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燕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在漫漫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光辉灿烂、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也塑造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形成了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贯穿在中华民族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推动着中华民族一路向前、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1]这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教材第三章提出的第一个知识要点，这一知识要点是正确理解“中国精神”的基础和关键。教材在论证这一知识要点时，联系了儒家思想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但受到篇幅和体例限制，对这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却仅做到了简单提及，这增加了“基础”课教师驾驭这部分内容的难度。鉴于此，本文拟从四个向度进一步发掘儒学所蕴含的相关思想资源，以此作为教材内容的补充论证，以期帮助“基础”课教师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这一优秀传统，讲深讲透这部分内容。

一、 重视并崇尚精神生活

与精神生活相对的是物质生活。对儒学来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取舍就具化为义利之辨。义与利是儒家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朱熹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2]面对义与利之间的取舍，儒学的基本态度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71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可以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59颜回在乐什么呢？是在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吗？不是的,颜回乐的是自己在如此困窘的生活状态下，仍然没有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孔颜之乐”被后世儒家反复探讨，备受推崇。对个体为人处世来说，儒家认为如果在利益方面斤斤计较，将会导致事业失败和人际关系失和，即谓“见小利，则大事不成”[3]139，“放于利而行，多怨”[3]38。对国家治理而言，儒家亦认为：“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217“义”在儒家视野中，不仅是成就长远目标的前提，而且其本身便具有独立价值，无须借助“利”来证明，正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其二，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在儒学看来，如何对待“义”和“利”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即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42。为此，孟子提出了“寡欲”的修身方法，鼓励人们减少不必要的个人私欲。荀子主张以礼来引导、节制人的欲望，即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6]365当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认为应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甚至主张为了维护道义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杀身成仁”[3]163，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4]205，这可谓儒家对其所倡导的义利观最坚决的贯彻。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并非意味着儒家否定一切“利”。事实上，儒家否定的只是非“义”之利。例如，孔子认为，在治理民众时首先应“富之”，然后才是“教之”，并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3]369。孟子在劝导齐宣王施行仁政时，也是建议先采取经济措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他说：“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4]13而且，儒家认为，贫穷并不等于正义，富贵并不一定不“义”，正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82。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治清明、君子的才华可以得到有效施展的情况下，自身生活贫贱是可耻的，因为这说明你不是个有能力的人；反之，在国家政治昏暗的情况下，自身生活富贵是可耻的，因为这说明你可能是个同流合污的小人。总之，“穷不失义，达不离道”[4]236“欲利而不为所非”[6]27才是儒家在义利问题上所追求的境界，去一切利并非儒家的初衷，去非“义”之利才是儒家的目的。此外，对于正当利益，儒家的态度是坦然接受。例如，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曾经问孟子：“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对此，孟子明确回答说：“非也。”[4]83孟子认为：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一箪食”也不能随便接受；如果符合道义，那么尧把天下交给舜也不算过分[4]109。可见，义利之辨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利”、要多大“利”，而在于所要之“利”是否符合“义”。

二、重视精神品格的养成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为什么会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人的精神品格看得很重。在儒家视野中，是否具备道德人格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这一观念的明确表达，肇始于孔子。《中庸》引孔子言曰：“仁者，人也。”[7]30孔子将“仁”看作人之为人的根据，这是孔子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将人对象化，从价值分析而非实证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仁”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总称，在“仁”涵盖和统摄之下，包含着忠、孝、悌、信、义、温、良、恭、俭、让等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的视野中，一个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3]82。孟子和荀子作为孔子的后继，尽管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但却殊途而同归，都将道德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本质，都致力于探索塑造理想人格的有效方式。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4]147即：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并不大，言外之意是这一点点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道德观念。又讲：“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4]147即：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能否以仁、礼作为自己价值观念的主导。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恶”，但并没有止于“性恶”，他所津津乐道的是“化性起伪”以变恶为善。并且，荀子还明确提出了仁义道德是人之高贵性之所在的观点，即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6]127孔、孟、荀之后，后世儒学虽几经变化，流派众多，但把仁德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把实现仁德看作是成人的标志，却是儒者共同的思维旨趣。朱熹曰：“学者须是求仁，圣人亦只教人求仁。”[8]陈淳讲：“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9]明代罗汝芳也曾说：“孔门宗旨只在求仁。”[10]总之，在儒家看来，只有具备了道德，才算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基于上述理念，儒家强调以德修身，鼓励人在道德修养上成君子、成圣人。儒家把修身看作是做好其他一切事情的前提，将内在人格的完善看作是成就事功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联系，讲究由“内圣”开出“外王”。关于这一点，《大学》中有明确清晰的阐述，即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7]5修身不仅是齐家、治国的基础；而且，在道德修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儒家先哲的视野中亦根本不逊色于事业、财富等外在成功。正因为如此，面对权贵，孟子才能自信地讲：“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4]66为此，儒家建构了一整套系统的道德规范，提出了一系列细致的道德修养方案，为培育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追求精神不朽

畏死心理是人的普遍心理，为了抗拒对死亡的恐惧，追求“不朽”进而成为人的心理本能。不同的文化系统对何谓“不朽”、如何成就“不朽”做了各自不同的解读，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发挥主流作用的是儒家的“不朽”观。

何谓不朽？《左传》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1]即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功绩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磨灭就是“不朽”。而要成就这种“不朽”，主要方式就是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德，即做道德上的楷模；所谓立功，即建功立业；所谓立言，即著书立说。这是中华传统主流文化所认可的“不朽”观。为了成就这种不朽，儒家为人们规划了一条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人生道路。在这条人生路上，首先要做的便是完善自身道德。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尽管会受到种种限制，有些事情难以尽如人意(比如生死和富贵)，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与外在的限制没有关系，而且这件事情比生死和富贵更有价值，那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为仁由己”[3]82，“我欲仁，斯仁至矣”[3]123。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虽注重等级，但在成就道德这条路上，却认为人人平等，只要自身肯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4]214，“涂之人皆可为禹”[6]375。这样一来，儒家便为传统中国人的生命赋予了一条道德意义上的超拔之路；在这条路上，人的道德愈完善，则其“成人”的程度便愈彻底，生命也愈纯粹、愈有价值。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需要借助超人的力量，也不需要救世主的帮助。

儒家在追求以德修身的同时，还致力于把修养好的品性推广出去，去影响更多的人和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这个学派深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入世精神十分强烈，面对社会现实他们从来都不是旁观者。以孔子为例，面对礼坏乐崩、离乱痛苦的社会现实，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当时有隐者讥讽孔子，称其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3]74。对此，孔子回应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3]31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是人，没办法与鸟兽待在一起，只能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如果天下有道，自己也就不必辛苦忙碌地去推动社会变革了；但是现在天下无道，孔子认为自己作为社会一员做不到袖手旁观。对于孔子这段话，宋代大儒程颐做了进一步的注解。程颐说：“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7]172

儒家为传统中国人规划的人生，被上述进德修业的巨大历史使命所充实着，以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79。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在进行着积极的人生实践。人生如此繁忙，以致死亡在某种意义上竟成了难得的休息。《论语》所记载的曾子的一段经历就表达了这层意思。当曾子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把弟子叫到身边，告诉他们自己病得很严重，即将离开人世；但是曾子并没有继续抱怨自己病痛，而是把话锋一转，引用《诗经》中的话来表达他的释然。“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后，吾知免乎。”[3]51意思是死后终于不必再像活着时为了进德修业而过谨慎小心的日子了。既然儒家把死亡当成一生忙碌之后的休息，那么死亡本身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事实上，儒家并不畏惧死亡。例如，伯夷、叔齐为了维护气节而绝食饿死在首阳山上，《论语》四次赞颂了他们，称赞他们“不念旧恶”[3]51、“不降其志，不辱其身”[3]197，是“古之贤人也”[3]70，“民到于今称之”[3]178。汉初经学家韩婴对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从现象、根源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评述。他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柳尾生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三者存乎身，名传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12]

总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主流文化重视人生命历程中的奋斗，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讲道德、讲责任、讲有为，追求精神不朽。这样的文化熏陶了中华民族，为培育中华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造就出为国家大义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一代代志士仁人，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

四、重视精神世界的引领

上述三个表现主要局限于个体人生追求层面。如果超越个体人生追求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那么重精神的优秀传统则主要表现为：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引领。中华传统主流社会治理理念主要不是通过物质激励，不是通过严刑酷罚，而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通过领导者的以身作则来推进社会治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主要应归功于儒学。

西周推翻商朝之后，为了给政权更迭寻求到合理性，西周统治者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13]的思想，初步彰显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影响。此后，儒家将德治理念进一步系统化，认为以德服人，更能征服民众的内心，即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55。要做到以德服人，统治者自身必须首先做好道德表率。儒家认为统治者是引领社会风气的人，他们如果能做得好，老百姓自然也会随之效仿，即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129所以，当季康子问孔子到底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说“先之劳之”[3]133，即走在老百姓前面，比老百姓更辛苦。当季康子向孔子进一步询问时，孔子说“无倦”[3]133，即不知疲倦地走在老百姓前面，比老百姓更辛苦。在制定具体的施政方略时，儒家认为统治者应从养民、富民、使民以时、与民同乐等方面下功夫。儒家高度评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3]65的行为，称赞其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3]65。反之，对暴政则予以痛斥。孔子讲：“苛政猛于虎也。”[14]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4]7在具体的治理手段上，儒家主张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即谓：“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238当然，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也并非仅遵循德治这一种治国手段，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刑罚的作用，即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4]121“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6]392但总体来说，德治始终被置于优先位置。自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即被立为治国思想，儒家的德治理念也因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进行历史评价时，有德之君会受到更多的褒扬，统治者也往往因此注重塑造自身的道德形象。

五、结语

以上四重向度是儒学为“重精神”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所提供的思想底蕴。理解上述资源，有利于增强“基础”课教师对教材观点的驾驭能力；充分利用上述资源，可以有效充实教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