桎梏。郭翼乐府诗中《白头吟》《行路难》诸篇，能在唤起读者集体记忆的同时实现“陌生化”的效果，这无疑对创作者的叙事策略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郭翼乐府诗的诗体特征

从诗体上看，郭翼诗歌中小乐府与歌行尤其引人注目。

所谓“小乐府”，承自南北朝乐府诗，多指五言四句体裁短小的乐府。郭翼74首乐府诗中有23首都采用了这一体式，包括《春波曲》《江水辞》二章、《阳春曲》《凤台曲》《淮南王曲》《自君之出矣》三首、《明镜篇》《汴隄曲》《王孙曲》《春闺曲》《寄衣曲》《送远曲》二首、《湘弦曲》《夜起来》《弃妾言》《连理树》《征妇怨》《柳枝词》《莲子曲》诸篇。杨维桢曾言：“绝句人易到，吾门章木能之；古乐府不易到，吾门张宪能之；至小乐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9]对其小乐府创作颇为自得。笔者观郭翼小乐府清新柔媚、明丽晓畅，极有铁崖神韵，亦可谓“能之”。

这些小乐府中以表现闺情、闺怨的最多，有南朝民歌的风致。如其《莲子曲》，诗云“为郎剥莲子，莲子忆空房”[8]470，用“莲”双关“怜”，又以顶针格营造出回环往复的音韵美，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另有《征妇怨》中“君久戍远碛，妾愁在空帷”[8]459以及《连理树》中“时有鸳鸯鸟，来衔并蒂花”[8]459等句，不加雕饰而又清妙自然，如同随口而出，却又展现出了内心深处最为细腻柔软的情感。像《明镜篇》中“使君持照妾，不解照君心”[8]446一句更是别有韵致，虽为代言却真切可感，又因其篇幅短小而添了几分嗔怨的味道。此外，又有如《汴隄曲》咏史、《湘弦曲》歌神，语言风格为之一变，有铿锵之气。

另一方面，郭翼乐府诗中歌行一类也很有代表性，这些诗篇顿迭起伏、自然酣畅，较小乐府大不相同。关于“歌行”的概念辨析已然纷繁，这里不再赘述。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拟将题目中含“歌、行、吟、谣、篇、引”等标志性语汇，以及虽没有标志性题名，但艺术风貌中带有歌行特色的七言或杂言（以七言为主）诗歌纳入考察范围，典型篇目如《花游曲和铁崖韵》《拜石坛》《行路难》十二首、《昆山谣送友人》《天台行送友人》《题沈君锡画木》《白头吟》《云泉生歌》《小姑谣》等。

歌行本出于乐府，却又不尽相同。乐府诗中常常“无我”，多采用代言体，以固定的角色进行陈述与抒情；而歌行中通常“有我”，诗中的声音就是诗人本人的声音，是为自我抒情。郭翼诗中基本遵循这一规律却也有突破，正如前文所言，其《行路难》十二首中就有“宁作蓬池并翼鸟，飞飞到死成匹双”的代言之作，值得关注。

郭翼歌行一体书写的内容少有雷同，因而诗歌篇目虽不甚多却题材丰富，诗歌风格也因此多有变化。如其《云泉生歌》为抒怀之作，言曰：“诸侯不荐士，朝廷不求贤，读书试吏东海边。……骐骥一日千里驰，未遇伯乐犹鸣悲。荆山之璧亘光彩，世无卞和谁识之。”[8]464沉痛、激愤之情交织其间，可谓疏狂凌厉。又如《拜石坛》状景物，有“初疑帝遣神鳌首戴海上之青峰，又疑星蕊坠地变化为芙蓉”[8]434等句，豪放飘逸，极尽夸张之能事，属李白一路。此外如《花游曲和铁崖韵》中“玉艳摇溶养龙水”“青狐泣冷鸳鸯墓”[8]430等句瑰奇幽冷，与李贺诗风相仿佛。

除了以上所提，郭翼乐府诗中如《江南》《游女》《采莲》《采菱》四曲及《蹋踘篇和铁厓韵》四首，体裁上均采用前三句为七言、后四句为三言的格式，且第一个三言句与最后一句七言的末尾三字相同，读来有回环往复之感。

综上所述，郭翼乐府诗的体裁灵活多变，依附又助力于内容的表达，给读者以较强的代入感。

（四）郭翼乐府诗的价值与不足

郭翼乐府诗最重要的价值无疑是充实并壮大了铁崖诗派，响应并推动了杨维桢倡导的“古乐府运动”。铁崖诗派的乐府创作对元末乃至明代诗坛的影响之大，学界已有一定的共识，这种影响包括乐府诗篇（集）的大量出现、对乐府这一诗学概念的丰富与发展、传统诗风的突破、复古风尚的革新等等，可谓承前启后的元末异响。

郭翼与诗派领袖杨维桢关系密切，多与之唱和“古乐府”，现存《精卫操和铁崖韵》《花游曲和铁崖韵》等8首。杨维桢对竹枝类乐府颇为青睐，创制有《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海乡竹枝歌》，郭翼亦有竹枝词和柳枝词各二首，其中又以《吴中柳枝词》和杨氏《竹枝词》。诗人对以杨维桢为导向的乐府创作的关注与支持程度可见一斑。此外，郭翼乐府诗的格调风韵深得杨维桢真传，廉夫也多次推许郭翼之诗，将其视为“铁崖体”的范例，并将诗人划定为能“继其绪馀者”的四位圈内人之一。铁门诗人中，现存“古乐府”最多者为张宪，其次便是郭翼，诗人以其74首的存诗数量、丰富的题材内容、多变的体裁特色，成为了铁崖诗派的中流砥柱，铁门诗人乐府创作的整体风貌也略能从郭翼存诗中窥得。

然而，笔者仍需指出的是，自汉世街陌谣讴至文人拟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入乐与否、新题旧题具是外在形式，现实主义传统方是其内核所在。这一点，杨维桢的部分“古乐府”中仍有鲜明体现，但在郭翼诗中却少有出现。只有如《系子词》一诗，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其余如《征妇怨》，只见相思，不见反战，主题表现上难以给读者强烈的情感震撼。结合当时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是郭翼乐府诗中较明显的不足，这也影响了郭翼诗歌的总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