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祥，孙 悦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郑玄是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虚心好学，先后从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等人受业。由于《世说新语》载马融谋杀郑玄一事，使得后世不少学者认为郑玄与马融关系不好，郑玄甚是鄙视其师马融；甚至有人否定郑、马师生关系，认为郑玄未曾从马融受业。这些传闻不仅严重地影响了马融的人品与学品，也影响了郑玄的人品与学品，故不可不作一详细考辨，以明其原貌。

一、马融待郑玄甚厚

众多史料表明，郑玄曾从马融受学。《后汉书·郑玄传》：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1]1207。《后汉书·卢植传》亦云：“少与郑玄俱事马融。”[1]2113《东观汉记·马融传》：“马融才高博洽，为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2]454司马彪《续汉书·卢植传》：“植字子干。少事马融，与郑玄同门相友。”[3]279《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玄之右扶风，事南郡太守马融。”[4]557《郑玄别传》：“扶风马季长以英儒著名，玄往从之，参考同异。”[5]189可见郑玄从马融受业乃不争事实。

《世说新语·文学》载马融欲害郑玄一事：

郑玄在马融门下……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5]189-190

刘孝标作注时对此已作了驳斥：“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5]190王鸣盛亦云：“融欲害郑，未必有其事。”[6]1194余嘉锡云：“马融送别，执手殷勤，有‘礼乐皆东’之叹，其爱而赞之如此，何至转瞬之间，便思杀害！苟非狂易丧心，恶有此事？裴启既不免于矫诬(1)，义庆亦失于轻信。孝标斥为委巷之言，不亦宜乎！”[5]192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儒马融（79－166）虽然染有享乐、重生思想，但并非品德败坏之人。郑玄在马融门下七年，于桓帝延熹九年（166）辞归。此时马融已高寿八十八岁了，又是将亡之人，又怎会有如此丧心病狂之举呢？后世不乏误信者，甚至有人据此而怀疑二人师生关系(2)。其实，郑玄与马融不仅有师生关系，而且马融待郑玄甚好，郑玄对其师马融亦无反感。

《后汉书·郑玄传》：“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1]1207《后汉纪·孝献皇帝纪》：“融门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玄）至三年不得见。”[4]557学者多认为，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是马融轻待他的结果。其实不然。马融因罪流放朔方，流放归来时已经高龄七十五了(3)。后又以年老多病而致仕。这时马融已经名扬天下，他根本不需要以教授学生来养家糊口，众多从其求学者多是慕名而来，郑玄本人亦是如此。因名望远播，以至郑玄拜见马融时其生徒竟多达四百余人（《东汉观记》更言“常有千数”），有一定造诣者多达五十多人。马融年老多病，加上生徒众多，马融不可能一一授学，故只能由高徒代为传业。郑玄新来，名不为马融所知，故三年不得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闻郑玄之名后，马融立即召见之。《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玄讲习弥笃，昼夜不倦。融见奇之，引与相见。”[4]557《后汉书·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1]1207在此后的授业过程中，马融对郑玄是非常赏识的。《后汉纪·孝献皇帝纪》：“融见奇之，引与相见，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4]557《郑玄别传》：“时涿郡卢子干为门人冠首，季长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干得三。季长谓子干曰：‘吾与汝皆弗如也。’”[5]189郑玄辞归时，马融大为感叹。《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叹曰：“诗、书、礼、乐，皆以东矣。”[4]557《后汉书·郑玄传》：“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1]1207《郑玄别传》：“季长临别，执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5]189这些表明马融对郑玄是比较赏识的，其待郑玄并不算薄。

二、郑玄鄙马融实是误读

郑玄对其师马融又如何呢？王鸣盛云：“郑鄙融却有之。……郑虽师融，著述中从未引融语，独于《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云：‘俗人，马融之徒。’”[6]194《礼记·月令》：“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郑玄注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7]1365孔颖达《礼记正义》：“俗人谓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7]1365汉代盛传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以至有《周礼》为周公所作之说。《月令》为《礼记》中的一篇，故汉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月令》乃周公所作。汉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等人皆认为《月令》为周公所作(4)。可见，郑玄所谓“俗人云”指的是当时流行的说法(5)。《郑志》：“今人识之，故不从纬与俗儒也。”[8]374此处“俗儒”与上文“俗人”意同，皆指当时流行的说法。数百年后，孔颖达不悟此说（或怕人不悟此说）为汉代流行说法，又因贾逵、马融名气较大，故引二人为说。王鸣盛不知人论世，而断章取义，以此语证明郑玄鄙视马融，实是一种误读。

郑玄《礼序》：“世祖以来，通人达士(6)，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9]636在此，郑玄称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人为“通人达士”和“君子”，又焉能在《月令》注中鄙视贾逵和马融呢(7)？《郑志》云：“答炅模云：‘为《记》注时，执就卢君，先师亦然。然后乃得《毛公传》，既古书，义又宜。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8]302如上所说，郑玄与卢植友善，且二人同时师于马融。故此处“先师”指的是马融无疑。由以上可见，“郑玄对马融还是极为尊敬的”[10]96。

三、郑玄多引马融说

王鸣盛云：“郑虽师融，著述中从未引融语。”[6]1194马国翰《马融〈周官传〉序》云：“融说又往往为郑君所不取。”[11]509事实是否如此呢？马融曾遍注群经，惜皆亡佚，仅有少数佚文存世。从现存佚文来看，郑玄经注多引马融注。郑玄《尚书大传注》：“马氏以为六宗谓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12]92马氏显然指的是马融。据学者研究，郑玄《周易注》多受马融《周易注》影响(8)。马融《周官传》早佚，仅存佚文70 余条。今本《周礼注》中，马融大量引用刘歆、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等人观点，却无“马融云”“马季长云”等字眼。但将今存马融《周官传》佚文与郑玄《周礼注》细加比较，便可发现，马融79 条佚文中，同于郑玄者33 条，不同于郑玄者39 条（内含12 条解释重点不同），无法比较者7 条（内含1 条无法判断者）(9)。这些表明，郑玄对马融说并非“往往不取”，而是多有所取。

郑玄《周易注》《周礼注》等从马融说者不少，却为何只字不明言呢？这当与汉代经注体例有关。汉代师法、家法盛行，注经者并无一一注明前代师说之惯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和赵岐《孟子注疏》完整流传至今，可以为证。郑玄曾遍注群经，今三《礼》注和《毛诗笺》完整流传至今。考之《毛诗笺》，郑玄并未一一注明前代师说。《仪礼注》和《礼记注》亦是如此。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曾从张恭祖习《周官》和《礼记》，但郑玄在《周礼注》和《礼记注》中均未引张恭祖说。可见郑玄注经亦从此惯例。孙诒让云：“群书引马传佚文，与郑义往往符合，而今注内绝无楬著马说者，盖汉人最重家法，凡称述师说，不嫌蹈袭，故不复别白也。”[13]8孙氏所言甚是。西汉五经章句愈演愈繁琐。物极必反，东汉注疏日渐简约。至东汉时，各经皆历多代传承，历多位经师传授，如果将前代师说一一注明，反倒会使注疏愈传愈繁。这便是汉代注疏皆不一一注明前代师说的重要原因。郑玄《周易注》等不标明师说亦是如此。

郑玄经注不标明师说，为何《周礼注》又大量引录杜子春、郑众、郑兴等人学说呢？这与《周礼》特殊性有关。汉代五经皆有今文传本，这些今文传本有助于晚出古文传本的识读。《周礼》是晚出的古文经，却无与之相依辅的今文传本，这使得《周礼》的识读更为困难。同一字，杜子春、郑兴、郑众等人解说不一，可资为证。《周礼》出现于西汉前期，但一直流传不广，更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校读、整理。刘歆从秘府中得到此书，加以校读、整理，这便是汉代《周礼》最早的校勘本。刘歆传杜子春、贾徽等人。杜子春传郑兴，郑兴传其子郑众。贾徽传其子贾逵，贾逵传马融。以刘歆一人之力去识读“天书”《周礼》，自然会有众多不解、不妥之处。于是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皆再加以注说。郑玄《礼序》：“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9]636这些注本郑玄皆一一读过，故能评其优劣。由于《周礼》流传时间较短，传者不多，注释本更有限，不过数种而已，并且个别注本价值不大，基本可以忽略。正基于此，为了显示不专于一家、择善而从的原则，郑玄对有一定价值的旧说，不论是否认同，皆多加以摘录。这便是郑玄《周礼注》大量引录前代注说的重要原因。因其师从马融、张恭祖，故对二师之说，虽多有采纳，但遵从惯例，均未作详细注明，而是混于自己解说之中。在众说之中，二郑注说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出于家族意识，郑玄对二郑注说特广加引用，以扩大二人影响。

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9]636

二郑“粗识”《周官》之义，且二人注“不显传于世”，但出于家族意识，郑玄对二郑注释特加广为引录，“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郑兴跨越两汉，卒于东汉光武帝之时。其子郑众生年不详，卒于章帝建初八年（83）。郑玄对自己近百余年前的二位本家尚且如此“关照”，对其师说焉有不取之理呢？张恭祖说不见于后，或许由于其说少有创见，故其说没有以明言的形式保存下来，而淹没于众说之中，因此无由考得。马融说尚有少许遗存，故能考知一二。

简而言之，从二人关系来看，郑玄对马融甚是尊敬、崇拜，而马融对郑玄也甚是赏识和关爱。从学理来看，虽然郑玄后来者居上，其经学成就远超其师马融，但对其师学说采纳颇多，并非后世学者所言“往往不取”。由此可见马融、郑玄师徒二人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后世小说所载轶事传闻不足为信。

注释：

(1)余嘉锡认为《世说新语》此条采自裴启《语林》，故有此论。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 页。

(2)如曹元弼著《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否定郑玄曾从马融受业。

(3)详情参见拙作《马融年谱》，黄山书社2019年版，第182页。

(4)参见王锷著《〈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9 页。

(5)华喆认为，“郑注中的‘俗人’只是流俗之见的意思，并不针对具体某个经师”。参见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7 页。

(6)此处“通人达士”是指以下诸人，而非专指郑兴一人。

(7)叶纯芳怀疑此文可能为后人所孱入，非郑玄《周礼注》原文。参见叶纯芳《郑玄〈周礼注〉从违马融〈周官传〉考兼论汉人师法、家法之议与曹元弼〈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九卷第一期，第178页。

(8)详情参见陈居渊《郑玄〈周易注〉源自马融〈周官传〉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 期。

(9)详情参见叶纯芳《郑玄〈周礼注〉从违马融〈周官传〉考—— 兼论汉人师法、家法之议与曹元弼〈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九卷第一期。