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旺旺，俞良早

（1.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2.南京师范大学 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南京 210023）

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处不在。社会结构的深层机理往往通过文化现象表征出来，在此意义上，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外在表征。当一个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或变革时，文化往往是其精神旗帜和风向坐标。按照这种逻辑，人类社会迄今所经历的最深刻的转型，即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病也通过文化现象而表征出来。因此，对文化所作的批判往往成为诱饵，成为对整个社会批判的先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所作的批判尤为深刻，其早期所形成的文化批判理论不仅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且为审视当前中国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一、问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是否成立

“文化”是现代社会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但从词源上分析，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是从19 世纪才开始的。随着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所囊括的范畴和所表征的意义日渐丰富和愈益多元，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剖面去揭示和界定“文化”。由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较少使用“文化”的概念，又因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使得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视了马克思立足实践所开创的文化理论。近年来，随着文化在全球的复兴，特别是哲学出现了“文化的转向”，人们开始注重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研究。如有学者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的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确定地存在一个文化理论。我们今天‘发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给予最优先的注意，把它们视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可能的基础。”［1］而马克思是以批判的方式展开其理论建构的，那么，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否成立？近年来，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绝没有忽视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主要体现为3 种模式：一是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三是后期的日常意识批判理论。”［2］有学者专门研究了马克思早期的文化批判理论，该学者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包含着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旧社会精神性存在的否定和扬弃（即文化批判），而且早期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实现了文化批判的革命性变革。”［3］由上可见，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成立的。

（二）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因何批判

马克思早期遇到的文化或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达到顶峰带来的思想或理性“神化”问题；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内生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也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精神的集大成者。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史，虽然他的思想有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但是他并没有深刻揭示出真正现实历史的发展逻辑。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的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的“理性神学”进行了批判，提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形式，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他在走向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却止步了。正是因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这才有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所讲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4］1但是马克思紧接着写道：“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1因此，马克思早期的文化批判理论正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切入的。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标识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以一种“病症”的姿态砥砺前进，而对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哲学家们纷纷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克服路径。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上升的阶段，各种现代性的矛盾呈现“聚众爆发”的态势。作为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早期的文化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批判色彩。换言之，如何摆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引导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成为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主题。

二、马克思对宗教的文化批判

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产生于人对世间万物变幻莫测的惊奇和人对现实生活苦难的形而上憧憬，但其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自我异化。从远古走来，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对于宗教的内涵及其定位和作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进行了诸多探索。如黑格尔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关系，精神哲学的最后阶段就是“绝对精神”，而宗教则是以表象的方式把握人类“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大卫·施特劳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费尔巴哈等都对黑格尔的宗教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理性精神”的批判提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本质其实都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形式，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借鉴前人对宗教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实现了自身哲学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虽然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等著作中对宗教文化现象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批判，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对宗教文化进行全面、彻底批判的奠基之作。他在这篇导言中阐明了宗教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宗教、反宗教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

其一，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4］2。宗教因古时人类对宇宙未知的好奇与探索，以及表达人类渴望不灭的永恒追求，进而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而产生。它使人对外在于人的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体系，与民间神话一样，其也有自身的话语谱系，彼此相互关联，以神圣的形象使人的存在获得“神圣”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宗教体现为对人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关怀。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的宗教却反过来支持人不断越界思想和越界行为，于是，宗教成为异化的力量主宰着和支配着人。马克思对此批判说：“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而这种寻找“真正现实性的地方”无疑是找不到的，如果非要找到，那么“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4］1这种“假象”和“非人”在现实社会无疑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宗教，但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虽然它是“世界的总理论”，是“包罗万象的纲要”“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等等，但它在本质上仍是虚幻的，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

其二，反宗教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4］1。马克思这句话将宗教从虚幻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的“此岸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还没有获得自我或者已经再次丧失自我之后的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即表明宗教不是一种真实的人的现实存在，而是一种“自我”存在，这种“自我”存在是抽象的、超验的、虚幻的，但人却是具体的、现实的、真实的。“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5］404，因此，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4］2这表明，现实的人为了某种精神的抚慰和灵魂的安顿创造了虚幻的、超验的宗教，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种异化的、神化的力量存在，进而压迫着人。人在宗教文化中并没有得到“自我实现”，而得到的却是“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人要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来转动，而不是让人围绕着宗教这个“虚幻的太阳”来转动。

其三，反宗教的意义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4］2。在马克思看来，反宗教不只是单纯地揭露宗教的虚幻性，而是要“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因为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是对现世的影射，又表现出对来世的憧憬，即“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4］2。在马克思思想中，人们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始终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宗教在这种阶级压迫中充当了统治阶级神圣化的文化工具，为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人们所面对的压迫又使得自身在“此岸世界”中得不到解脱和安抚，进而只能诉求于“彼岸世界”中的超脱和慰藉。而统治阶级又常常借助宗教的教化来说服人们去遵从自身的阶级统治，因此，“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2。对此，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出发，强调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4］2。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虽然是人们获得精神慰藉和灵魂寄托的“栖息地”，但是人们在无形之中却逐渐把人的类本质忘却了。

三、马克思对政治的文化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而在宗教批判结束之后，在人自我异化形象被揭穿之后，接下来哲学的迫切任务便是“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对政治进行文化批判的逻辑进路是：破解传统政治哲学的神秘主义，提出要通过实践的批判（向旧制度开火）来解决，最终通过建构新的政治制度走向人的解放。

其一，对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为切入点的。黑格尔通过《法哲学原理》用思辨逻辑建构了政治发展上的“理想国”，但建构的根基是“形而上”。对此，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明确提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6］在他看来，国家是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而存在的群体中所产生，而不是理念和思维活动的结果。紧接着，马克思又详尽地对国家制度本身（包括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等）展开了全面的诠释，进而实现了对传统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文化批判。如针对黑格尔的君主制，他提出民主制，即在民主制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7］。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出发自下而上来分析国家，而不是从国家制度出发自上而下来解析现实。在他看来，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应同德国现存的国家政治制度保持同等水平，而当批判德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时候，必须要同时对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进行批判，否则，所谓的批判将是不彻底的。对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而这种反抗只有通过“实践”来解决。

其二，要向德国制度开火。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的制度远远落后于法国的制度，为此，他讽刺德国的现状是“时代错乱”“敷粉的发辫”。而在当时有两股社会思潮笼罩着德国思想界：一是“历史学派”，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另一是“自由学派”，他们强调要到原始自然中去探寻人类的自由历史。为此，马克思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4］4马克思紧接着给出了为何要向德国制度开火的理由，即“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4］4。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虽然被无止境地分为各色人等，而又时刻处在统治者的压迫之中，但是“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4］4因此，为了激起人民对这种旧制度的愤怒和反抗的勇气，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让人们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感到“大吃一惊”，进而才能在实践意义上展开批判。

其三，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必不可少的中介”。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8］27即表明，宗教并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政治压迫的表现。换言之，只有实现了政治上的解放，才能逐渐彻底地消除宗教的局限性，而不是鲍威尔所说的，只有先消除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世俗的局限性（政治解放）。在斧正了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的关系后，马克思将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落脚到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上。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8］27，即作为组成国家的人信奉宗教，并不影响国家的解放，或者说，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宗教依旧可以鲜活的存在。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8］29即表明，政治解放是走向人的最后解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必不可少”是因为政治解放是当时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中间环节”是因为这还不是人的解放，因为人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回归于人自身。但马克思强调这种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大进步，虽然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彻底之处。

四、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

在对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进行文化批判之后，为了清算之前的哲学信仰，马克思对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实际斗争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批判。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哲学、道德等等都是意识的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表现形式，因此，要对之前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进行系统、全面、彻底的批判，必须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阐发。而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不仅有否定性的批判话语，更有肯定性的描述话语，它是建立在辩证的扬弃之上。

其一，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是从批判先前哲人的有关思想切入的。他指出，德国到目前为止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批判都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接着他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一是“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4］144；二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4］145。因此，他们所作的努力和批判是不彻底的、是虚假的，“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4］145。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马克思早期批判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而是由恩格斯在1893 年7 月14 日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明确表达的。恩格斯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5］642即表明，关于意识形态的产生之源和发展动力，先哲们或是从纯粹的思维中演绎出来、或是从先辈的思想中引导出来，而不是探究其真正的根源。因此，这种意识形态无疑是“虚假的”，如同“海市蜃楼”，如同“空中楼阁”，都只能沦为一种文化上的“乌托邦”。

其二，“虚假意识形态”的错误根源在于强调“意识决定生活”。在对先哲们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判之后，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释了意识形态的产生之源和现实生活的本质。首先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是宗教和神学，即“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146是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这种前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没有这一前提，任何谈论关于人的述说都是意识上的“自说自话”。其次意识的生产与人们物质活动相联系，并随之发展而发展。事实上，说意识形态的“虚假”并不是说它是随意的叙事和空洞的抽象，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首先是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影射，源之现实、根在现实。马克思在著作中借用照相机倒立成像的比喻来说明意识形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作为“反映”的意识形态随着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便不再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外观，因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152。即表明，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才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并且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其三，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扬弃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完成。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产生根源、发展动力和未来走向的阐释，提出必须要消灭这种“虚假性”。这里，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自身的“虚假性”，更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维护着自身的阶级统治。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178“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180。这就造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层面的“普遍利益”与个人层面的“特殊利益”的对立，而此种对立的化解，在马克思看来不能通过精神的批判来完成，而只能通过革命的实践来完成。为此，他提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172即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阶级统治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的消灭不能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也不能通过自我的消融来完成。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到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中去探寻，只有通过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消灭“虚假意识形态”。

五、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的未来指向

由上可见，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的三个方面，既有机联系又层次递进，他以宗教批判为前提和开端，进而对当时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最后落到现实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之中，超越了先前哲人单纯的思想批判，开启了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批判之路，从而寻找到了人类解放的正确之路。实际上，马克思早期在进行文化批判时，并没有忘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批判，因此不能主观地认为马克思早期只进行了文化的批判，而没有经济的批判，但是早期的经济批判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初步的。通过宗教批判、国家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之后，马克思实现了革命立场的彻底转变，进而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在上述问题的批判上，都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者贬抑，而是辩证的扬弃。因此在理解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理论时，不能执意于其批判性，而忽视其革命性；不能固执于其分散性，而忽视其连贯性，要把文化批判理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化和标签化。研读经典可以得出，马克思早期所作的种种文化批判并不是碎片化的思想，而是以此为开端，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展开实践的批判，最终落脚到或归宿到人的解放。

事实上，马克思无论是对宗教所作的文化批判，还是对国家政治所作的文化批判，还是对意识形态所作的文化批判，其中贯穿的一个鲜明主线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如马克思在对宗教的批判时讲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10在对国家政治的批判时，马克思讲道：“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8］46在他思想上，只有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人自身，而且作为个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现实的个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与政治力量相统一而不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是马克思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的价值归旨和最后的终极关怀。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事业的深入，虽然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资本统治、理想至上、精神陨落等现代性问题却愈加凸显，人类表现出诸多的现代性“隐忧”。马克思早期进行的文化批判旨在把人从虚幻的“天国”降到现实“人间”；意在把人从“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根在把人从“彻底的锁链”解到“彻底的解放”，唤醒人民群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将“批判的武器”转为“武器的批判”，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于当前世人正确认识人自身，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