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勇，贺爱玲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目前理论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归纳起来，这些论点一般从生产过程四环节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方面进行阐述，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总的来讲，这些论述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分析，说服力不强。有些论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虽然契合度较高，但是把高度的理论抽象与现实经济问题直接等同，得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是两大部类不协调这样的结论，凸显生搬硬套之嫌。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形成系统的论述，以便明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一、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深刻认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

由于缺乏牢固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读供给和需求问题。凯恩斯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少有的几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之一，它的出现确实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它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它在推动资本主义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供给和需求关系问题上，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的总量分析，但是它过度强调总需求的作用，忽视供给和生产的决定作用，更谈不上对供给和生产的结构性分析，这必然暴露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和缺陷。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就是二战以后长期实施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恶果。

针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赤字财政和沉重税负，以及严重“滞胀”问题，美国的供给学派开始兴起。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激活资本、技术、人口等“要素变量”，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其奉行的主要政策是政府减税。总的来说，供给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供给学派强调生产和供给，把凯恩斯描述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赞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阴影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供给学派从只强调需求这一极端又走向了只强调供给的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供给和需求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片面强调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全面科学地分析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供给与需求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通过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马克思认为，要揭示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规律，就必须从社会总产品出发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行，其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价值补偿是生产出来的产品等待卖出去的过程，反映的是社会总供给问题；实物补偿是用货币购买物质资料的过程，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供给和需求的概念，但是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实际上对供给和需求关系进行了宏观分析，并揭示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资本再生产(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需要通过三个方面的交换。先是第Ⅰ部类内部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本部类内部一些部门和企业的社会产品在价值上的补偿过程就是本部类所有企业在进行实物上的补偿。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第Ⅰ部类中一些部门和企业形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总供给必须满足第Ⅰ部类所有企业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然后是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本部类一些部门和企业社会产品在价值上的补偿过程就是本部类的全体工人和资本家在进行实物上的补偿。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本部类中一些部门和企业形成的消费资料的社会总供给必须满足本部类全体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最后是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第Ⅰ部类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第Ⅱ部类的部分消费资料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第Ⅰ部类中经过内部交换所剩余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满足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第Ⅱ部类中经过内部交换所剩余的消费资料的总供给，必须满足第Ⅰ部类全体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在这三次交换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企业在进行价值补偿的同时，正是另一些部门和企业在进行实物补偿，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是社会总产品同一实现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价值补偿形成社会总供给，实物补偿形成社会总需求。由此，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也是一个总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一对矛盾。

根据马克思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对供给和需求辩证统一关系的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不仅仅是供给侧的问题，而且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是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但是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均衡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许多行业产能大幅增长，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上升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其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一步指出了影响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的总量和结构等因素。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既要求生产中耗费的资本在价值形态上得到补偿，又要保证生产过程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得到补偿。这就不仅要求社会资本所获得的价值补偿总量要足以用于重新购买所需补偿的生产资料，而且要求上一个生产过程所提供的社会总产品应当在使用价值形态上完全符合再生产的要求。如果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在实物比例上与所耗费和要补偿的不一致，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就会遇到困难。所以，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包含着总量性和结构性的制约。“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2]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总量和结构因素对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影响，在分析和认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时，不仅要注意总量问题，更要注意结构性问题。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既能够全面认识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又能够注意到总量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它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和价值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它们相互依存的特性体现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价值存在的前提；它们相互矛盾的特性体现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讲，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不可兼得。只有通过交换，商品这一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商品内在矛盾的解决过程，既是商品生产者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又是消费者获得使用价值的过程。价值实现和使用价值获得是一个交换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价值实现就是商品的卖出，反映的是供给；使用价值获得就是商品买入，反映的是需求。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分析供给和需求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决定于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其计量单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商品，其价值在性质上完全相同，仅仅有量上的差别。现实经济生活中价格都是同质价值的货币表现。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高度的价值抽象，使得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加总成为可能。这一原理构成了对宏观经济进行总量分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3]48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对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构成直接的制约。一个商品是否能够顺利卖出，它的价值是否能够实现，不仅要看它本身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且要看社会总劳动用于这类商品的比例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总量是否符合社会需要。这一含义如果引申到全社会范围来考虑，就是说商品的价值量能否实现，涉及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涉及物质产品的结构。这一原理构成了对宏观经济进行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社会总产品从价值形态上分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和剩余价值(Maxas)。二是社会总产品从实物形态上按照其最终用途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而将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这两个理论前提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包含着对经济进行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因此，在这两个理论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既实现对供给和需求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分析，又实现对总量与结构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由于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做基础，因此不可能对宏观经济进行全面正确的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是科学分析供给和需求问题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深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向。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规律高度抽象的表述就是，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一规律用市场学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市场要达到一般均衡，要求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要同时相等。这一规律用劳动价值理论描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依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部门生产某类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价值存在的前提，所以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必然要受到使用价值的制约。使用价值的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使用价值在性质上的制约，就是使用价值本身的含义。劳动者只有生产一个使用价值或者说生产一个对人们有用的物质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才算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第二个方面，使用价值在总量上的制约。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同此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相比太多，那么此种商品最终实现的价值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此种商品就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反之，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此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相比太小，那么此种商品最终要实现的价值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此种商品就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其社会需要所决定的适当比例进行分配时，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4]716简言之，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市场经济所要实现的一般均衡，就是价值规律所要求的，即按社会需要有比例地分配社会总劳动时间到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各环节和各层次中。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前我国供给侧出现的满足低档次需要的社会产品供给过剩、符合高档次需要的社会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总劳动时间没有按社会需要有比例地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各环节和各层次中。社会总劳动时间用于低质量社会供给的比例过大，用于高质量社会供给的比例过小。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分析

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目的是为了探索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正确路径。如何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促进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恢复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因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的不同，不同经济学派的主张差异很大。

凯恩斯经济学从人的心理规律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政府的作用，主张政府运用需求管理政策，增加社会需求，恢复市场均衡。供给学派以“萨伊法则”为理论基础，认为供给本身就会创造需求，“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5]，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刺激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指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要求就是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社会总劳动根据社会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的问题，是任何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共同问题，只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未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通过计划机制来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则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实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基本规定性。价值规律是一个复杂体系，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第二个层次是价值规律的形式，或者说是价值规律内容和要求的实现机制。

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有两个：一个体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要求商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一个体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微观和宏观两层含义。在微观层面，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个别生产者生产该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决定；在宏观层面，价值规律要求社会总劳动时间依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

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又是通过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形式来实现的。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就是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这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反而打通了实现价值规律内容和要求的现实道路。“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6]“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4]199“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3]193

价值规律在流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所说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价格、供求、竞争等这些市场内在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信号就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反之，如果看到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说明市场机制在运行，价值规律在起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实现的。由于价格的涨落直接关系到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因此当社会总劳动在某些部门分配得过少，这些部门的商品生产规模过小，必然引起这些部门的商品供不应求。由于竞争的推动，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以至高于价值，生产者获利由此就会增加，从而便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竞相投入到这些部门，社会总劳动在这些部门的分配比例就会增大。当社会总劳动在某些部门分配得过多，这些部门的商品生产规模过大，这必然引起这些部门的商品供大于求。由于竞争的推动，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就会下降，以至低于价值，生产者由此获利减少，甚至赔本，这必然引起一部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竞相从这些部门转移出去，社会总劳动在这些部门的分配比例就会减小。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就是这样作为一种在生产者背后发挥作用的自发力量，调节着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扮演着资源配置者的角色，调节生产和流通，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大体平衡的关系。

不过，价值规律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表现出价值规律调节的缺陷和不足。第一，价值规律的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马克思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失去了对自己所进行的生产状况的支配权。每个人都是使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随机为自己的独特的需要而进行生产。谁也不清楚，他生产的那类商品在市场上会有多少需要；谁也不清楚，他生产的产品是否是别人所需要的，是否能够收回成本甚至赚钱。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市场上价格的涨落才知道社会短缺什么、短缺多少。由于价值规律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商品供求关系的失调是经常性的，商品供求关系的平衡则是偶然的，市场经济达到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第二，价值规律的调节具有滞后性和破坏性。价值规律最终是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价格信号对供给和需求情况不可能事前预测，只能事后表现。因为当社会总劳动在社会某些部门分配过多，这些部门的生产规模过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导致商品难卖甚至卖不出去，这时商品的价格才会下降。当人们看到价格下降，价格低于价值，过剩的产品已经生产出来了，最终无法卖出，这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引起企业的破产倒闭，现实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第三，现代社会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恰恰是价值规律调节的盲区。比如公共产品的供给、生态文明建设、分配公平的实现等。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只有依靠计划经济才能够得到克服。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计划经济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它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且要有迅速获得完全的经济运行信息的能力，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高度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等等。尽管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曾经选择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历史经验表明，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必备的条件，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逐步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我们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对经济活动调节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对经济运行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地弥补价值规律的缺陷和不足。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出现长达4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事实证明，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应有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推动供给在更高水平上与社会需求相衔接，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我们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框架的理论分析。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指向

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利于我们弄清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而且能够给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正确的逻辑指向。

(一)在政策设计的总方向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和人民消费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下，必然不断积累，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逐无限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降低工人的工资，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现出相对缩小的趋势。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供给和需求之间表现出一种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供给和需求矛盾对抗性质的根源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生产的目的由追求剩余价值转为满足人民的需要，供给与需求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着主体地位，这一制度基础不仅消除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对抗性质，而且为解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根本目的。

但是，目前理论界在如何认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时，过多关注了少数人高档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例如马桶垫问题、奢侈品问题等；而对许多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关注不够。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仅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设计的根本方向，而且直接影响能否正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状况。“我们现在的基本情况是，百姓有很多基本的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而且在中国经济内部，还有很多相对比较落后、增长潜力非常大的地区。”[7]如果我们重视这样的观点，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薄弱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品质不高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会过度焦虑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运用“人民逻辑”思考问题，我们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具体政策设计上可能就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只有坚持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重要讲话，我们才能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二)在市场层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原理，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完善市场体制，减少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配置资源，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推动供给侧结构不断优化。

西方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划清同西方供给学派的界限，不能迷失前进的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是一样的，西方供给学派某些工具层面的基于市场规律而提出的政策主张，如果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状况，我们也可以借鉴。例如通过减税、刺激储蓄和投资、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等，不断提升我国供给结构的质量。

(三) 在政府层面，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规律双重作用的原理，我们知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全部作用。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作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公共服务、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填补市场空白等方面。我们不能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迷信宏观调控，导致政府过度干预。但也必须客观认识到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经济学基于市场规律提出的许多具体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例如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论述、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需要调节的论述以及基于宏观总量控制的财政、货币、社会福利等政策主张，都是可以借鉴的。

综上所述，只有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才能弄清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指向。所以，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厚的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