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磊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遇见中国而焕发的蓬勃生命力。高校思政课肩负着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任，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理当及时回应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而不断出现的社会思潮。当前，高校校园里滋生暗长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等，而其中最为隐蔽的一个思潮是后现代主义。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指：“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与继承，是在批判与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1]78

一、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外显基因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在西方科学与哲学发展遭遇重大瓶颈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剖，因而其本身带有明显的批判与反思的色彩，“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后现代主义思潮反对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解构事物同一性，追求多元化和不确定性”[2]。

(一)在源起上，反叛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并一度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与象征。然而，二战后，由于科技理性逐渐走向僵化、教条与极端，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人们开始认真反思现代主义自身的弊端，并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即后现代主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的思潮，它和现代主义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它一方面为突破现代主义的僵化教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二)在本体论上，反对本质的存在

传统的哲学研究中，尤为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并认为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须首先回答并贯穿于始终的问题。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认为本体论的提出是对人类的一种新的束缚，它反对本质的存在，认为“不存在指导我们的中立的、永恒的、超历史的框架和原则，人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过绝对的基础”[1]87。

(三)在真理观上，强调实用主义

与要求解构本质相呼应，后现代主义认为既然先天的本质、基础并不存在，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通过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得出的绝对真理，主张以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真理观代替符合论的真理观。在此，判断真理的标准也就不再是回归事物本身的客观实在，而是有赖于每个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做出的主观判断，能够满足个人在某一方面需要的事物才算是有意义。

(四)在人生观上，解构意义与价值

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现代性，解构了本质，并崇尚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真理观，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在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上变得迷茫，以致堕落为狭隘的个人主义、单纯的感官娱乐以及游戏人生的信奉者。人生的理想与责任，同样被后现代主义通过消解现代性的主体观念所放逐，“后现代主义者把主体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加以摒弃或彻底非中心化，无情地否定了主体能动的或创造性的功能”[3]。

二、破与“立”：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的影子对手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批判性、反思性启发，突破性、创新性思维等，有力地冲击了僵化教条式的思维惯性，有助于开拓师生认识和研究问题的多维视角，进而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高校思政课教学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其消极方面的影响仍占主导，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后现代主义解构了本质，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新时代我国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不断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正确性的同时，也遭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多的“对标”乃至“双标”质疑，当中国模式超出西方传统经验且没有被很好地包容和接纳之时，无根据的批判和话语权的失衡，往往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留下了空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模糊化我国发展的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代替以个人即时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简单化、碎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依据和伟大实践，以致容易造成历史倒退说、偶然侥幸说、占便宜说以及复制西方说等错误论断。

(二)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与共识

高校思政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思想引领性和育人功能。后现代主义以“叛逆者”的姿态，弱化政治立场的严肃性和政治理论的权威性，陶醉于对自我的放逐和对社会阴暗面的妥协；打着“个性化”的幌子，不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传承性和科学完整性，用调侃的方式肢解乃至曲解核心价值观念，倾向于简单化、污名化政治理论创新成果，寻求自我放纵和个性的绝对自由；以“言论自由”的名义，随意侮辱革命烈士的名誉，伤害国格和民族情感，以致不负责任地将相关政治理论定性为假大空，而将现实中的个别具体问题片面地夸大并归结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失败。相关调研报告显示，“总体上，大学生对我国建设事业指导思想的认知状况较2016年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大约三成(30.3%)的大学生对‘我国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持模糊态度或不赞成态度”[4]133。此外，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关注比例仅为54.0%，另有“一般关注”的占29.7%，“关注较少”的占12.8%，“没有关注”的占3.5%；而究其原因，“不感兴趣”占比最高，达到54.5%[4]437。

(三)扭曲个人角色定位与人生发展方向

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高校思政课的干扰与侵蚀，高校思政课的部分参与主体逐渐陷入到角色定位、角色扮演与人生规划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将育人功能放逐，谈政治色变，谈思想唏嘘；无视大学课堂应有的规范，权利与义务失衡，职责与自由失范。全面发展的成才目标同样被后现代主义所摈弃，轻蔑知识与老师，纵欲享乐而不自知，狭隘功利而无耻感。后现代主义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破灭了“远方的诗”，还自得于“立”起了现实的苟且，在人生道路和社会生活中迷失了自我，或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与奋斗的方向，或是放任自己以致人生走向堕落与黯淡，并逐渐丧失了追求美好生活与进取人生的意识和动力。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人生发展’时，24.4%的大学生表示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发展感到迷茫，且有2.0%的大学生表示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发展感到悲观”[4]77。

三、矛盾与抉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多重生相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高校思政课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执政的传统优势，在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同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的冲击。

(一)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硬骨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带来的飞速发展，让我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在肯定伟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正视改革征途上破除传统体制机制的阵痛，以及人们对改革的较高期待与现实获得感不强之间的反差等，形成了众多难啃的硬骨头和矛盾凸显的表象；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自卫心理、发展落差和文化碰撞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高校思政课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民主法治不健全以及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集中到当下这几十年里的中国，形成了诸多一时难以厘清和克服的挑战，因此也让后现代主义思潮有了可乘之机。

(二)多元价值场域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冲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表征便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由此而衍生出利益群体、市场法则和阶层固化等。当市场经济所信奉的工具理性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渗透进各个领域时，源自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价值场域则应运而生。多元价值场域的复杂性容易使得高校思政课参与主体陷入选择的迷茫，容易导致教师的神圣感被追逐金钱的大潮所消弭，容易诱发敬业奉献的传统美德被利己主义所抛弃，容易迫使远大的理想沦为感官享乐的婢女。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利用了多元价值场域的迷惑性，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碎片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方法和论断，以致最终脱离了丰富的社会实践，背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传媒功利化造成的信息干扰

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不同的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参与主体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局限于国家事务机关和主流媒介，而是处于大众传媒尤其是自媒体的包围之中。一方面，大众传媒信息的海量化、多样化、全天候、交互式等特点极大地拓展了师生的知识面，提升了师生获取知识的便捷度。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优点也恰恰成为其最大的薄弱点，如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浅显化、娱乐化，信息来源的参差不齐以及网络道德与法规的弱势，造成其容易被商业利益和受众低俗需求所驱使，进而成为助长后现代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因子。

(四)大学课堂参与主体自身的局限性

高校思政课的参与者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广大师生被称为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两者与丰富的社会实践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对社会历史发展一手资料的储备不足，无法保证师生对科学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对错误信息的准确辨别，以致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歪曲乃至解构提供了可能。此外，新时代青年大学生鲜明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等特点，在具有很强可塑性的同时，由于知识储备、思辨力、判断力和社会经验的不足，以及青春期个性的自我觉醒，从而极易受到不良价值观念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四、使命与担当：正确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困境的路径思考

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充分借助对后现代主义困境的破解，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模式的不断革新，为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回归经典，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为了回应新时代、新要求、新任务、新使命，高校思政课不仅需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通过深读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感悟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和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等方式，让广大师生与历代先哲和革命导师直接“对话”，感受先驱们的思想精髓与人格魅力，进而更好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规律。高校思政课不仅需要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更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不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虽然时代在变，但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革命理想没变；历史阶段在变，但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目标没变；社会问题在变，但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的方法论的科学性没变。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在认真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则的同时，更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阶段的环境特征与实践经验，不断学习由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凝聚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而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完整准确的理解以及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

(二)育人导向，提升思政课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政课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全体教育工作者不能只做知识的传递者，还要肩负起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政治教育、品德养成和人生导航的育人使命。坚持育人导向，正是遵循了高等教育指向基础性、前瞻性和道德化的发展规律，也正是为民族培养脊梁，为未来描绘蓝图，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助力的必然要求。诚然，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集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科学化解。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今昔对比，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铁网络化、共享经济等，用强有力的事实见证了由四十多年前的种种不可能到一幕幕奇迹的诞生。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与原始落后的深山小村出现于同一时空，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社会问题、改革难题并存于同一发展阶段，而这些都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以育人为导向的高校思政课，既要讲现实问题，更要探究问题解决之道，弘扬社会正能量；既要关注当下，更要坚定信念，追逐梦想；既要有求真求实的说服力，更要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因而，我们应从问题切入，探索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发出时代最强音，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坚定信心。

(三)双轮驱动，弘扬舆论双场主旋律

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业已全面迈入移动互联、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这就要求对线上与线下两个舆论场的系统建构与管理。线上舆论场与线下舆论场相互独立又密切关联，高度互动，因而在筑牢线下高校思政课堂主阵地的同时，必须加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善于将网络热点案例引入思政课堂的同时，也要主动运用思政知识、理念与方法引导网络舆论，弘扬网上主旋律，以促进师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良莠不齐的社会舆论信息，我们不仅需要加强公共舆情的科学化管理，更要通过高校思政课这一主渠道，切实增强社会主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化解社会舆论危机的触发点和症结点，并加快以法律和道德规范为支撑的网络文明建设。与此同时，高校思政课在加强个人修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人的自我修养作为净化社会舆论环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个人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法律与道德意识的增强都将是抵制不良信息、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最为坚强的后盾。

(四)关键赋能，创新师生实践形式

当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师生问诊中国之时，不能仅仅停留于有限书本或各色屏幕的狭小世界之中，而应真正走进社会实践的大课堂，在那里不用阴谋，不用抱怨，不用“厚黑”，而是用立体的视角去全面认识自己的祖国，用建设性的姿态去学习、去生活。VR实景模拟、创新创业实训、苗圃孵化、订单式培养以及项目化管理等，都是值得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加以借鉴的具有比较明显优势的实践创新形式。以新思政观为引领，高校思政课课程育人与实践育人有机结合，对于培养广大师生的关键能力至关重要。新时代背景下要求师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着重加强辩证分析的认知能力、协同共进的合作能力、攻坚克难的创新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进而切实提升师生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辨别力与批判力，增强高校思政课的精神与物质生产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指出，人民教师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而学生则应“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而，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高校思政课的冲击，不仅需要全体教师树立正确的执教理念即立德树人，勇于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与担当；更需要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创造自己的出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