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小 江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西安 710119)

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引领西方学界20余年，直到世纪交接，如台风吹过。山河依旧，风暴扫荡过的残垣颓壁上留下的多是“延异”产生的各类后现代垃圾，无需刻意清理，它们自生自灭在丰饶的学术园地，已经化作滋养精神的肥料或思想前行的铺路卵石。

今天谈本质主义仿佛一个末日话题。在跟风多年后，中国女性学界也有觉悟：女性主义追随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客观性、本质、真理等范畴的彻底解构，以及对稳定的主体身份、性别甚至女性等范畴的否定，实际上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女性主义存在的前提。“当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借用后现代工具盖起一栋理论大厦，快竣工时才发现大厦建在了沙滩上，这使她们进退维谷。”(1)王淼：《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0—91页。身在学界女界，对我而言，“女性本质主义”不是悬在海外的高深理论，而是一顶实实在在的帽子。20多年至今，余波微澜，见风就有浪，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女性本质主义批判影响了整整一代女性学人，它造成的理论迷失至今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整个1990年代，后现代话语主导潮流，一时成为中国诸多西向学子奋力追逐的时尚——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扣上了这顶不那么光彩的帽子。人云亦云者众，不辨其理；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也不知道所谓“女性本体”究竟为何物。追风，对众多刚刚加入女性主义队列的年轻学人而言，可以理解。让人费解的是我本人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这顶帽子感到委屈或做任何辩解，恰恰是在大批判的风口浪尖上，坚守“质”的前置性研究和客观性原则，我对“女性本质主义”有两次明确的回应。

第一次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强调学科化的起点是“质”的界定；后现代的碎片化取向以及它对一切“质”的解构，无形中设置了一些理论障碍——不跨越这些障碍，学科化建设难以起步。面对来自四海的女性主义学者，针对追风成习的中国女界，不留情面：

今天，后现代风潮下，反本质主义的啸叫正在成为本质主义的变种：说到“质”就过敏，反劲十足，像精神的流浪无产者，着实可以颠覆既成天下，同时也颠覆了自己可能建设的家园。……反本质主义并不是女权主义的原创，它是从男性学者那里借来的武器。问题是：男人在几千年社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本质”，反、反思、反省都能有的放矢；你反，反的是什么？反男性中心的本质主义倒也罢了，而今我们见到的却是自我拆台的闹剧，自己抽空了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基石。(2)李小江：《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1998年6月2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促进21世纪妇女学科建设”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

满座学人，发言之后，只乐黛云先生一人正面回应。茶歇时她特意寻来告诉我：“你谈到了当下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二次是2012年夏天在南京大学高研院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美国学者汤尼·白露(Tani Barlow)有一次公开对话。白露教授对我的研究持续20多年，在她那本影响广泛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3)(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有专章评议“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the Market Feminism of Li Xiaojiang)。我在对话中将错就错，坦然认同“本质论”立场：

海外早有学者批判我的“本质主义”(Wang Zheng，1998)。(4)WANG ZHENG： Resea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ed,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Susan Maun, and Lisa Rofel,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我没有反驳，因为我不认为这个定义本身有什么错误。……如果一定要在女性主义范畴内被界定，我更倾向于接受“本质论女性主义”这个定义，代表作就是《性沟》——这本小书完成于1988年，旨在申明一个常识：两性差异基于自然，理应顺应自然，两性社会差异已经建构成为历史并将继续影响人类社会。20多年过去，这些认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更坚定了。这是说，只要自然的性差异存在，只要自然差异随时可能造成社会层面或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歧视，本质论的女性主义就有它的普世基础和认识价值。(5)李小江：《对话白露：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载王玲珍、何成洲主编《中国性/别：历史差异》，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12页

道理早在明面上，无需赘言。时过境迁旧话重提，是否值得？

对主流学界而言，不值；对中国妇女研究而言，值得——认识到这一点是最近的事：疫情暴发，困守家中，正好有时间系统阅读这些年来堆积在案的妇女史专著和文章。引婷教授来信约稿，想以“笔谈”的方式让我对女性本质主义问题谈点“看法”。我很犹豫，几番回避；直到重读美国汉学家季家珍(Joan Judge)的《历史宝筏》(6)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4—275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结语：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才决定就此问题认真响应。

《历史宝筏》以古代文献中的女性传记为线索，在精神层面上勾勒出中国妇女精英阶层的心路进程，与我今天正在构建的“女性文献资料档案库”异曲同工。此书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中国妇女的精神走向做出预测，将李小江的本质主义问题放在中国历史沿革和全球化的认知框架中重新定位，敦促我从一个全新的——承前启后——角度反省这个看似过时的话题。书中断言：

李小江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选择性引用，以及后来对中国妇女运动之独特性的论断，都建立在古典现代派文化融合的概念之上，但也对它提出了挑战……清晰地回答了20世纪初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7)《历史宝筏》中季家珍的定义：“古典现代派融合了中国和西方，将中国古代典范和西方女杰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第270页)21世纪初出现的“当下主义者继续运用本土文化资源，但他们用西方意识形态的语言重新改写了中国女杰的故事。……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2001年的多媒体艺术作品《国殇：广列女传》”。(第272，273页)。在妇女问题的辩论中悬而未决的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是困扰晚清时期新型女杰的两难问题：是接受还是拒绝“妇女”身份。李小江在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国家强行消灭性别差异以后，致力于研究女性的独特身份。她不畏所谓本质主义的指责，甚至因为担心女性问题的特殊性而拒绝“性别研究”这一概念。……李小江比20世纪初的女作家更公开地关注女性的身体存在，她也较少受到女性身份和国民身份双重责任的困扰。她的事业是毫不含糊的女性事业。

难得季家珍将“身体”看作首要的基本问题，更难得的是她对所谓“本质主义”的准确描述，海内海外，这是唯一。因此，她对第二个基本问题即“全球化”与“国家差异”的表述也很到位：

李小江像她的古典现代派前辈，而不像她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同龄人，她并不反对全球化。……虽然她认为妇女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普世的，但她也认为国家差异就像性别差异一样深刻。因此她细心地区分了中国和西方女权运动产生的历史政治背景，并在语言上谨慎地对待这些差异。……她认为“封建历史”是嵌入在国情中的“珍贵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力量。她承认，与这段历史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去我们自己。

正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季家珍道出了我与西方女权主义在理论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同时，她也认为：“1995年在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代表们承认，李小江所强调的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差异使西方女权主义的国际霸权地位面临挑战。”(8)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挑战，其实是双向的。对中国的一统天下，女性主义的介入本身就是挑战；同样，对妇女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一统天下，“发出中国妇女的声音”也是挑战，因为它明显地有别于西方的声音。只是我和我的那些海外朋友们都没有料到，我们这些以不同方式“毫不含糊”地投身于“女性事业”的同路人，在学术研究领域分道扬镳，分歧就在对“女性人”的质的认识，因此导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

西方世界，性别认知以《圣经》为平台，夏娃由亚当而生，“女人——第二性”的说法有它难以撼动的神学基础。《第二性》出自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The second sex》(1949)。1980年代我向国内推介女性主义，就是从翻译《第二性》开始的——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与feminism保持了距离，基于一个不能忽视的认识论问题：生为女人，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天赋的身体以及人类历史构建生成的性别差异？汤尼·白露的书中强调李小江与波伏瓦在理论上的相似性以证明女性主义的普世性。(9)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可是，在回应文章里，我谈的是分歧：

我和波伏娃最重要的分歧，就在对待“自然”和“历史”的不同态度。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我只能认同一半。在我看，女人(women)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成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导的结果，宁可看它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男人也一样)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10)LI X J: Responding to Tani Barlow: Women's Studies in the 1980s，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The special issue: Other Genders, Other Sexualities: Chinese Differences); Brown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3 (24.2).

“第二性”的说辞在基督教世界生根，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与女性主义的传播是同步的。女权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平等诉求同期同步，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恰恰是西方世界中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运动，源远流长，长达三个多世纪。借助西方话语和西方中心价值体系主导世界百年有余，女性主义因此有其雄厚的学术资本。今天，女权运动成果丰硕，妇女解放已然从根底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全球范围里，今天妇女获得的解放并不都是女权运动的成果，绝大多数女性人口的所属地域也不在西方世界。与非西方的女性直接相关的种族、阶级、文化差异和民族问题，很长时间里都是女性主义的盲区，但是却不乏盲区中的追随者——为什么？就因为“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女性”(female)的名目下可以让全世界的女人结成性别统一战线——吊诡的是：女性主义者极端反对“女性本质主义”所坚守的自然属性(sex)，实则恰恰是feminism难以撼动的理论基石——遗憾的是，女性主义学者对此大多认识不足，任由世事变迁学路更新，狭窄的学术视野和单一的性别立场始终没有得到必要的调整。具体而言，在学术根基上有三个难以弥补的缺陷：一是对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认识不足，概念先行成为通病；二是对所学专业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一头钻进女性主义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难堪的是，对本土即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理解，对近代以来直到1980年代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进程漠然不知，迷失方向在所难免。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早已建构起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性别制度，其性别观念判然有别：“阴/阳”互为本体相依而存，男女在本质上不是从属关系。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女性价值体现在各种“关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第二性——女性”。我在很多地方谈到：历史中国，没有女权；有母权，也有妻权；无论母权还是妻权，都在君主体制和华夷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朝政中，君妻君母之作用不可小觑；家族关系中，《红楼梦》里贾母的尊位并非虚言，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原型基础……对中西之间性别制度上的种种差异，谙熟中国历史的李约瑟博士看得很清楚，在多种场合以及在传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一再提到：“信奉《圣经》的各国人民，以及一般说来是西方，一贯过分习惯于男性统治。……对中国人来说，至善总存在于阴和阳，即宇宙间女性与男性力量的最完美平衡中。”(11)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潘吉星主编，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340页。二元对立，导致人世间较多的杀戮和奴役；“征服”不仅是政治理念，也是西方民族倡导的生存手段。二元对应的观念，有助于创造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和合”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当权者的执政理念。中西文化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的中国社会，天人合一，善待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并不需要“后现代”出面特别开导；尊重差异，在性别制度建设中名正言顺：“性别”一词像是知行合一的完美组合，它将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别)牢牢地建构在“自然认同”(性)的基础上，至今套路不乱。正如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所言：“自然界是正大光明的。”(12)诺伯特·维纳：《控制论与社会》，《维纳著作选》，钟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77页。见多了学者，听多了箴言，让我更加笃信自然的“真诚”自在。

自然，是人类存续的根基。无论文明进化到哪里，也无论人化自然猖獗到什么程度，人与自然界的归属关系须臾不曾改变——于此，马克思早有界定，在自然的客观场域中确定“人”的本质属性：

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这段话中既包含了作为“类”的“人”对自然界的依附性，也包含了男女两性作为“类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等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属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作为类人，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她)的本质属性不在任何单一性别范畴里，只能在相互“关系”中被界定；其“属人的本质”不是对自然的超越，是自然的本质“最自然”的体现。这里反复出现两个概念“人”和“自然”，为科学的性别研究定了基调：性别基于自然，“男女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何时何地，两性社会关系最终都会受到自然属性的制约，性别认知因此必须同时包涵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单纯的“自然性别决定论”(sex)或“社会性别理论”(gender)都是不成立的。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既不可以对任何类人(男人或女人)做终极性的理论抽象，也不可以对两性关系做本体论的单一归属；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都不能自成学科；只有在双重属性的“关系”中认识性别，才可能为人类在“属人的自然界”中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如上所述，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是：

——落实在人世间，那个“属人的自然界”究竟是什么？

——透视社会属性，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落实在哪里？

数十年持续探索，我的回答是：所谓“属人的自然界”，落实在人世间，具体而实在，无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方水土”，即地缘/物候和地域/家国；所谓“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无不体现在“风土人情”上，即一方水土教养生成的性别制度。

大千世界，没有什么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制度也不例外。何谓“制度”？中国古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节》)用自然规律约束人间社会，节制有度。按照现代说法：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通过礼俗或法令建构的公约和规章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科学领域中，大到各学科门类，有专人研究不同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小到不同行业部门，有具体的做事准则规范员工行为以求各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如此等等，怎么唯独对“性别制度”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性别制度的出现由来已久，它是所有其他社会制度赖以成立的前提。人类学者关于“母权制/父权制”的猜测，是对人类早期性别制度之在做出的极富想象力的认定；如果说错，错的不是在实地考察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是将一地所见“放之四海”的企图和将一时所为纳入“阶段论”的机械历史主义。“性别制度”这一概念长久没有进入学术视野，与男女两性各自单一的性别立场和各有偏颇的世界观有关。历史上，男性主导社会生活，男性中心的世界观将“人类”(human)简化为“男人”(man)，任由人类历史(history)被“男人的故事”(his-story)覆盖；因此，近代以来，女性主义将人类文明史归结在“父权制”名下是合情理的——不合理的因素不在政治立场或价值判断，而在于学术领域的一叶障目，对“父权制”的政治讨伐阻塞了对“性别制度”的客观认知；批判有余，建设不足；陈词当下，史料不够，在基础理论方面留下了许多缺憾和空白。

首先，对男女两性自然属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有误区。人们习惯于将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人的生理决定了她必须承担的生育责任，因而长久忽视了男性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历史上的“男主外”主导了社会生活，我们因此看男性多是社会性的。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性别制度发生学看，结论可能是相反的：女性所主的“内”以及她所担负的生育责任，恰恰是早期人类社会赖以存续的主体和全力护卫的命脉；它是社会性的，不是大自然的安排。说到底，“男外女内”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制度，远不是一个“权力”关系所能涵盖的。深入内里还原到“性”，我们还会发现：性行为，于男人更是自然的、个体的、生理性的；于女人(从受孕到生育)反倒是家族的、民族的、种族的乃至国家的……唯独不是自然的和单纯属于个体的。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女/性”(包括贞操)，被赋予了多重文化内涵，可以直接通达精神和审美领域，是男人的“性”难以企及的。凡此种种，“性/别”其实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或那样的？……所有问题都应该能在特定的性别制度中找到答案。可惜，我们的研究不够，可资借鉴的资料非常有限，至今尚未在学界引起重视。

其次，关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品质即所谓“风土人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没有被提到方法论的层面上。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对“地方性”的消解，以及全球化时代对“本土性”的遮蔽，几乎完全阻断了追索“性别制度”渊源的通道。没有一个社会是悬在半空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可以涵盖整个人类社会。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必须是具体的，地缘因素首当其冲。如果说，两性生理差异是“自然界”在人类个体身上“最自然的体现”；那么，地域差异则是“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最自然的规范”。所谓风土人情，风土在先，然后才有人情。可信的社会研究，必得从一个个具体的“这一个”做起，积少成多，如此，形而上的抽象才可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风土是具体的场域，可以自成集合。依照集合论原理，同质是可比性的前提。人类社会的不同质性，不在自然生理，而在“自然/大地”和“人文/历史”结合生成的地缘文化。因此，不同地域即不同地缘环境中的人类事象不可随意迁移或攀比——这一点非常重要：认识人类社会现象，必须介意和吸纳自然因素，在地缘属性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同质”的界定。

为什么在“本质主义”这里再三强调自然因素？因为，长久以来，女性/性别研究领域中，常识的缺失让人难以置信：男女两性差异是天生的，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语)或常识，到了女性主义这里竟然会变成天大的问题，将抽取了自然因素的“社会性别”(gender)奉作圭臬或视为理论指南。追根溯源，问题的根源就在女性主义创立的根基里：以(feminism)意识形态为武器，以即时呈现的“平等/平权”为目标，鸵鸟般地藏身在“社会性别”一类虚拟的概念后面，长久放逐了对“女性人”(也包括男性人)的质的研究。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风头极盛，后现代女性主义追随其后，“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及其基本原则。她们尤其批判流行于传统文化中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m)。”(15)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362页。再次见识到了女性主义的特质：看似前卫，追逐新潮，在形式上从单一走向多元，性质上实则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距其“起点”并没有走出太远。什么是起点？主要有三个方面：(1)反对父权制——追随启蒙主义；(2)性别路线——仿效阶级路线；(3)西方中心主义——至今没有改变。从政治角度看，女性主义像驱害的啄木鸟，在守护社会公平、监督学术公正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就理论看，女性主义并没有独立的理论建树和社会主张，总在“批判”的姿态中追随各种新潮的“主义”。从始至今，所有流派无不附着在某一主流社会或主体文化的机体上，仿佛槲寄生物。18世纪的《为女权辩护》(逆向呼应卢梭的启蒙主义)开风气之先；20世纪的《第二性》(正向追随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新女权运动的经典模板；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个人命运，最终都没有走出依附性的传统魔障。思想的依附性决定了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历史命运。200多年来，女权运动和女性个体的成长，在鲜明的代际鸿沟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总在“追随——批判——追随”的历史轮回中周而复始。“玻璃天花板”罩在女人头上，并不是因为“父权制”坚不可摧；而是因为女性主义的功力太多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少见在基础理论即质的研究中下真功夫，因此至今没有建成真正属于女人的“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之地。

“女性人”究竟是不是“同质性”的？就个体而言，每个女人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不可分解，是单质性的元素；它与集合不可同日而语。“女性人”不同，在群的意义上自成集合，就其自然属性看，是同质性的。因这一点被长久被忽略，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人，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隶属于自然界的；因此，将自然因素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重要前提。不仅要坚守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还要借鉴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方法。世界是多元的，质的界定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集合论(16)集合论是整个现代数学的基础，它的“公理化”趋势对现代哲学和系统化研究影响深远。集合作为数学中最原始的概念之一，通常是指按照某种特征或规律结合起来的事物的总体。在朴素集合论中，集合被当作一堆物件构成的整体之类的自证概念。在公理化集合论中，集合和集合成员并不直接被定义，而是先规范可以描述其性质的一些公理。群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例如，全体整数的加法构成一个群、全体非零实数的乘法构成一个群……只有满足“集合内部所有元素的同质性”这一前提，群才是成立的，才可以进入群内的运算并在群内生成子群。、群论以及场域理论(17)场域(field)原本是物理学概念，在法国社会学布迪厄的研究中培育成为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场域理论，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如布迪厄所说：“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参见《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的发现，为人类认识“无限”纷杂的客观世界开启了“有限/有线”可寻的通道。用集合论的方法看，质的定位，通常是在相似事物的比较或对立事物的对比中完成的，以相对恒定的要素确定“这一个”的特有品质。群论在各科研领域中的推进，为“非空集合”(实数/实体)的实际应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人是实体性的，作为相对独立的类别被认作一个总集，是因为其共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能力有别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人类群体中，按性别界定，男人和女人分别是子集，其本质差别就在自然生成的两性生理差异；按地域划分，各地的不同人群可以划出诸多子集，其本质差别就在地缘历史文化教养培育出的性别制度。进而推之，如果把“女人”看作一个总集，通过分解和界定，其包含的子集中各种“个体”差异就会递进显现出来，以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依次可见：地域、种族、民族、家族、阶级……这个排序不是随意的，以集合内涵的子集关系而定，有先后之分。在先的不是个体，是类别。先说“人类”，然后才是“类人”；先是“中国妇女”，而后才是每个“中国女人”……前者可内涵后者，后者不可能涵盖前者。具有集合性质的，不是元素，是“场域”(布迪厄语)。这些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最浅显的道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是很大的盲区。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女性学界，有超出常态的突出表现：不讲客观性原则，不懂集合论原理，不做实地考察，从概念到概念，无数概念的组合说得天花乱坠，最终获得的也只能是“空集”[注]我在《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风向与镜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的“理之疑”中，对此有专论。。这种表现在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上常见：大批判，打嘴仗，用“政治正确”(PC)取代客观性原则——坦白地讲，这是多年来我从不参与辩论的主要原因，节省时间和精力，想在有限的岁月里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奠基工作。

自1980年代以来，在女性/性别研究领域，我的工作基本上都与“奠基”有关,点滴思想和理论上的收获全都及时付诸行动，一并化为活水融入这片土地。守在本土，做事情就像种庄稼，一茬又一茬：1980年代主编“妇女研究丛书”，奠定本土的学科基础，带出了一支学术队伍；1990年代主持“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抢救出几代女人真实的声音；“妇女文化博物馆”于2003年在陕西师大落成，成为女性文化寻踪和教育的常设性平台；2018年11月“女性/性别研究文献资料馆”正式揭牌，为女性的知识传承建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汇集各国各地各民族女性的书写文本及其各类文创，无计形式，将口述档案、墓志铭拓片、非遗传承人的信息资料……汇聚在一起，让散失在历史缝隙和主流边缘的点滴讯息汇成川流江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哪怕都是碎瓦残片，只要出自这片土地，不计琐碎，全都可以寻来用作奠基的砖石，以便后人可能在有迹可循的轨道上继续前行。40年过去，今天依旧，在理论探索的同时继续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挖掘地方文史资源，系列套书《方志所见“女性/性别制度”信息析出》将是可以预期的一种成果；发掘各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信息，在“女方志”名下激活生民文化，让“女性人”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真正站立起来，用饱满的精神果实回馈家乡，温暖社会。这两项大工程都于2019年破土开工。岁月绵长，后继有人；不求完成，奠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